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湖北除武漢外，各個地市宣佈封城的第49天。
“沒有盼頭，不知道要封到什麼時候。我已經在絕望的邊緣了。” 在結束與葉曉蓉通話的前半分鐘，我聽到了電話那頭的哽咽聲。
臨近3月10日前的幾天，葉曉蓉開始整宿整宿地失眠。10號，是湖北省前期公佈的復工日。夜裡，她在床上抱著手機，不停地刷新新聞，期待那個訊息突然在屏幕上出現。
可惜，她沒有等到任何有用的消息。
湖北封城的消息發佈不久，葉曉蓉在微博上分享了湖北外地工作人員建群的消息，陸陸續續有將近1500人聯繫她，隨著人數增多，她建的微信群由一個變成了三個。
“群裡都在盼著什麼時候能出去，幾乎每天都有人崩潰，有時候偏激點的人會說，早知道這樣，
還不如染上肺炎死了算了，這樣子還不是在變相等死”。葉曉蓉所在的交流群裡，收入中斷、貸款壓力、食品短缺，長期困於室內的焦躁，沒有盼頭的等待……將人們的神經摺磨得極其脆弱，隨時都能有一根稻草，壓垮其中一部分人的意志。
困在宜昌的高陽，前後加了5個微信、QQ群。“裡面大都是跟我一樣，沒地方發洩，焦慮得不行的人。我們湖北在外面工作的人中，能有幾個領著旱澇保收的薪水？對大多數來說，現在沒收入，一家人吃什麼”。
01
“等青菜，等了26天”
葉曉蓉一家5口，呆在襄陽市保康縣城的一套兩居室內。“5個人在家裡，大眼瞪小眼，大家情緒都很不穩定，不敢怎麼說話，害怕隨時會崩潰。”
對他們來說，首當其衝的問題，是食品和生活用品的極度短缺。
“女兒幾十天吃不到蔬菜，嘴裡長了一嘴的水泡。不怕你笑話，我用的衛生巾都是過期的。”
葉曉蓉所在的小區沒有社區代購員。她採購的唯一途徑，是打電話請超市配送。整個保康縣城僅有兩家超市營業，服務能力極為有限。她從封城開始，接連打了將近1個月的電話，超市都未能上門配送，“只能家裡有什麼就吃什麼，還好米、面這些還夠。”
直到2月19日，她把女兒嘴裡長滿水泡的照片發給了超市工作人員，對方出於同情，上門配送了一批蔬菜和水果。這是封城後的第26天。
不知道下次何時能買到菜，她和婆婆一起，把大部分青菜都用鹽水醃了起來。
女兒一直吵著要吃雞翅，這天葉曉蓉特意拜託超市的配送人員，順路代買了一些雞翅，等女兒吃完一半她嚐了一口，發現肉有些酸味，“我讓她別吃了，她好像沒聽見，我一把打掉了她手裡的雞翅，孩子哇地一聲哭了，說‘媽媽我實在是太想吃雞翅了’。”
藥物也是個問題，葉曉蓉的公公有高血壓，需要長期服用藥物，“其中的兩款處方藥已經沒了，必須要到醫院才能開，現在也只好暫停”。
葉曉蓉有個遠方親戚得了食道癌，因為封村出不去，沒法到醫院檢查治療，只能在村內診所靠打點滴維持。
困在孝感大悟縣的李巖，前些天也因為家裡老人的高血壓藥物焦灼不已，“志願者幫忙找了6天才買到，當時家裡剩的藥只能撐幾天。” 他現在最擔心的，是老人一旦生病，上醫院恐怕都是個難題。
封城一週後，李巖所在的社區開始提供代購服務，但品類極為有限，“能提供什麼菜就吃什麼，水果肯定是沒有的”。
相比之下，高陽和身處荊州洪湖的倪安毅情況要好得多。
基本的生活所需，高陽和家人都可以網購解決。倪安毅所在的社區，每個社區管理員負責20多家住戶的代購服務，除此之外，倪安毅組建了一個小區住戶自救群，“洪湖本身農產品供應充足，我們就讓有超市、農貿資源的業主聯繫供應鏈，各家提需求，彙總後採購，再跟社區申請車輛配送，蔬菜、肉蛋、水果、零食，我們都能買到。”
02
“再人性化的公司，
也沒法接受你長期不上班”
工作與收入，是最現實，也是最沉重的壓力。
葉曉蓉公司的HR，前些天已經開始婉轉地勸她離職，“公司還在創業階段，大家都不容易”。她老公就職於大型互聯網公司，近些天來也充滿了危機感。
