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历史上，京杭大运河一直被统治者重视，因其是京城和江南地区的重要的运输通道，明朝的财赋都要依靠它来维持王朝的统治。尤其是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承担着南粮北运的重任，使漕运地位达到新高度。
正因为如此重要，在整个明朝期间保漕成明代治水的重要任务。泇运河就是保漕的产物，为了绕过了徐州地区的吕、梁二洪，保障漕粮运输的安全。
泇河
泇河发源于泰沂山脉，源头分东、西两支。东泇河发源于苍山、费县交界处山区；西泇河发源于枣庄市东北，流经枣庄市北部、兰陵县西部，东南流至三合村与东泇会合，又南流会武河 ，至邳州入黄河。泇运河是利用泇水的天然河道开凿而成，是大运河的重要组成河段。
然而，开凿泇运河的提议最早出现于隆庆三年（1569年），但直到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才正式动工，其间对于开凿泇运河的议论反复多次，其中的缘由为何？
为何要开凿泇运河
整个京杭大运河，数徐州到淮安之间河道最复杂。一是徐州段的徐州洪、吕梁洪地理环境十分险恶；二是黄河自古以来就有“善淤 、善徙 、善决 ”而著称，黄河改道徐州之后，黄患集中于徐邳地区。特别是明嘉靖以后，黄河动辄冲决运堤 ,淤阻运道 ,使闸坝 、堤防遭到破坏 ,妨碍漕运 。徐州段运河又需要黄河的水来“
济运”，否则没有充足的水使船只正常通行。 明朝徐州周边的河道
”二洪 ”是指徐州洪 、吕梁洪两处险滩，“洪 ” 是方言,石阻河流曰洪。吕梁洪位于徐州城东南60里处,分上、下二洪，绵亘七里多，水流湍急险恶，水中怪石林立 ,船只经过时必须要当地有经验纤夫的牵挽 ,否则会船毁人亡。史书中有“徐、吕二洪者 ,河漕咽喉也 ”, “ 自汉唐来 , 粮运皆避之 ”的说法 。
明朝袁桷《徐州吕梁神庙碑 》对吕梁洪之险的描述 :“汴泗流经其上 ,冲激怒号 ,惊涛奔浪 ,迅疾而下 ,舟行艰险 ,少不戒即破坏覆溺 ”。因此运河船只到吕梁洪时，非常谨慎行驶 。
运河边的纤夫
对待黄河水患，明朝担心黄河向北流，怕其所带的泥沙会淤塞会通河与昭阳湖的运道，因此继续保持黄河南流入淮，但是向东南奔流又经常决口和改道。明朝的泗州祖陵和凤阳皇陵在江淮地区，到明朝中后期，黄河经常威胁明祖陵的安全。从正德年间（1505-1521年）问题已经突显，到万历年间（1573-1620年）加剧。从万历十九年（1591年）泗州大水至二十九年（1601年）河决萧家口，陵寝多次遭受洪水的威胁。
明朝祖陵位置
皇陵避水也成为明朝治水一个考虑因素，再加上“保漕”，因此对于徐州地区的运河治理出现二种考量：一种是从政治因素，以黄河为主“治黄保运”；一种是经济因素，以运河为主“避黄行运”。
对于“治黄保运”措施，朝廷对徐州黄河 、二洪该段河道 、闸坝 、堤防等进行了大规模的治理。如成化四年 ( 1468 年 ) ，徐州洪主事郭升凿去徐州外洪处理恶石300余块。成化二十年 (1484年 ) ，工部侍郎杜谦将露出水面的恶石渐次凿去。嘉靖二十三年 (1544年 ) ,主事陈洪范进一步疏凿吕梁洪 。虽然采取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根本问题没能彻底解决，不得不采用“避黄行运”方法，即开辟新运道。
南阳新河
关于“避黄改运”的方法，之前已有成功案例“南阳新河”。从济宁到徐州这段运河，最开始的路线是南阳→谷亭→南阳湖及昭阳湖西侧→沛县和留城→徐州。然而南阳湖、昭阳湖两侧东高西低，加之黄河自开封等地开始分流，东北至张秋，东南至徐州，使得旧大运河道经过的湖西地区很容易受到黄河洪水的干扰。嘉靖五年（1526年），黄河在该地区水量激增，影响运河的正常航行，“河水没丰县，徙治避之”；次年，黄河再夺运河，“沛地淤填七八里，粮艘阻不进”。
基于此，在嘉靖四十五年 (1566年 )，工部尚书朱衡循南阳湖东岸开凿新河道 ,将众多支流汇集到一起 ,减少了黄河对运河的侵袭，《明史 》称 ,“迨新河成 ,则尽趋秦沟 ,而南北诸支河悉并流焉 ”。南阳新河开通，改善了南阳至留城间的漕运状况，但留城到徐州这段问题还存在，不得不考虑开凿新河道以避开徐州段黄河 、二洪之险，因此开凿新河被提上议程。
