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古人云，衣以彰身。服饰作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仅仅是人们的遮身蔽体之物，也代表着文化的进步，政治历史的变迁，是一部行走的“史书”。
现代文学作家中，很难找出还有谁像张爱玲那样津津乐道于服饰了。
从小一直穿继母旧衣服的她，早早内心就发过誓：“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中学时发愿“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十四岁拿到第一笔稿费给自己买了一支口红。”大学奖学金全都用来做服装；与好友炎樱合开时装店……
如果生活在今天，张爱玲没准儿就是个名副其实的时尚美妆版主编。衣如其人，“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她用服饰作宣言，证明了自己，不负此生。
衣如其人，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code>
张爱玲对服饰的独特审美品位，是她在封建化与西洋化交织的大家族下的“古老印记”。她的文学小说世界，充满着各式各样的服装，或华美，或美艳，或凄冷，或凋零……
文如衣，事如衣，最直接的表现了人的社会化，角色化。
张爱玲作品改编电影《色戒》剧照。
比如小说《色戒》的开头有一段写到王佳芝的穿着：
“脸上淡妆，只有两片精工雕琢的薄嘴唇涂得亮汪汪的……电蓝水渍纹缎齐膝旗袍，小圆角衣领只半寸高，像洋服一样。领口一只别针，与碎钻镶蓝宝石的“纽扣”耳环成套。”
寥寥几笔，就把人物形象在读者面前敞开，后来看李安导演的《色戒》时，也忍不住把这些服饰的描写和电影版进行对照。
从这个角度来看，张爱玲的书其实也算是一本《民国服饰穿搭指南》，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民国时尚的穿搭潮流。
作品《心经》：“是一个粉光脂艳的十五年前的时装妇人，头发剃成男式，围着白丝巾，苹果绿水钻盘花短旗衫，手里携着玉色软缎钱袋，上面绣了一枝紫萝兰。”
作品《五四遗事》：“薄施脂粉，一条黑华丝葛裙子系得高高的，细腰喇叭袖黑木钻狗牙边雪青绸夹袄，脖子上围着一条白丝巾。”
纱、绉、绸、缎质地的各式旗袍，西式连衣裙搭配烫发、长丝袜、高跟鞋、围巾等饰品成为当时中国女性服饰最时髦的设计理念。
不流俗、不炫耀，既有感性的叛逆，又有挑剔的优雅，身处时代巨变中的张爱玲，在作品中对女性服饰描写细腻而大胆，更表现出厚重而丰富的文化内涵，构成了张爱玲笔下千姿百态的女性世界。
衣服的色彩——女性对自我的表达
色彩不仅仅是一种具体可观的外在形象，还是一种“表情”，从而形成一种无声的“语言”。
正如张爱玲所说：“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言语，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
对色彩极为敏感的张爱玲，在文章中大量使用浓厚的色彩。葱绿配桃红，宝蓝配果绿，松花色配大红。
张爱玲作品改编电视剧《倾城之恋》剧照。
她对色彩的调配，更钟情于中国几千年沉淀的民族传统。
比如赤金、粉红、 深蓝、潮湿的绿、雪青、磁青这一类颜色的使用，使人感觉艳丽大于和谐。
借助色彩明暗对比，将鲜亮的色彩与人物内心的灰暗、苍凉相对照，将色彩的使用与人物命运的变化相对应，反映人物心理，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典型的例子体现在小说作品《红玫瑰和白玫瑰》之中，红玫瑰代表热情放浪的情人，白玫瑰象征圣洁清白的妻子，但外表看似贤良淑德的妻子却暗中与人勾结，运用白色进行了反讽。
张爱玲作品改编话剧《红玫瑰与白玫瑰》剧照。
描写王娇蕊的出场时，她写到：
“一件曳地的长袍，是最鲜辣的潮湿的绿色，沾着什么就染绿了。她略略移动了一步，仿佛刚才所占有的空气上便留着个绿迹子。衣服似乎做的太小了，两边迸开一寸半的裂缝，用绿缎带十字交叉一路络了起来，露出里面深粉红的衬裙。”
这里“深粉红”和“鲜艳潮湿的绿色”就是色调反差极大的对比，但恰恰是这种看似不和谐才更反衬出王娇蕊带有撩拨性的诱惑，犹如红玫瑰般热情放肆的天性。
现实生活中，张爱玲所偏爱的是鲜辣光辉的颜色。然而我们回归到她的作品时，会发现对于人物服饰的着色与她本人现实生活中的喜好是大相径庭的。
黑白两个色系是运用最多的。
《封锁》中的吴翠远：
“她的手臂，白倒是白的，像挤出来的牙膏，她的整个人像挤出来的牙膏没有款式。”
此时在张爱玲的眼里白色全然没有纯洁、干净的意思，成了扼杀女性陪葬的“寿衣”，黑色也不再是高贵大方，成了“杀人者”的制服。
充斥冷酷，空洞，满纸都是疾病与死亡的肃杀。这些黑白包裹下的女性，都在无声的折磨中消逝，仅有的挣扎并不是突围，而是更深的牢笼。
衣服的款式——女性对美的追求
1944 年，张爱玲出版的《流言》中，她将自己的照片也收入其中，其服饰也是“一袭拟古式齐膝夹”。
张爱玲本人对古旧款式复古的服饰有种特殊的情结。这在张爱玲眼里凝结了一种美，在显赫的家族回忆和不幸的家庭记忆纠结中变得残酷，又成为了痛并快乐着的温暖。
