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大眾媒介的普及與經濟社會的到來，適齡青年的婚戀問題逐漸成為社會輿論聚焦的話題之一，由此衍生的“剩女”、“單身”、“大齡”等文化也成為消費語境狂歡之下的犧牲品，不斷摧殘著女性群體的心智。
紀錄片《剩女》以三個都市女性為講述主體，記錄了關於她們自身以及其家庭的婚姻觀念。值得一提的是，這部深諳中國傳統社會價值觀念的紀錄片並非出自中國導演之手，而是由兩位長期關注中國社會文化的以色列女性導演拍攝。
也正因此，使得本紀錄片在其敘述視角與拍攝手法上較之國內傳統的紀錄片顯得略有不同，在較為完整地呈現社會問題的同時，影片所傳達的關乎女性話語與女性權益的議題也顯得更為獨特。
在此之前，我國本土也有過相類似的紀錄片，在2017年《中國剩女》中，導演將“剩女”的所指的社會人群大致概括為“他們大多受過良好的教育，有著穩定的經濟收入，身材容貌也都不差，條件出眾，卻遲遲未能走進婚姻的殿堂。”
同樣，在2019年以色列版的紀錄片《剩女》中，所涵括的人群也指向同一類人群，影片中所選取的三位女性均生活或是定居在北京，目前均有著較為穩定的經濟收入，但其原生家庭情況則差異較大。
34歲的律師邱華梅來自山東農村，父母求子未果，家中有5個姐妹，大學畢業後憑藉自身努力留在了北京一家律師事務所工作，重男輕女的家庭觀念致使邱華梅成長為一個較為獨立自主的現代女性，面對家人的逼婚與社會的非議，她一邊妥協著，一邊則在尋找更為穩妥自由的未來。
28歲的北京女孩徐敏畢業於中國傳媒大學，是家中的獨生女，較之邱華梅家庭更為直白的催婚，徐敏的處境似乎還沒有那麼糟糕，單從影片所呈現的問題來看，她所面臨與亟待解決的則是與其母親在婚戀觀這一現實問題上達成某種程度上的和解。
36歲的大學教授蓋綺有著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影片所記錄的最後一位女性，同樣也是影片中唯一一位走進婚姻殿堂並懷孕生子的女性，突如其來的家庭變故改變了她原本優渥的生活條件，在現實與理想的博弈下選擇了更為世俗所接受的平淡生活。
影片在展現適齡女性生存現狀的同時也將當下社會針對於女性的“惡意”不斷放大，巨大的地鐵海報與隨處可見的婚戀廣告牌持續輸出著由“剩女”而引發的文化焦慮。而這群適齡未婚女性除了承受來自家庭的壓力之外，更多地需要面對並努力消解由社會所建構的生活環境的壓力甚至於是來自同性的鄙夷與壓迫。
如同影片開始邱華梅所諮詢的婚戀所，當同為女性的戀愛導師直接了當地反駁邱華梅所提出的“只接受婚姻不接受生子”的戀愛觀並坦言以其年齡、外貌等外在條件在婚戀市場無競爭力之時，其所承受的心理乃至於精神摧殘則遠超乎於由父母所帶來道德捆綁。
由此便出現了影片中諸如邱華梅疲憊而忙碌地穿梭於各種相親婚戀場所，在並非出於自願與主動的情形之下與不同的男性進行著一場又一場的相親活動。
而在徐敏的戀愛觀中，則更多地是由其母親所主導的擇偶準則，“非城市戶口、非北京人、被穩定工作等不予考慮”，婚姻于徐敏而言更像是一場依附於家庭和諧、母女和睦的等價籌碼，是一場從開始便不對等的道德捆綁。
至於影片中唯一向生活妥協的大學教授蓋綺，在“有趣的單身”與“幸福的婚姻”中也選擇了後者，並隨著丈夫移居到生活壓力相對較小的廣州。
在影片所呈現的婚禮當天又或是整個婚後生活裡，蓋綺卻並未展現出如其所說的幸福與充實之感，相較於婚禮的沉默與孤獨，在課堂上的蓋綺則呈現出更為獨立與活躍的女性態勢，面對學生關於情感的提問，她也只能給出“在無法打破的規則面前，我必須選擇放棄些東西。”
影片在呈現問題之餘也嘗試著尋求方法規避亦或是緩解由其所致的焦慮，相親碰壁的邱華梅與溝通無效的徐敏只能在艱難的現實面前不斷壓縮著個人的生存空間，以迎合輿論的導向以及道德的約束。
影片最後，邱華梅決定離開北京前往法國攻讀法律碩士，面對即將長時間的分離，久違的溫馨與惜別替代了由婚戀問題引發的家庭爭吵，但由婚姻觀念而演進的針對於女性的摧殘也並未因此消減，邱華梅的異國求學，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對時下社會所建構的“剩女”標籤與畸形價值觀念的逃避。
即便是影片全程節奏明快的配樂也並未消解由女性話題本身所營造的沉重之感，反而使得由婚戀所反映的女性生活現狀更為坎坷，男性霸權下的女性成為抵擋社會非議的巨大盾牌，被“綁架”的人生在看似有效與頻繁的外界訴求中逐漸試著向生活妥協。
而由社會文化斷層與觀念差異所滯留的諸如“適婚”、“適育”、“大齡”等標籤堂而皇之地以道德的名義綁架並篡改著部分女性的命運，催化著關於男性霸權與女性平權的話語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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