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的冲突
从隆庆三年提议开凿新河到泇运河的开通前后经历了50多年，究其原因各种因素之间的权衡。如朝廷内部、地方官吏及民众、官宦和商人等所持的不同的意见和态度，总体来看就是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的冲突。
泇运河
朝廷内部
开凿泇运河遇阻，主要原因是”避黄保运”思想与“治黄保运”思想冲突，凿泇运河受阻则更多是因为河道官员与地方官员不敢承担责任之故。
在总河一职上，从万历五年（1577年）李世达到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曾如春卒于任上，前后经历了16个人，平均下来每个人任期在2年左右。任期短，容易产生相互推诿的情况。张养蒙指责曰：“假令一堤之筑也，倏而报坚，倏而报溃；一渠之浚也，倏而报通，倏而报壅。前者蔽罪于后工之不继，而后者推罪于前工之本虚。”
大部分官员在还是站在国家立场上，为了确保漕运正常运行，赞成开凿新河。总河都御史傅希挚指出:“若拼十年治河之费以成泇河 ,泇河既成 ,黄河无虑壅决也 ,茶城无虑填淤矣 ,二洪无虑难险矣 ,运艘无虑漂损矣 。洋河 ,莫善于泇河之绩 ” 。万历三十二年 ( 1604年 ) 正月 ,开凿泇运河主要人物李化龙指出开泇运河的六大好处，最重要的2点 “开河必行召募 ,春荒役兴，麦熟人散 ，富民不扰，穷民得以养 ” 。
还有少数中央官员持反对态度，无非就是考虑政府眼前的财政困难，但从国家长远利益还是妥协了。例如众多大臣的非议 ：“正河有目前之患 ,而泇河非数年不成 ,故治河为急 ,开泇为缓 ” 。“开泇为缓 ”表示赞成，只不过要根据实际情况推迟而已。
地方官吏及民众
地方官员及当地民众出于自己的利益持反对意见。官员给出的理由是开凿新河劳民伤财，与其说是不愿劳民伤财，不如说是害怕承担开凿泇河的风险，影响他们的仕途，遂有“守土之官，尤惮以其身而受此役”之言。
古代劳工开凿大运河
与官员不同的是徐邳当地民众 ，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 ,他们“恐徙河无业 ,每阻之 ”，“闻泇河之役 ,且刺心隐痛 ,曰夺其利也 ” ，认为“一旦漕由泇行 ,则背徐 、邳而向滕 、峄 ,向者日渐繁华 ,背者日渐寂寞 ,纷华者色喜 ,寂寞者心悲 ”。
对于地方官吏及民众的考虑可以理解，古代运河漕运对于地方经济和就业有很大的影响。在漕河管理上，地方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如泇河开凿之前，光徐吕二洪段船只通行需要数百人牵挽；此外平时河道的疏浚、货物周转、闸座的启放都需要人力，可以给当地民众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政府也可以得到财政收入，理所当然成为最大的反对者。
官宦和商人
运河自古承担了南来北往运输功能，商人、旅客的必经之路。因此运河对沿线城市有着很强的经济拉动作用。官宦和商人反对开新河 ,是伤害了其切身利益，“
缙绅使客（官宦和商人） ,亦不乐出其途矣 ”。这些是运河沿线最大收益者，反过来也是影响朝廷治水的重要原因。原先河道经过夹沟 、彭城 、房村 、下邳四个驿站，在以上地区官宦和商人的利益已经扎根，要改道台儿庄段，还需要重新投资，存在一定风险。官宦和商人表面与当地民众一致持反对意见，如果台儿庄段运道的相关设施一旦完善起来，这些人就会从反对者变为支持者 。
运河的开挖
尽管在开凿泇河问题上，出现了各种利益的冲突与博弈，但面对黄河不断决徙泛滥以及运道经常淤塞不通的现状 ,维护国家经济命脉 ,朝廷最终还是从全局利益出发 ,支持开凿泇运河。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 ,总河舒应龙继续开韩庄运河，到三十二年 (1604年 ) , 总河侍郎李化龙继续开泇河 。其后几年进一步拓宽河道，完善配套工程如建坝遏沙 、修堤渡纤 、置邮驿 、设兵巡 、增河官 、立公署，至此泇运河得以完工。
