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浪淘沙，雖經千百年變遷，還是有很多優秀的詩歌流傳至今。按理說,知其人、誦其詩也就夠了,可今人偏偏喜歡在舊紙堆裡翻三揀四，結果竟然揪出了不少名詩背後的"意外"——"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這首婦孺皆知的名詩出自唐代詩人李紳之手。李紳因此獲得了"憫農詩人"、“短李詩人”稱號，但他其實是個生活奢侈、人品低劣之徒。
常感民憂，詩壇皆出群之才
李紳出身於仕宦之家，曾祖李敬玄，唐高宗朝官至宰相，其父李晤官終晉陵縣令。他六歲時父親去世，母親盧氏教他識字和一些儒家經義。後因家庭貧困，便到惠山佛寺中去讀書，這樣可獲得免費的食宿。李紳少年時讀書很用心，愛好寫詩，每有感悟，就偷拿寺中的佛經打草稿，結果被管事和尚發現，吃了不少皮肉之苦。
李紳早年的貧困和四方遊學經歷，使他很早就接觸到社會底層，體驗了民生疾苦，並創作了《憫農詩》和20首新題樂府詩。有一年夏天，李紳回鄉探親，恰遇友人回朝奏事自然要盤桓一日。這天，李紳和友人攜手登上城東觀稼臺。兩人遙望遠方，心潮起伏。李紳此時被一種景象感動了，他看到田野裡的農夫，在火辣辣的陽光下鋤地，終日勞作而不得溫飽，不禁感慨，隨口吟道：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友人聽了連說:“好，好!這詩做得太好了!一粥一飯得來都不易呀!”李紳仰天長嘆，詩興未減，接著又吟道：“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
這些詩作不僅寄寓了他的政治理想和人本情懷，也使他在詩壇上獲得了聲譽。唐德宗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在長安應進士舉的李紳結識了呂溫、韓愈，受到二人的推許。韓愈比李紳年長四歲，時任國子監四門博士，在唐代文壇已頗有影響力。當年中書舍人權德輿主持貢舉，祠部員外郎陸傪為通榜，韓愈便寫了《與祠部陸員外書》，向陸傪極力推薦包括李紳在內的十位青年舉子，稱李紳等人“或文或行，皆出群之才”。後來李紳於憲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進士及第，年已35歲。
李紳考中進士以後，在返鄉途中經過潤州(江蘇鎮江)，時任浙西觀察使的李錡很賞識李紳的才幹，闢為幕府掌書記。而李錡為人跋扈，漸露不臣之心，李紳多次規諫無效。次年冬，李錡果然反叛，命李紳為其起草文告，李紳佯裝恐懼，下筆輒加塗改，書不成文。李錡怒罵道:“怎敢如此，你不怕死嗎?”李紳回答道:“生來還沒有見過戰爭，今天能死是我的幸運。”李錡命人用刀威逼之，李紳仍不為所屈，於是被囚入獄中，直到李錡事敗被誅，才獲釋放。事後有人要將此事上報朝廷，李紳婉言辭謝道:“我是激於義憤才這樣做的，並非是為了博取名聲。”
元和四年(公元809年)，李紳入朝為秘書省校書郎。他五年前在長安應舉時就與元稹、白居易以詩締交，白居易還戲呼他為“短李”（僅次於李白）。這次入京任職，有了更多機會與元、白二位切磋詩文，其新題樂府受到了元、白的推許與效仿，因而他實際是新樂府運動的先驅。元和八年，李紳又改任國子助教，度過了六年清貧的苜蓿生涯。自唐穆宗李恆即位之後，李紳的仕途逐漸通達起來，先被任為右拾遺，接著又擢升翰林學士，不久再任司勳員外郎、知制誥，這是負責給皇上草擬詔制的重要職務。旋又超拜為中書舍人、翰林承旨學士。承旨學士在中唐可以參與機務，草擬密詔，人稱“內相”。
