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众媒介的普及与经济社会的到来，适龄青年的婚恋问题逐渐成为社会舆论聚焦的话题之一，由此衍生的“剩女”、“单身”、“大龄”等文化也成为消费语境狂欢之下的牺牲品，不断摧残着女性群体的心智。
纪录片《剩女》以三个都市女性为讲述主体，记录了关于她们自身以及其家庭的婚姻观念。值得一提的是，这部深谙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念的纪录片并非出自中国导演之手，而是由两位长期关注中国社会文化的以色列女性导演拍摄。
也正因此，使得本纪录片在其叙述视角与拍摄手法上较之国内传统的纪录片显得略有不同，在较为完整地呈现社会问题的同时，影片所传达的关乎女性话语与女性权益的议题也显得更为独特。
在此之前，我国本土也有过相类似的纪录片，在2017年《中国剩女》中，导演将“剩女”的所指的社会人群大致概括为“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稳定的经济收入，身材容貌也都不差，条件出众，却迟迟未能走进婚姻的殿堂。”
同样，在2019年以色列版的纪录片《剩女》中，所涵括的人群也指向同一类人群，影片中所选取的三位女性均生活或是定居在北京，目前均有着较为稳定的经济收入，但其原生家庭情况则差异较大。
34岁的律师邱华梅来自山东农村，父母求子未果，家中有5个姐妹，大学毕业后凭借自身努力留在了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重男轻女的家庭观念致使邱华梅成长为一个较为独立自主的现代女性，面对家人的逼婚与社会的非议，她一边妥协着，一边则在寻找更为稳妥自由的未来。
28岁的北京女孩徐敏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是家中的独生女，较之邱华梅家庭更为直白的催婚，徐敏的处境似乎还没有那么糟糕，单从影片所呈现的问题来看，她所面临与亟待解决的则是与其母亲在婚恋观这一现实问题上达成某种程度上的和解。
36岁的大学教授盖绮有着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影片所记录的最后一位女性，同样也是影片中唯一一位走进婚姻殿堂并怀孕生子的女性，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改变了她原本优渥的生活条件，在现实与理想的博弈下选择了更为世俗所接受的平淡生活。
影片在展现适龄女性生存现状的同时也将当下社会针对于女性的“恶意”不断放大，巨大的地铁海报与随处可见的婚恋广告牌持续输出着由“剩女”而引发的文化焦虑。而这群适龄未婚女性除了承受来自家庭的压力之外，更多地需要面对并努力消解由社会所建构的生活环境的压力甚至于是来自同性的鄙夷与压迫。
如同影片开始邱华梅所咨询的婚恋所，当同为女性的恋爱导师直接了当地反驳邱华梅所提出的“只接受婚姻不接受生子”的恋爱观并坦言以其年龄、外貌等外在条件在婚恋市场无竞争力之时，其所承受的心理乃至于精神摧残则远超乎于由父母所带来道德捆绑。
由此便出现了影片中诸如邱华梅疲惫而忙碌地穿梭于各种相亲婚恋场所，在并非出于自愿与主动的情形之下与不同的男性进行着一场又一场的相亲活动。
而在徐敏的恋爱观中，则更多地是由其母亲所主导的择偶准则，“非城市户口、非北京人、被稳定工作等不予考虑”，婚姻于徐敏而言更像是一场依附于家庭和谐、母女和睦的等价筹码，是一场从开始便不对等的道德捆绑。
至于影片中唯一向生活妥协的大学教授盖绮，在“有趣的单身”与“幸福的婚姻”中也选择了后者，并随着丈夫移居到生活压力相对较小的广州。
在影片所呈现的婚礼当天又或是整个婚后生活里，盖绮却并未展现出如其所说的幸福与充实之感，相较于婚礼的沉默与孤独，在课堂上的盖绮则呈现出更为独立与活跃的女性态势，面对学生关于情感的提问，她也只能给出“在无法打破的规则面前，我必须选择放弃些东西。”
影片在呈现问题之余也尝试着寻求方法规避亦或是缓解由其所致的焦虑，相亲碰壁的邱华梅与沟通无效的徐敏只能在艰难的现实面前不断压缩着个人的生存空间，以迎合舆论的导向以及道德的约束。
影片最后，邱华梅决定离开北京前往法国攻读法律硕士，面对即将长时间的分离，久违的温馨与惜别替代了由婚恋问题引发的家庭争吵，但由婚姻观念而演进的针对于女性的摧残也并未因此消减，邱华梅的异国求学，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对时下社会所建构的“剩女”标签与畸形价值观念的逃避。
即便是影片全程节奏明快的配乐也并未消解由女性话题本身所营造的沉重之感，反而使得由婚恋所反映的女性生活现状更为坎坷，男性霸权下的女性成为抵挡社会非议的巨大盾牌，被“绑架”的人生在看似有效与频繁的外界诉求中逐渐试着向生活妥协。
而由社会文化断层与观念差异所滞留的诸如“适婚”、“适育”、“大龄”等标签堂而皇之地以道德的名义绑架并篡改着部分女性的命运，催化着关于男性霸权与女性平权的话语之争。
閱讀更多 終南影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