例如《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葛薇龙的日常打扮：
“穿着南英中学的别致的制服，翠蓝竹布衫，长齐膝盖，下面是窄窄的裤脚管，还是满清末年的款式。”
这段细腻的描写暗示了她当时的时代背景，交代了她的身份，又暗示出她过度在意外表、轻浮浅薄、贪图享乐的性格缺陷，从而象征性的暗示了她必然沦落的悲惨下场。
从审美的角度看，张爱玲笔下的服饰款式颇具美感。式样繁多，各具特色，有简单大方的学生装，有旧式的长袍大褂，还有流行时尚的短裤、衬衫、睡袍，其中最具典型的是中国的旗袍。
旗袍本属于满族的传统服饰。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涨，西方文化的入侵，女性意识逐渐觉醒。在 20 年代到 40 年代之间，旗袍也进行了很大的改良和进步。
衣袖和裙裾不断减短，镶滚变细甚至消失，衣服逐渐由宽松到修身，女性的体态曲线逐渐得以体现。从衣领设计上看，“先是时兴低领，继而流行高领，即使在盛夏酷暑，薄如蝉翼的旗袍必须配上高耸及耳的硬领，以示时髦。”还有百褶裙、荷叶袖等大量西式服装的采用。
在《半生缘》中，曼璐穿着“黑色长旗袍，袍叉里露出水钻镶 边的黑绸长裤”。再后来，长及脚面的旗袍开始流行起来。如《五四遗事》中的密斯范上袄下裙是当时女性流行的穿着，小说中描写到：
“脖子上围着一条白丝巾，周身毫无插戴，只腕上一只金表，襟上一支金自来水笔”。
白丝巾是当时流行的饰品，金表的流行是由于旗袍衣袖剪短，金自来水笔是知识分子的标志。抗战爆发后，人们爱国抗战的热情高涨，使之支持国货，追求朴素的衣着。其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还体现在年轻的知识女性穿着男装。
张爱玲作品改编电视剧《半生缘》剧照。
《相见欢》 里伍太太的女儿苑梅：
“头发扎马尾，穿长裤，黯淡的粉红绒布衬衫，男式莲绒灰绒线背心”。这些细节显示女性有了独立的价值观。
衣服的质地——女性对命运的呐喊
服饰的质地种类繁多，更是体现了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现代精神的交叉渗透。从质地上我们可以分为，竹布的、棉的、纱的、丝绸的、天鹅绒的、软缎的。
首先服饰的质地体现了人物一定的身份和等级。
从古至今，服饰都是高低贵贱和地位的标志，绫罗绸缎是富贵的象征，棉麻布料则是底层人员穿的。
《琉璃瓦》中的姚家老爷生了七个女儿，虽然家境并不阔绰，但姚先生对他的几位待嫁女儿做了 “极周到的计划”，把功夫主要花在了服饰上。
大女儿铮铮三朝回门穿的是青狐大衣，里面穿着泥金缎短袖旗袍；二女儿曲曲见心上人王俊业时穿着乳白冰纹绉的单袍子，三女儿心心穿着藕色镂花纱旗袍。
张爱玲在写作中所流露的审美倾向好像与她自身的特立独行相违背，但实际上这些都是为了适应人物，突出人物个性，暗示人物身份，推动剧情发展，预示人物命运，为后文埋下伏笔。
再如棉布是底层人士的典型穿着。
小说《花凋》中的小姐们穿不起丝质的新式衬衫，又嫌布褂子累赘，于是干脆索性 就穿了一件空心的棉袍夹袍。
小说里的郑川娥夏天浅蓝，冬天深蓝，终年穿着蓝布长衫。似乎家庭中的败者和胜者，都是由服装检验着。
历次争夺战中的败者川娥穿着一袭不合体的白裙装，成为她被冷落、 遗弃直到最后悄然凋谢的悲剧命运的最有力见证。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就在岁月流转中体会到了生命的流逝，爱情的破灭，人性的幻灭。当姜季泽突然造访时，曹七巧的装扮是：
“家常穿着佛青实地纱袄子”上精心搭配了“一条玄色铁线纱裙”。
薄纱的质地会给人以若隐若现的性感魅力，表达了曹七巧内心深处对爱情的向往让她不由自主想借助服饰表达。
张爱玲作品改编电视剧《金锁记》剧照。
而曹七巧十八九岁做姑娘的时候，又是如此的服饰：
“镯子里也只塞得进一条洋绉手帕…… 高高挽起了大镶大滚的夏蓝布衫袖”。
夏蓝布的质地，让我们在质朴的衣料和简洁色调中体会到了曹七巧散发的青春气息。洋绉，为表面呈绉缩状的纺织物，就是“舶来品”，在家境一般的曹七巧身上搭配如此质地的手帕，更加显现以服饰风格朴素淡雅的规范下，曹七巧对于时髦和华贵的追求。
服饰在千百年的发展中凝结了本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浓厚的文化积淀，也体现了人类的心理意识。
服饰描写成为了张爱玲刻画女性性格和命运的重要手段，有着烘托人物心理，渲染艺术氛围，刻画人物性格，暗示人物命运的作用。
在对于女性地位的揭露，女性的身体美、 服饰美和命运的相对比上，她的“每一笔都是严格地写实。
就像一部行走的“纸上电影”
张爱玲在作品中的服装设计
虽看似定位在服饰，但定位却在文化。
在痛苦与欢乐、
爱与恨、落寞与辉煌之中，
张爱玲赋予了服饰更多的灵魂。
同时，也体现了她对于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回归和认同。
文:国粹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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