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仲明
泰中實驗樓 階梯教室在一樓，也做音樂教師所用、
在泰中做了十年教書匠，離開泰興中學，在大學裡又做了30年的教書匠。
晨醒，時時回憶在泰興中學的十年時光，尤其清晰的是那三座青磚樓。辦公樓、高三教學樓和實驗大樓。
那是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建築物，如今辦公樓已經消失，另外兩座樓倖存。泰中遷移至新校區，老的校區就是一茬茬學生腦海裡回憶的舊影了。
實驗樓 是我十年間教學依存緊密的一棟樓。一樓有階梯教室，也是初中部學生的音樂教室。此教室時時被其它主課老師佔用，這些佔用階梯教室的老師既不事先通知，臨場也不打個招呼，顯示出主課教師的趾高氣昂，這大概也是泰興中學保持升學率的一個因素。
階梯教室四周無教室，學生們唱歌，不影響其它班級的教學。來到階梯教室上課的初中學生和我，看到教室被佔用，只能乖乖地回到學生原來的班級教室上課，初一初二瘦小的孩子們，還得吭哧吭哧地把風琴挪到遠處的教室。至於學生們嘹亮的歌聲干擾別的教室的上課，就不在我可以考慮的範圍裡了。
實驗樓外面有一個樓梯，中間一個門洞通往河邊，遠遠地看去，別有一番詩境。後來拆了挪到東山牆下，真是可惜了這別有意味的樓梯
階梯教室，也是每週末全校教師開會的集中地，開會，除了工作佈置，還有另一層意義，也是教育教師之地。領導在講臺上，表情嚴肅，臺下老師乖乖地聆聽（態度認真）。泰興中學是泰興縣的頂牌學校，拿區域性比，相當於南大在南京城的地位，地方雖小，泰中地位很高。在泰中教書是一種身份和榮譽，所以，學校管理嚴格和嚴肅，也是正常現象。
老師們的表現都非常乖巧，我估量他們心中有著一種潛在的恐懼意識，唯恐被裁員而到鄉下學校教書。要面子的人，調到鄉村學校教書，是身份的丟失和不光彩。人往高處走，哪能由縣裡的重點中學跌落到底層的鄉村中學呢？
最近翻看泰中老師給我看的1949年以後的教職工名單，有些名字，勾起了我舊日印象，有不少老師，在泰興中學同事不長時間，就被髮配到農村中學去了。當然美其名曰：工作需要。說“發配”，刻薄了點，但我理解和發配差不多。
我是副科老師，學校佈置教學任務的意義和我關係不大，但不可缺席，我都是選擇坐在後排。從校辦廠找來不少裁切的廢白紙條，帶上一本《書法》雜誌，用畫畫的碳素鉛筆，照著雜誌臨摹行草書的字形結構。校長的訓誡會，成了我一小時書法練習課。
高三教學樓 高三年級都在這座樓，如果那一屆班級多，南面一排平房也安置高三教室。高考任務在肩，這一棟樓的學生，當屬最用功，也最緊張的了。
這座樓，有兩件事和我有關。文革後期和文革剛結束，學習氛圍淡薄，文藝演出的風氣尤盛，曾經在這座樓排練過兩個小歌劇。一個是《審椅子》，一個是《園丁之歌》。《審椅子》，無疑是階級鬥爭的產物，道具的椅子，學校木工模仿傳達室的一把太師椅打就。學校傳達室的太師椅，應該是好東西，不知是哪個富貴人家的舊物？但太重，舞臺上不便操作。木工房用松木打製的椅子，學生在舞臺上可以輕鬆易控。
另一出歌劇《園丁之歌》，原來是湖南花鼓戲，改編成小歌劇，歌譜是我炮製。後來我改行到了南京，把這創作的歌譜原稿給扔了。當時我的音樂語彙不多，估計歌譜質量也不咋的。如果保存，只能算是青春回憶之物。
泰中的高中生，都是中考的高分尖子，70%以上來自農村。他們也有另一個不足，就是藝術教育的缺失。原因在於農村中小學教育，缺乏專業的音樂美術老師。學校安排了每週三晚自修前廣播教唱歌曲。我先在初中班級錄音，然後週三廣播播放。廣播室在辦公樓中間的亭子間，八十年代後的歌紙來自浙江的鉛印歌譜。浙江人會賺錢，他們把港臺歌曲和電影插曲，印成彩色歌譜，全國各地學校推銷。我每週都要到高中的各個教室散發歌紙，還念念不忘勸導學生：會唱歌唱好歌在大學青春生活中的重要性。有的學生認真學唱，也算緩解一下緊張的大腦神經。但有的同學，置高考為頂級要務，你教歌，他依然我行我素埋頭做各科作業。對於我而言，知道初中音樂本來就是副科，何況高中呢？對高中學生不認真學唱，於我是無所謂的事情，這也算完成校方的一項任務。
