前言
唐代詩歌標誌著我國古代文學發展的極為重要的階段，呈現出空前繁榮的景象，代表了我國古代詩歌的最高成就。
從現存近五萬首詩歌來看，唐詩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的社會生活，詩歌題材的領域得到前所未有的開拓。唐代又是一個詩人輩出的時代。僅《全唐詩》所錄即達二千多家。李白、杜甫、白居易等都是負有世界聲譽的偉大詩人。唐代開宗立派、影響久遠的大家，不下二十人。其餘特色顯著、在文學史上有一定地位的詩人，也多達百人。唐代詩壇多種藝術風格的爭奇鬥豔，詩歌體制的完備成熟，形成了百花齊放的壯觀，可以和思想史上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前後媲美。唐詩，是我國文學遺產中最燦爛、最珍貴的部分之一。
在唐詩研究中，困難不在於描述唐詩繁榮的盛況，而在於正確解釋繁榮的原因。
我提出自己一些淺顯的看法，希望能引起大家進一步的探討。
唐詩繁榮的局面是當時經濟、政治、文化等特定條件所促成，也是詩歌自身傳統發展的結果。
唐代高漲的經濟和文化
唐詩的繁榮首先跟唐代高漲的經濟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文學藝術的發展，和政治、法律、哲學等其他上層建築一樣，總是以經濟的發展為基礎的。恩格斯在論及十八世紀法國和德國哲學繁榮的原因時指出，“哲學和那個時代的文學的普遍繁榮一樣，都是經濟高漲的結果”。由於隋末農民大起義對於魏晉以來世族莊園經濟的摧毀，由於唐初“均田制“的推行以及其他一些有利於生產發展的措施，促成了唐初一百多年的經濟高漲，出現了我國封建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座高峰。唐時的中國是當時東方最強大的封建國家。正是勞動人民，主要是農民階級的辛勤勞動，創造了雄厚的社會財富，成為包括詩歌在內的唐代文化發展的物質基礎。
唐代國際文化的廣泛交流，國內各民族文化的密切融合，唐王朝對思想文化採取相對自由的政策，儒、道、佛思想容許同時並存等等，都是促成唐代文化普遍高漲的有利因素。尤其對詩歌發生直接影響的音樂、繪畫、書法、舞蹈等藝術門類，都獲得高度的成就。
沒有唐代音樂的普遍發展，就不可能出現白居易《琵琶行》、韓愈《聽穎師彈琴》、李賀《李憑箜篌引》這類描摹各種器樂曲達到出神入化境界的詩篇。唐代的一部分詩篇是可以合樂歌唱的，王昌齡、王之渙、高適旗亭畫壁的傳說，元稹的“數十詩”曾由余杭一位善彈箜篌的歌女商玲瓏演唱，都是例證。
唐代題畫詩的興起顯然派生於繪畫藝術的發展。象王維既是山水畫的大家，又是南宗山水畫的開創者，他自稱“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這些藝術品類之間的創作精神是相通的，它們互相吸收，彼此促進：畫家吳道子曾學書法於張旭，提高了自己的畫境；張旭觀公孫大娘的《劍器渾脫》舞，“自此草書長進，豪蕩感激”；杜甫的名作《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詩風也宛如雄武健美的舞蹈，表現出相似的矯捷奔放的氣勢。
張旭的草書，李白的詩歌，裴旻的劍舞，就被並稱為“三絕”，各臻其秒，相得益彰。可以說，唐代的各種藝術品種共同形成了一個時代的高度藝術水平，這為唐代詩人從事創作提供了豐富的文化積累和藝術營養。 唐代政治制度的變革
庶族地主階層是唐代詩壇的主要社會階級基礎，唐詩的繁榮又決定於這一階層力量的蓬勃發展。
唐代正處在以新的封建等級制度代替舊的封建等級制度的時代，在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這一主要矛盾的制約和影響下，統治階級中的世族地主和庶族地主的勢力發生了急劇的不同變化。
隋末農民大起義，沉重的打擊了以佔有奴婢、部曲等勞動人手為特徵的世族地主的經濟力量，庶族地主的勢力便應運而生，得到巨大的發展。經濟地位的改變勢必引起政治地位的改變。庶族地主與世族地主發生重新分割政治權力的鬥爭。