“我34歲，他37歲，我們倆這個年齡，再找工作都不容易”，近兩個月來，葉曉蓉和老公的薪水，只拿到了以往的三分之一。倆人在深圳的房貸和車貸，加起來每月要還2萬左右。 如果不能返深上班，家裡的積蓄最多能撐半年。
葉曉蓉和老公不敢過多地討論工作和未來，“壓力太大了，怕說多了就吵起來了”。
高陽的工位，已經暫時被同事替代了。“公司打電話一直說盡量3月初過來，這麼拖下去，工作早晚被別人取代。再人性化的公司，你長期不上班，也沒法接受。”
他從2003年來到深圳，一家四口租住在城中村裡，妻子去年辭去了工作專職帶娃，全家靠他一人的收入維持。“1月、2月、3月的房租一分不少地交了，我2月份工資是一分都沒有的。”
李巖不擔心自己的工作，但妻子已收到了公司的暗示，“她們本身經營就不樂觀，幾條業務線都在出售了。”
葉曉蓉和老公平時工作極為繁忙，孩子都由婆婆照顧，夫妻倆一週和女兒見不了幾面。“像我老公，每晚回到家都已經10點了，年關那段基本上要熬到2、3點甚至通宵，回到家女兒睡了，一睜眼女兒又上幼兒園了，只有週末才能看上幾眼”。
由於經年累月的加班，丈夫原本計劃熬到四十歲，攢下一筆積蓄，就辭職做點生意養家，“現在這個情況，計劃也完全打亂了”。
“從前上班總是有很多怨言，工作太累，陪不了女兒，現在就想著，快點放我去上班吧。”
有時候女兒看著葉曉蓉說“媽媽你不太高興”，她問孩子“你怎麼知道”，女兒說，“我看你臉色不對，是不是不能上班了不開心”。
03
“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出去，
這是最讓人難受的”
倪安毅所在的社區，每天除了調查體溫及健康狀況，還要求住戶填寫“心理健康，是否有焦慮情況”一項，“困在屋裡幾十天，大家都很焦躁、壓抑，心理很容易出問題的”。
倪安毅小區裡有鄰居，封城前剛好有農村親戚探親，因為封城回不了家，十幾口人幾十天擠在兩居室裡，“你想想多難受，微信群裡經常有樓下的住戶，讓樓上的鄰居安靜點兒，樓上的也很煩躁，說‘家裡好幾個小孩子，我有什麼辦法’。”
“現在就是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出去，這是最讓人難受的”，李巖說。他已開始在老家遠程辦公，但“回深圳，正常上班生活”是心裡最迫切的念頭。
“我們連坐牢的都不如，坐牢還知道什麼時候是個頭”，葉曉蓉最心疼的是自己的女兒。孩子只有6歲，長期悶在家裡，情緒很不穩定，“很暴躁，動不動就尖叫。”
葉曉蓉只能想盡辦法，用手工做些摺紙、圖片玩具，從冰箱裡蒐羅一些剩餘的食材，做點孩子愛吃的東西，“她想吃肯德基的雞腿，我就在鍋裡炸好，照著樣子撒點醬料哄哄她”。
“本來小孩有吃的有玩的，就開開心心的，可她現在吃的沒有，也不能出去玩，也沒有朋友，什麼都沒有”。
高陽家裡兩個孩子情況也差不多，“大的最近可以上網課，還充實一些，老二現在手機也不玩了，動畫片也不看了，在屋子裡焦躁不安。”
相比大多數只是困在家裡的人，倪安毅還多了一層壓力，“這段時間我瘦了10斤，吃不下東西，一直處於很焦慮、很擔心的狀態”。
從深圳回到洪湖將近兩個月，倪安毅像只驚弓之鳥，陷入了“我到底有沒有染上冠狀肺炎”的循環恐懼當中。
3月3日準備去醫院做核酸檢測之前，倪安毅坐在沙發上錄下了一段視頻。
“我在視頻裡，跟女兒說爸爸愛她，能留給你的也不多 ，就是一點點存款，這個房子。然後把銀行卡賬號、密碼都交代了一下。”
女兒去年10月出生，到現在和他共處的時間也沒幾天。“如果檢測出感染了，那就回不來了，再有個萬一，就再也見不到她了”。
大年二十八，他回家時途徑武漢，儘管全程都帶著口罩，但也不敢掉以輕心。進門之前，他讓妻子帶著孩子呆在主臥，“在門口換新口罩，全身消毒一遍，進屋趕緊衝進洗手間，洗完澡換上乾淨衣服，出來再把我碰過的東西全部消毒一遍。”
