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是中國文化寶庫裡的超級經典，作者司馬遷的身世卻非常不幸，他是在腐刑的奇恥大辱中，苟且偷生成就了偉大的著作。
事出有因。深受朝廷器重的大將李陵戰敗投敵，漢武帝非常失望，欲依國法嚴懲，以儆效尤——李陵本人無法領刑，只能株連家族。
司馬遷挺身而出為李陵辯解，列舉了三條理由：第一，李陵以少戰多，殺傷許多敵人，功勳顯赫；第二，李陵是在救兵不至，彈盡糧絕，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不得已投降的；第三，他肯定是詐降，想尋找適當的機會再報答漢室。
作為三軍統帥，漢武帝對此難以接受，因為他知道一旦開了“有戰功、走投無路，投敵便有理”這個口子，今後隊伍就不好帶了。尤其讓他大發雷霆之怒的是“詐降”之說，投降就是屈膝變節，哪有真降詐降的餘地。況且，你怎麼知道他不是真降而是詐降。李陵投敵，對軍隊士氣和國家形象構成沉重打擊，你TMD不予聲討，反予開脫，是何立場是何居心?遂下令將司馬遷關押，一年之後，得到李陵幫助匈奴練兵的情報，便屠戳了李陵全部親屬，對司馬遷施行腐刑。
顯而易見，司馬遷的聲譽在一定程度上是與李陵的聲譽聯繫在一起的。只有證明李陵投敵的合理性，才能證明司馬遷為其辯護的合理性。同情司馬遷的必然選擇是同情李陵，於是人們紛紛把李陵投敵情節描述為“情有可原”。
歷史上對李陵投敵持否定態度的人則比較孤單。
唐朝大詩人白居易數落李陵，不忠不勇不智不孝。——“墜君命，挫國威，不可以言忠；屈身於夷狄，束手為俘虜，不可以言勇；喪戰勳於前，墜家聲於後，不可以言智；罪逭於躬，禍移於母，不可以言孝。”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斥責李陵，作為漢將投降，還參加匈奴軍隊反過來與漢軍拼命，這是大節上的汙點，司馬遷為他洗地是荒謬的，同時也是徒勞的。——“為將而降，降而為之效死以戰，雖欲浣滌其汙，而已緇之素，不可復白，大節喪，則餘無可浣也。其背道也，固非遷之所得而文焉者也。”
以人道的觀點看，李陵被俘投敵，不該株連親屬，司馬遷為李陵辯護，即使有錯，都不該施以肉刑。漢武帝雄才大略，本可能有更高的歷史地位，就因為對待司馬遷太殘忍了，幾千年來始終得不得原諒為人詬病，正所謂公道自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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