舒应龙、刘东星、李化龙为开凿泇运河披肝沥胆，被称为“泇河三公”
国家运道的变迁与地方城镇的兴衰更替
泇运河的竣工改善了黄淮地区的漕运，畅通了国家南粮北运的目的。泇运河开通后 ,之前徐州承担漕运的功能也慢慢转移到了台儿庄地区。
对于徐州
在泇运河开凿之前，虽然黄河水患给徐州地区带来灾难，但同时给徐州带来交通和经济等方面的好处。
1.徐州交通运输和商业迅速发展
徐州号称“五省通衢 ”，因其是南北大运河“咽喉命脉”重要地段。唐龙《吕梁洪志序 》记载，每年约 400万石漕粮及18万石白糙粳糯需要从徐州北上。当时对徐州段描述“凡江淮以南之贡赋及四夷方物上于京者 ,悉由于此 ,千艘万舸 ,昼夜无息 ”。可见运河推动了徐州交通及商业的发展。
2.徐州的财政收入重要来源
明朝在淮安 、徐州 、临清 、德州设漕粮集散中心 ,然后转运至京 、通二仓 ,就徐州设广运仓 、仓廒100余座 。《明史 ·食货志 》载 :“明代漕法凡三变而后定 ,初为支运 ,次则兑运 、支运相参 ,最后变为长运而成定制 。兑运需加路费 、耗米，还要加过徐 、吕二洪以及过闸”。当时规定运输船只“每过一洪 ,需银十余两 ,每过一闸 ,需银五六钱”，徐州段繁忙的漕运，成为其政府重要的财政收入重要来源。
3.徐州城镇规模扩大
徐州依靠运河，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水陆交通的便捷，促进了城市发展。“城外临河而居者 ,皆负贩之细民也 ”到明中期之后，很多人依靠运河生存的人选择到运河边居住，使城镇扩大。
泇河开通以后，徐州段运河失去作用，加上徐州附近黄河决溢倒灌 ，运河阻塞，运河船只不再经过徐州，可以从邳州直接北上，“行旅不复取道彭城 ,其管洪主事 ,高枕空垒 ,无一客可延接矣 ”，可以看到泇运河开通对徐州的影响。
“自泇河改 ,徐 、邳寥寥 ”，因运河生存的人，要不失业，要不转移，泇河的开凿是徐州历史上城镇发展的一次重大转折 。如今京杭运河徐州段是在1958年后，在微山湖西岸开辟的一条新运河，经过微山湖湖西航道、不牢河河段，二条运河往南在邳州境内交汇。
徐州附近的京杭大运河
对于台儿庄
泇运河的开通给台儿庄
发展带来了机遇 ，改善了台儿庄地区的水运交通。将沂河 、武河等河流的流向改变，同时把彭河 、丞河 、沂河 、沭河等纳入到运河水系 ,改变了水系格局 。水系的汇集，加大了南阳湖、昭阳湖地区的水量，最终形成了今天微山湖。在夏季雨水多时，可以将多余水通过沙河 、薛河 、彭河蓄入微山湖；枯水季节可以把微山湖水用来“济运”。泇运河河段洪灾少，不再需要像徐州段那样，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台儿庄慢慢的在漕运上取代了徐州，成为国家运道的重要节点 。此后国家对该地区越来越重视，从万历三十四年设台儿庄巡检司、清顺治四年 (1647年 )建台儿庄土城，漕运相应的管理机构建立，促进了台儿庄城池的兴建。
据《峄县志》载：“台（儿）庄跨漕渠，当南北孔道，商旅所萃，居民饶给，村镇之大，甲于一邑，俗称‘天下第一庄’”。到清中期以后,台儿庄成为峄县40个集镇之首。台儿庄从原先的荒凉的村庄成为了交通繁忙的商业城镇。如今台儿庄依靠运河修建古城，成功国家5A级旅游景区，已经是枣庄新的城市名片。
台儿庄古城运河奏疏展馆里的清朝官服
结语
明朝治水不光考虑保漕还要兼顾护陵，给治水带来复杂性。南阳新河的开凿有别于传统的“
治黄保运”，给治理运河提供了新思路。然而对修建泇运河的提议从隆庆朝开始一直持续到万历朝后期，究其原因就是治河派固守“治黄保运”思想、河臣和地方官员怯于承担责任、当地民众和商人的反对，增加了开凿泇运河的困难。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上 ,泇运河避开徐州段黄河、二洪之险，利于漕运的畅通，达到目的。自古运河兴则城镇兴 ,运河衰则城镇衰。泇运河的开通导致国家新运道的确立与地方城镇徐州、台儿庄的兴衰更替，是整个运河城镇变迁的一个缩影 。
台儿庄古城“天下第一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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