李唐皇族原是隴西大姓，但與山東舊族（指居住在華山以東地區的王、崔、盧、李、鄭等世族）存在尖銳矛盾。在這一斗爭中，皇族地主是和庶族地主站在一起的。唐太宗李世民下令重修《氏族志》，高士廉等竟然仍定崔姓為第一，皇族李姓為第三。李世民直接規定
“不須論數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用官職品級代替門第、身份作為劃分氏族等級的新標準，藉以貶抑世族。高宗李治時，宰相李義府因“恥其家代無名，乃奏改此書”，進一步規定“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於是兵卒以軍功緻五品者，盡入書限，更名為《姓氏錄》。由是縉紳士大夫多恥被甄敘，皆號此書為‘勳格’”。
“地實寒微”的武則天執政時，更破格任用了一些庶族地主中的人物，其中許多就是因為文學見長而被提拔的。這樣唐王朝雖然仍是整個地主階級對農民階級的專政，但庶族地主階級卻已形成一種新的政治力量，走上了歷史舞臺。
庶族地主階層屬於剝削階級，是整個地主階級的一部分，因而在根本上是堅決維護封建制度的。但是他們的社會地位不高，不象世族地主享有許多封建特權，比較瞭解人民的某些願望和要求。他們是唐代歷次“黨爭”中地主階級革新派的階級基礎，也是唐代詩壇的主要社會基礎。
已知的唐代二千多位詩歌作者，來自不同的社會階層，有工匠、舟子、樵夫、婢妾等被社會底層的勞動人民，也有出身世家豪族的貴族詩人，但其基本隊伍是寒素之家的封建知識分子。他們雖然積極躋身於封建統治上層，但大多數仍然沉淪潦倒，流浪江湖，經歷了種種坎坷不平的遭遇，比較接近下層，加深了對於社會生活和鬥爭的認識。
尤其重要的，確定一個詩人是什麼階級或階層的代表，並不僅僅決定於他的出身。即使象杜甫那樣出身於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生當免租稅，名不隸征伐”（《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享有免賦免役的封建特權，但是，他的思想仍然反映了當時庶族地主階層的物質生活和社會地位所決定的利益和要求，也不能越出庶族地主階層所越不出的根本的階級界限。他也是這一階層的代表詩人。沒有庶族勢力在經濟上、政治上的勃興，也就不可能會有代表他們利益和要求的詩人們在唐代詩壇上的活躍。
唐代以詩賦取士為重要內容的科舉制度，是打破世族壟斷政治、為庶族大開仕進之門的新的官僚選拔制度，也是促成唐詩繁榮的一個直接因素。曹魏以來實行的九品官人法，造成了世族對政權機構的世襲壟斷。
唐承隋制，發展了科舉制度，設置進士、明經等八科來選拔人才。後又以明經、進士兩科並重，又逐漸演變為進士科最為時所崇尚，臺省要職、州縣官吏多為進士科出身者所佔據。而進士應試的主要科目就是詩賦。從過去依門第、身份得官，改為憑詩賦入仕，進而改變等級地位，這個重大變化不能不在地主階級內部兩派之間引起激烈鬥爭。世族舊勢力雖然已經大大削弱，但仍以族望、門第矜重於世，“雖國勢不能排奪”，並在政治上互相勾結，攫取權利。如李治時的李敬玄，“前後三娶，皆山東士族，又與趙郡李氏合譜，故臺省要職，多是其同族婚媾之家” 。這是撇開進士科與庶族爭奪權力的一種手段。
不少世族的政治代表更公開反對進士科，以唐代中葉的幾個宰相為例。楊綰認為進士科造成“幼能就學，背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的“積弊”，要求取消。鄭覃“雖精經義，不能為文，嫉進士浮華，開成初，奏禮部貢院宜罷進士科”。權德輿“未嘗以科第為資”。說的最明白的是李德裕。他首先申明：“臣無名第，不合言進士之非。”這一自辨正好說明名門望族對進士科的敵視。他接著說：“朝廷顯官，須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習舉業，自熟朝廷間事，臺閣儀範，班行準則，不教而自成”，而“寒士縱有出人之才”，“固不能熟習也”。他家甚至不置《文選》，鄙視進士科的詞章之學，“惡其祖尚浮華，不根藝實”。