前幾年，畢業生聚會成為熱門，泰中高中畢業生聚餐後飆歌，我聽過一次，許多同學唱歌依然走音而不自知，這就是自小沒有受過音樂基礎教育所致。小學一二年級沒有唱準音階的7個音，那麼這不準的音，就會伴隨你一輩子。
辦公樓 位於學校中軸線，是學校的中樞樓，校長辦公室、教導處、團委，都在此樓。一樓東頭的校長室，三位校長都在此辦公。旁邊的一間大的，是校長秘書接電話的地方，也是臨時開會的地方。教導處隔壁，原來是團委辦公室，後來變成了油印室。那時，都是鋼板蠟紙油印試卷和講義。二樓，政史地教研組和外語教研組所在，還有一個團委辦公室。
團委，學生的政治教育之地。偏偏音樂美術兩個思想不積極的老師也安置在此房間。他們的工作，和團委基本不插。對於一個重點中學而言，美術和音樂老師，應該有自己的專業辦公之地，這是最起碼的學科需要。可是，只能讓他們擠在這一間房子的辦公室。和我同期畢業的美術老師，特老居，上完課，他就溜到自己宿舍塗抹畫作。大學期間，我的主業是學習器樂，這所重點中學無樂器可操，於是空餘時間甚多。這團委辦公室有一張大的案桌，就成了我的練習書法功課之桌。於是，我在此桌子上練習書法，就是每日的平常事情。這叫做無可奈何的不務正業，誰知道，後來變成了下半輩子稻粱謀的主業。
十年來我的辦公室一直在這座辦公樓，人也變得“規矩”多了。在我的記憶中，十年時光，從來沒有在這座樓上大聲唱過一句歌，更別談音樂老師的聲樂練聲了。即便對個別學生訓練合唱指揮，也是輕聲哼鳴。這座樓，對於一個音樂從業者，是歷史最長的沉悶之樓。
不知咋的，近幾年做夢，好幾次夢到這座樓，什麼樓梯要坍塌了，樓房要倒塌了。緊張與恐怖。不知是否和當年學校的桎梏和這座樓籠罩著校長表情的嚴酷有關。
到了耳順之年，微信使信息迅捷，增加了聯繫的渠道。泰中丁慶國老師告訴我，這張案桌，現在歸他使用。他說這案桌，桌子腿上用黑漆寫有“蘇北泰興中學1955年置”的字樣。
他和我調侃說，這是“著名”書法家曾經使用的文物。我會心而微笑：這是一個教書匠當年使用過的“文物”。
這座辦公樓，二樓最東頭有個檔案儲藏室。我進去過，裡面空空如也，就是兩個類似書架的立櫥。八十年代，泰中委託復旦大學朱東潤教授少時學長的女兒，請朱東潤題寫校牌。大學的學者，為家鄉的中學題寫校牌。名正言順。
朱東潤寫的校牌紙稿，不是宣紙，是那個年代寫大字報的普通白紙，那種紙，薄而脆。他沒有落款。
泰興中學的校牌，是我描摹上板的。我在泰中的歲月，把朱東潤的墨稿認真保存，1985年，我離開泰中回到南京，臨行前把朱東潤的墨稿，交給了教導處的鞠永仁先生，鞠先生領著我，把這墨稿放到二樓東頭這間檔案儲藏室了。
意想不到的是，三十年後，泰中東遷新校區，需要這墨稿勒石，居然找不到這墨稿原件。可見校方對朱東潤的墨稿，並沒有持有足夠的珍重。有人非議，這墨稿被陳仲明私吞了。說句痞子俗語：奶奶的。為學校作了貢獻反倒遭誣陷了。
這墨稿，朱東潤題書時，沒有落款，我於1982年自費去上海，請老先生補署落款。保證了題書的嚴肅性與史料性，貢獻大大的。照理，校方應該主動替我報銷車旅費。可是沒有，說明校領導壓根對這些都處於認識起點的不高和盲區。那時教師窮窘，一筆上海的車旅費是不菲的開支。
泰興中學東遷新校區，校牌題書勒石，朱東潤的題書的墨稿卻沒有了，怎麼辦？我找到一張學生在校門口校牌前留影的圖片，把照片木板上的字用PS整理，朱東潤的落款，從朱東潤其它墨跡中合成。反正，朱東潤確實為泰興中學題寫過校名。這就屬於遺憾中的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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