而後他把自己關在次臥，隔離了14天。這期間他一直處於忐忑不安的狀態，每天要量3、4次體溫，隔著牆壁和老婆、女兒視頻聊天。
謹慎起見，他2月17日才開始接觸女兒，但6天后他就開始咳嗽，洪湖的藥店不允許出售感冒、咳嗽藥物，他只能靠熱水來緩解。3月2日下樓取菜回來，他開始感覺胸悶，咳嗽加重，“
我快嚇死了，好像和網上描述的症狀很相似”。
跟社區報備之後，3月3日市裡派車接他到定點醫院檢查，CT正常，血檢正常，醫生判斷為慢性支氣管炎。
根據洪湖當地規定，核酸檢測的結果不會向個人公佈。等待幾天後，他又陷入了焦慮，“會不會正在給我聯繫醫院”。
我安慰他，“都過了好幾天了，應該沒什麼問題”。
“我在醫院檢測的時候，搞不好也會交叉感染上病毒。孩子這麼小，傳染給她怎麼辦。”
從醫院回來，他再度開始了居家隔離。和妻女隔著一道牆，無聊得只能翻看成語詞典，房子買了沒多久，家裡只有兩本書。
“好想結束這樣的生活，我現在天天在群裡跟同事、同學說，‘好想上班，好想加班啊！'”
04
“媽媽，我們還能回深圳嗎？”
“我們要出湖北省，第一個條件就是，接受地縣級以上防疫指揮部要出具接收證明，但我們電話打到深圳，對方說你來我們歡迎，但接收證明沒辦法出。”
這是葉曉蓉、李巖、高陽和倪安毅面臨的共同困境。“前段時間廣東不讓我們回，現在湖北不讓我們走”。
疫情之下，頻繁的政策變化，也在加重等待離鄂人群的焦灼。
湖北省公佈的復工日期，從2月13日延遲到2月20日、3月10日。湖北潛江市近兩天來，管控通告先後變化了3次——3月11日，潛江市發佈26號通告，表示將逐步恢復交通、復工復產。2小時後，潛江發佈第27號通告，對26號通告予以取消，要求繼續嚴格管控。3月12日，潛江又發佈28號通告，公佈推進人員流動的數條措施。
省內政策具體落實到各個地方，推進情況又不盡相同。
葉曉蓉所在的保康縣，一直被劃為低風險區域。3月10日下午，《湖北日報》公眾微信平臺發佈消息，湖北中、低風險地區持健康碼綠碼人員，可以省內通行。
但截至3月12日，她所在的小區仍沒有解封的跡象，“就算不能出省出市，像我們這低風險區域，讓大家出去買點菜，總不能餓死在家裡“。
3月10日看到新聞後，葉曉蓉曾打電話給當地防疫指揮部，諮詢“能否省內通行”，但對方的回覆是“不放，省級單位說了不算，我們領導說了才算”。“那每天讓我們在湖北健康碼上打卡有什麼用呢”，葉曉蓉問。接線員來了一句，“為了拖時間”。
這個回答，倒是和高陽先前的判斷不謀而合——“感覺推出這個健康綠碼，就是給大家點盼頭，緩解一下焦慮用的。”
倪安毅從醫院回來後，他的健康碼就從綠色變成了紅色，“微博上問了下，很多人都是紅碼，有些去過醫院，有些因為咳嗽、發熱，有的是醫生或志願者，因為單位安排檢測或例行檢測”。
他打市長熱線諮詢，對方告訴他“‘健康碼’由系統大數據判別，不能人工干預，最後讓我們每天堅持打卡。”
“微博上，‘湖北人什麼時候能出省’這個話題已經有2億多閱讀量了，我們都在群裡說，哪怕是自費讓我們體檢、做核酸檢測、隔離14天、包車，我們都願意，只要讓我們出去都行”，葉曉蓉焦灼的語氣裡，夾雜著哭聲。
高陽所在的宜昌市，目前市內可憑證通行，但出省對他來說，依然遙遙無期。“湖北除了武漢，很多小地方早就清零了，就這樣一刀切地把我們困在這裡，很不公平”。
李巖還有一層擔心，“如果能出去，希望接收地能夠友善地接納我們，我有朋友前些天自駕到了深圳，他的車小區不讓進，隔離的酒店也不讓進。”
有天女兒問葉曉蓉：媽媽，我們還能回深圳嗎？
“應該可以吧”，她安慰女兒。
孩子又問，“
那什麼時候能回去呢？”“等到天晴了的時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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