李德裕在唐後期不失為一位有所建樹的宰相，但在進士科問題上，卻典型的反映了世族的觀點。世族勢力的反對雖然一度影響到進士科的一些設施，然而終有唐一代，這一制度仍相沿不變。進士科不僅吸引庶族，甚至也吸引世族。要求取消進士科的楊綰，自己就是進士出身的，而且參加唐玄宗親自主持的考試，以詩賦名噪一時。李德裕反對進士科的同時，也承認他祖父李棲筠在天寶末年因“仕無他伎”就是沒有其他門路，不得不舉進士。連唐宣宗李枕也以自署“鄉貢進士”為榮。
世族反對進士科的失敗，其原因不是象某些封建史學家那樣歸結為帝王的“好雕蟲之藝”，而是皇族地主為了鞏固他的政權，通過科舉儘可能地擴大它的統治基礎，吸收當時日益強大的庶族力量參加政權。李世民在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高興的說：“天下英雄入吾轂中矣”，就是最好的說明。
詩歌的普及，以詩取仕
唐代詩人大都是庶族出身的舉子。詩歌成為他們進入仕途的捷徑。雖然試帖詩由於內容的陳腐和形式的呆板，很少有什麼好詩，但以詩取仕的制度，對於重視詩歌，愛好詩歌的社會風尚形成，對於詩人們一般詩歌技巧的培養和訓練，對於詩歌藝術經驗的積累和研究，無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宋代嚴羽說：“或問唐詩何以勝我朝？唐以詩取士，故多專門之學，我朝之詩所以不及也。”以詩取士，使得整個知識分子階層幾乎都是詩歌作者，確實使詩歌成為唐代文化領域中的一個“專門”，成了知識分子畢生學習、專研的必修科目。唐代詩歌的繁榮，是離不開這個詩歌大普及的局面的。
唐詩與社會生活的特殊聯繫
與以詩取士的影響相輔相成，詩歌在唐代的社會應用價值得到空前的提高。這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中是任何一種文學樣式在任何時代所罕見的。詩人們可以利用詩歌來博取帝王貴族的賞識，也用它作為傲視上層社會的資本，“千首詩輕萬戶侯”。向達官貴人干謁求進用詩，送人出使、還鄉，慰人貶官、下第，也得用詩。
詩歌的影響遍於許多社會階層。元稹、白居易的詩曾傳誦於“牛童、馬走之口”，寫在“觀寺、郵侯牆壁之上”，歌妓演唱，村童競習。從李世民延請“四方文學之士”，備極獎掖，時人羨稱“登瀛洲”，到前面已提及的王昌齡等人旗亭畫壁的傳說，詩人們憑藉詩歌贏得了社會的尊重和榮譽。唐詩與社會這種特殊的聯繫，與詩人們的生活、地位如此休慼相關，這種情況，既是唐詩繁榮的反映，也是唐詩繁榮的一種原因。
詩歌自身傳統的發展
唐詩的繁榮還取決於詩歌自身傳統的發展。我國詩歌以《詩經》、《楚辭》為最早的高峰，但四言詩和辭賦在唐以前已經衰落和僵化。一種新的詩體—所謂近體詩，在六朝時逐漸醞釀、發展。齊永明以後詩人講究聲律，創作“新體詩”，到梁、陳時更加細密，終於在唐初沈佺期、宋之問手裡產生了完整的五律和七律。長篇排律也在唐初出現。五絕源於六朝樂府和文人的聯句，到唐初開始流行；七言四句的詩體起於六朝樂歌，文人寫作七絕始盛於武則天和中宗李顯時期。
近體詩經歷了長達二百年的逐漸演進的過程，正展示著廣闊的發展前景。唐初的兩個現象很值得注意：一是有關於聲律對偶的著作大量出現，一是大型類書的成批刊行，都適應了律師發展的需要。而歌行、樂府等古體詩也仍然具有另闢蹊徑、別開生面的廣大可能。事實上正是如此。唐代詩人為了反映重大社會問題或抒寫深刻的政治感慨的需要，更多地運用篇幅較長、格律較寬的古體詩，在創作實踐中創造出許多新體，形成唐代古體詩的獨特面貌。當時其他的文學樣式，如駢文已經僵化，短篇小說（傳奇）和詞在唐代後期才逐漸興起，戲曲還處在萌芽狀態。除了散文在反對駢文的鬥爭中獲得重要成就外，只有詩歌，才具備廣闊發展、不斷創新的內在條件，是作家們反映生活、述志抒情、馳騁才華的理想領域。這就是唐詩繁榮的一個內在因素。
結語
經過歷代先驅者的努力，五七言古體詩已經成熟，律絕詩也基本上跨越了它們的試驗階段，足夠唐代詩人自由採用。前輩們積累起來的藝術經驗，充分表現了漢語之美的多種樣式，都使得他們易於借鑑先賢，馳騁才力，抒發情感，來擴大詩的反映面，提高詩的表現力。所有這些原因綜合起來，就使得唐詩空前繁榮，前無古人 ，後無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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