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燾南下計劃失敗。1935年9月9日，是中共黨史和紅軍史上最驚心動魄的一天。這天中午，紅3軍軍長彭德懷到前敵總指揮部商議軍情，發現曾經支持北上方針的陳昌浩態度突變，極力宣傳南下的好處。彭德懷感到事情蹊蹺，遂向毛澤東作了報告，提請毛澤東注意，採取預防措施。
毛澤東已經知道了陳昌浩的變化，但他極力避免事態惡化，還是希望能夠說服張國燾、陳昌浩等人一同北上，避免黨和紅軍的分裂。張國燾南下方針已定，且深知毛澤東等人絕不會同意他南下的主張，竟然利用手中所掌握的軍權，幹出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武力脅迫中央，武力解決黨內分歧。他發出密電令紅軍前敵指揮部政治委員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導致了黨和紅軍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分裂。多虧葉劍英乘機將密電告知毛澤東，中共中央才得以於9月10日凌晨率紅1、紅3軍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
紅軍兩大主力在會師後僅僅2個月，就北上、南下分道揚鑣了。雪山、草地的艱難沒有擋住紅軍會師的腳步，蔣介石的圍追堵截沒能阻止紅軍會合的步伐，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卻使紅軍北上的步履艱難曲折，艱辛漫長。
中共中央率紅1、紅3軍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後，張國燾置中央的一再電示和耐心挽救於不顧，於9月15日發佈《大舉南進政治保障計劃》，聲稱“只有大舉南進，消滅川敵殘部，才是真正的進攻路線”。10月17日，張國燾下達南下命令，並提出“大舉南下，打到天全蘆山吃大米”的口號。
1935年10月5日，張國燾公然在四川省理番縣卓木碉另立“中央”，在他的主持下，會議建立了新的所謂“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中央軍事委員會”和“常委委員會”，並通過了“中央”的組織決定，宣佈：“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洛甫應撤銷工作，開除中央委員會及黨籍，並下令通緝。楊尚昆、葉劍英應免職查辦。”至此，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罪惡活動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朱德堅決反對張國燾這一極為嚴重的反黨行為，他在會上語重心長地說：“大敵當前，要講團結嘛！天下紅軍是一家。中國工農紅軍在黨中央統一領導下，是個整體。大家知道，我們這個‘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國和全世界都聞名。要我這個‘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論發生多大的事，都是紅軍內部的問題，大家要冷靜，要找出解決辦法來，可不能叫蔣介石看我們的熱鬧！”
由於劉伯承堅決反對張國燾的分裂行為，被張國燾剝奪了軍權，放到紅軍大學去當校長。
紅四方面軍南下後，與川軍展開多次激戰，11月16日，紅四方面軍佔領名山和邛崍間通道上的百丈關。為了阻止紅四方面軍向成都平原發展，國民黨軍隊調集80多個團的兵力，向百丈反撲，紅四方面軍與敵激戰7晝夜，斃傷敵1.5萬人，自身也傷亡近萬人，被迫於11月下旬撤出百丈。百丈之役的失利，是紅四方面軍南下作戰轉入防禦的轉折點，也是張國燾南下錯誤方針碰壁的主要標誌，此後紅四方面軍處境日益困難。
正當張國燾南下碰壁、處境艱難的時候，中共中央率紅1、紅3軍於10月間勝利到達陝北，初步打開了局面。
11月中旬，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林育英（即張浩），從莫斯科輾轉來到陝北，與中共中央取得了聯繫，於是，中央決定由林育英利用“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出面做張國燾的工作，調解中央與張國燾的緊張關係，爭取張國燾能夠轉變態度，放棄對抗中央的立場，幫助其取消第二“中央”，成立西南局，直屬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
紅四方面軍陷入了前有強敵、後無根據地、進退兩難的不利地位，1936年2月，張國燾簽發了《康道爐戰役計劃》，命令南下紅軍退守康定、道孚、爐霍地區。紅軍英勇奮戰，但傷亡減員過半，張國燾的南下方針在實踐中宣告失敗。
1936年2月下旬，紅四方面軍翻越了“萬年積雪”的黨嶺山，這是紅軍長征中所遇到的最大、最高的雪山。1936年6月6日, 張國燾被迫在爐霍召開的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宣佈取消他另立的“中央”。6月10日，朱德、張國燾和紅四方面軍領導人致電中央，表示“一致同意”北上，並“擬於6月底出發，向夏、洮西北出動”。
1936年7月1日，紅四方面軍與紅2、6軍團（後奉命與紅32軍合編為紅二方面軍）在甘孜會師。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任命張國燾為書記，任弼時為副書記，朱德、劉伯承、賀龍、關嚮應、徐向前、陳昌浩等為委員，統一領導紅二、四方面軍的北上行動。在朱德、劉伯承、任弼時、賀龍、關嚮應等力爭下，紅二、四方面軍決定共同北上，同中央和紅一方面軍會合。紅二、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以驚人的毅力和頑強的鬥志，克服重重困難，通過茫茫數百里草地，於8月初到達班佑、包座地區。
紅四方面軍南下失敗後，不得不又一次北上。一年前，毛澤東曾說：“四方面軍遲早要回來的。”“我相信一年之後，你們一定會回來的。我們前面走，給你們開路，歡迎你們後面跟上來。”事實證明了毛澤東的預言十分準確。一年之後，紅四方面軍果真重走草地，再次踏上了北上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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