腐敗墮落，“短李”有短毋庸諱言
一念天堂，一念地獄。隨著李紳官階的不斷晉升，思想情感逐漸起了變化，特別是官至宰相，更是腐化起來，前後判若兩人——從“粒粒皆辛苦”到“食雞舌三百”，從憂患“農夫猶餓死”到逼迫“渡江淮者眾”，李紳逐漸走向了奢侈享樂、腐敗墮落的不歸路，甚至以高壓手段欺凌官吏、百姓。
從和李紳同時代的劉禹錫詩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與寫《憫農》時判若兩人的李紳。劉禹錫任蘇州刺史時，曾應邀參加時任揚州節度使李紳安排的宴會，他看到李紳家中私妓成群，其中一名歌妓色藝雙絕。劉禹錫感慨頗多，於是寫下了《贈李司空妓》一詩:“高髻雲鬟宮樣妝，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怪渾閒事，斷盡蘇州刺史腸。”詩歌的大意是:佳餚美酒，歌姬美色，輕歌曼舞，李司空早已習以為常，養尊處優過著奢侈糜爛的生活，可我劉禹錫卻肝腸寸斷，於心不忍。
據傳，李紳在為官後“漸次豪奢”，一餐的耗費經常多達幾百貫甚至上千貫。他特別喜歡吃雞舌，每餐一盤，耗費活雞三百多隻，院後宰殺的雞堆積如山全然沒有“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的簡樸與珍惜的意識。
除生活奢侈外，發跡後的李紳還愛大耍權威，拉幫結派。“李紳以舊宰相鎮一方，恣威權”。李紳當淮南節度使時，他對百姓疾苦極為苛刻，狡吏奸豪都“潛行疊跡”，普通百姓更是“懼罹不測，渡江淮者眾矣”。由於李紳為官酷暴，當地百姓常常擔驚受怕，很多人甚至渡過長江、淮河外出逃難，當部下向他報告:“本地百姓逃走了不少。”李紳卻漫不經心說道:“汝不見掬麥子乎?秀者在下，秕糠隨流者不必報來。”意思是，你見過用手捧麥子嗎?飽滿的顆粒總是在下面，那些秕糠隨風而去，這事不必報來。在李紳的心目中，老百姓就是“隨風而去的秕糠”，不值一提。
在鎮守揚州期間，結黨營的李紳還親手製造了一起冤假錯案，即江都尉吳湘案。《冊府元龜》卷六百九十九說:“李紳文宗開成中鎮維揚，有顏氏女殊色，為遊客吳湘所聘。紳屢求之，意欲遺李德裕，為湘所拒，乃誣以他罪害之。顏氏女尋亦自裁。”同書卷八百七十五又載，朝廷曾“差御史崔元藻案問，據湘雖有取受(受賄)，罪不至死。李德裕黨附李紳，乃貶元藻嶺南，取淮南案，斷湘處死。於是李德裕等並坐貶官，李紳已死，追奪三任官誥”。
此外，李紳忘恩薄情、處事刻薄，韓愈、賈島、劉禹錫、李賀等人無不對其嗤之以鼻。李紳死後，“牛李黨爭”被定性為酷吏，後受到了“削紳三官，子孫不得仕”的懲罰。多行不義必自斃,《新唐書》對李紳有這樣的評價:“始，紳以文藝節操見用，而屢為怨仇所拫卻，卒能自伸其才，以名位終。所至務為威烈，或陷暴刻，故雖沒而坐湘冤雲。”
以史為鑑，後人需常思己責
時轉物移，千百年來，像李紳式的人物，仍層出不窮，即便今天，在我們身邊找幾個李紳式人物的影子，也不是一件難事。君不見，有的人剛走上領導崗位，做事公道，清正廉潔，民之所憂，我之所思;民之所思，我之所行。但漸漸地拍馬的人一多，手中的權力一大，就忘乎所以，私心膨脹起來，結黨營私、貪汙腐化。
可見，一個人開始優秀、進步，成年成名後更要自我約束，常察社情，常感民憂，常思己責，貢獻再多，傲不可長，成績再大，躁不可縱。《憫農》作者李紳的演變至今對我們還有著深切的警示意義。
閱讀更多 軍史解密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