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宣传和繁荣中国的文化，从事研究的人想编些有价值的画集、诗文集之类，最大困难就是著作权的保护期。作家（包括美术家）活着时还好办（当然也十分麻烦），你把他的作品编入集中，他们会很高兴的。但作家死后，其著作权继承人由作家配偶或子女继承，其中一部分子女就会上法庭，找律师，无休止的索要稿酬，法官如果有点头脑，考虑出集是为了中国文化的积淀和继承，从利息（大部分无利润）中象征性的判几十天也就算了。但大部分法官根本没有这个头脑，动辄便罚款百万、千万，他们是不管你文化发展不发展的。我花了近十年时间搜集研究新旧诗，想出版一本《百年诗选》，结果授权书无法落实，出版社不敢出版。不论什么法，如果影响文化的发展，而且不合道理和情理，那就要重新考虑修改了。
当然，作家、艺术家的子女如果有出息，绝不会依靠父辈或祖辈的作品和稿酬为生，相反会自己拿出资金出版先辈的作品，并赠送给有关人员，扩大其影响，甚至会赞助研究家对其先辈作品从事研究，不但不会限制他们使用其先辈的作品，相反会主动提供作品供人使用。如吕凤子、丰子恺的子女从来不会向使用其父作品的人索要稿酬，而且会提供方便或授权书。但作家、画家的子女如果没有出息，就会相反，今天找研究家要稿酬，明天上法院告状，后天要罚款……本来研究家、出版社出版其先辈的作品，为之宣传鼓吹，其后辈应十分感谢才是，结果却相反，但他们有法律为依据，似乎法律总是保护落后。
据说原来的著作权保护期是在作者去世后的35年，这个时间还基本合理，因为作者死后，他（她）的配偶再活35年也是不多的。问题是什么样的配偶才有权享受著作权的继承人之权利，我认为必是终生陪伴协助其配偶从事创作的人，即是说，其配偶的作品之完成有他（她）才有权享受其著作权继承人的权利。那么，她（他）和作者结婚的年龄，加上婚后二三十年的年龄，也有五六十岁了，再加上35年，也近百岁了。这个35年已完全够了。
但现在的《著作权法》规定是五十年，第二十一条"……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五十年，截止于作者死亡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如果是合作作品，截止于最后死亡作者死亡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据解说这是依据伯尔尼公约或国际公约中有关规定为依据的。但现在所谓"国际"又发出了保护期延长到75年的规定，理由是五十年，作者的配偶还健在，必须延到75年。而且一些国家已经修改为75年，中国人一听外国人讲了，当然都吓得半死，到处呼吁，要修改"著作权法"，保护期要延长到75年。我们计算一下，一个人结婚的最低年龄是20岁，实际上这个年龄结婚是极少的，一般都超过20岁的，姑按20岁计，结婚后一天其配偶即死亡，她（他）到75年后也95岁了。能活到95岁的人是不多的。问题 是她（他）如果只和作者共同生活仅1天，或1年，她（他）凭什么享受其著作权的继承人权利。这不是鼓励不劳而获，不劳而食吗？这合理吗？合情吗？
至于作家的子女更应该自食其力，靠父辈的著作权稿酬为生，更无道理。这只能培养堕落的一代，也非常不合理。如果在50年内享受著作权保护期的权利，也应该把所得的钱先报遗产税再报所得税，因为继承前辈的房屋等遗产要报遗产税，最高可达60%，房屋等遗产应该和子女多少有点关系，因为他们从小在这里居住过，也参与保护和维修，比如美国一位画商（或收藏家）家中藏有很多名画，他的子女也应该说参与保护过。但他死后，这批名画如不捐献，子女必须交遗产税。我认为这个遗产税是对的，这就防止了一些人只靠父辈的遗产生活，而自己不努力，不劳动，不对社会作出贡献。那么，继承父辈甚至祖辈的著作权而获得的报酬就更应该先报遗产税，再报所得税。几次报税，他所获不多，他也就不再以此为生，就会想到为社会做些贡献，同时自己也获得报酬。更关键的是，只有这样报税才是合理的。
我认为，作家在世时，当然终身享受著作权，这是无疑的。但作家去世后，其配偶如果和作家共同生活20年以上的，也应该终身享受其著作权的继承人之权利，死亡之后，作家的著作权不再应有继承人。其作品应视为全世界公有财产。配偶如果和作家生活不足20年的，根据其共同生活的年限，享受百分之几至几十至其再婚或死亡为止。子女不应该享受著作权继承人的权利。如果要享受，也应该有所限制，一是35年内，二是必须报遗产税和所得税。
而且，著作权法还应规定，作家本人如声明自己的作品可以无偿供人选用，配偶和子女也不应该索要版税。
前年我应邀去矗国参加一个国际学术研究讨会并作学术讲演。韩国的朋友告诉我，韩国两家出版社未经我允许翻译并出版了我的著作。并帮我找好律师，叫我上诉，可以得到一大笔赔偿费。我听后，不但没有上诉，而且还给两家出版社补写了授权书，两家出版社对我十分感谢。人家翻译出版了我们的书，实际上起到宣传中国文化的作用，应该感谢人家才对，为什么要上诉索要赔偿费呢？
陈传席简介
陈传席，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特殊贡献专家、现兼任中国人民大学佛教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曾任美国堪萨斯大学研究员、马来亚大学客座教授。2014年荣获“巴黎荣誉市民”徽章。
出版学术著作《六朝画论研究》（大陆版、台湾版，共13版）、《中国山水画史》（15版）、《中国绘画思想史》、《中国绘画美学史》（选入20世纪“中国文库”）、《陈传席文集》（九卷）、《中国佛教美术全集•雕塑卷•响堂山石窟（上下）》《中国艺术如何影响世界》、《陈洪绶集》（点校本，中华书局）、《悔晚斋臆语》（中华书局）、《画坛点将录》（三联出版社、港台版）、《陈传席画集》等50余部，并且部分著作被译为外文在国外出版。并在《文物》、《美术研究》、《美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发表文章千余篇。据美术界权威杂志《美术》统计：陈传席研究强度居全国第一名。他被很多国内外年轻学者称为“现代美术史研究之父”。
陈传席教授史论兼备，旁涉文学诗词，在书画创作上重传统，格调高古，富书卷气，自成一家。谢稚柳曾说：“陈传席的画是当代文人画一个顶。”苏联画报曾作专门报道，苏联最富盛名的汉学家、中国美术史研究家查瓦茨卡娅曾撰文称：“中国现代的绘画有三大派，现代派爬得太高，新文人画派靠得太近，唯陈传席画派立得最远。陈传席的画宁静含蓄而有诗意，格调高古，超迈绝俗，是当代最高的文人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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