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握犀利之劍，力破汙惡之囊；誰憑肝膽為器，濃縮大千之象。惟我記者，敢當天下向導；惟我記者，雪亮眾目昭彰。
——《記者賦》
疫情期間，有時間沉靜下來，總是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疫情剛露頭之際，記者的決策參考作用是否得到了應有的體現？
僅舉一例。
去年底，武漢警方對8位“傳謠”者進行處理，因為這8人分別傳發了“X醫院已有多例SARS確診病例”、“確診了7例SARS”、“Y醫院接收了一家三口從某洲回來的，然後就疑似非典了”等未經核實的信息。“武漢八市民傳謠”這條新聞在當時廣為人知。
這些天，我總是在想，八市民“傳謠”事件發生時，換作我是湖北的主流媒體人或中央主流媒體駐湖北機構的記者，會怎麼做？
在大學新聞系讀書時，老師就告訴過我們，要善於發現“新聞背後的新聞”。
以一名記者最基本的職業素養，我一定會對這個新聞提出這樣的疑問：這八人是什麼身份？傳了什麼謠？為什麼傳謠？
憑著最基本的新聞敏感，我一定會對這個新聞進行跟進採訪，想方設法聯繫到這八位市民，那麼，自然會在第一時間得知，這八人全都是醫務人員，有的還是業界知名的醫療專家。
採訪到了這一步，哪怕是一個初入行的媒體“新兵”，甚至一個大學新聞系的學生，也一定會有一個基本的新聞判斷：這裡面一定隱藏著大新聞。
接下來，我一定會深入採訪這八位醫務人員，聽聽他們的說法，這樣，一定會發現一個驚天的新聞線索，那就是武漢有一種很厲害的病毒，弄不好會快速蔓延。
得到了這樣特別重大而敏感的新聞線索，稍微有點腦子的記者，都不會輕易公開發表，這不是膽小怕事，而是職業素養的要求。因為，我們知道，涉及醫學領域，尤其是涉及病毒、傳染病的領域，專業性極強，任何人一時都很難把握。如果在把握不準的情況下擅自公開發布，不僅違反相關規定，更有可能會造成社會秩序混亂。誰也不會冒這種無謂的風險。
作為一名有責任心的主流媒體記者，絕不會擅自搶發這條消息，但是，應當本能地想到，採用發《內參》的形式，將這件事火速通報給擁有決策權的領導。而如果我是中央媒體駐湖北的記者，我更是一定會通過《內參》形式將信息直達中央領導，以引起中央高層重視。這是在盡一個媒體人應盡的義務。
然而，湖北當地有那麼多中央級和省級的高級記者、資深記者、知名記者、獲新聞最高獎的記者，可是，不知道當時有沒有記者去做這個調查，有沒有記者去寫這份《內參》。
可能有人會說：《內參》即便寫了，恐怕起不到什麼作用吧。但是，首先要問一問，記者到底寫了沒有？你還沒有寫呢，怎知寫了就沒有用。我個人認為，如果有一份很有份量的《內參》遞上去，應該會起到一定的作用。對此，作為經常寫內參的記者，我有這個把握。
主流媒體公開發表的新聞看起來“四平八穩”，但這些媒體的《內參》卻十分“大膽”，採訪和寫作不設“禁區”，而且《內參》發佈渠道非常暢通。記者經常被鼓勵寫《內參》，以此為黨委政府提供決策參考。主要領導也非常歡迎《內參》。對於遞上來的《內參》總是第一時間看，第一時間批示處理。特別是那些具有警示、提醒作用的《內參》，更是極為重視。因為做決策的領導並非全知全能，他們也需要掌握第一手資料，這樣才能在正確的時間做出正確的決策。
我每年公開發表的稿件200篇以上，不公開發表的《內參》也有一兩篇。每篇《內參》寫好後，基本上當天就經由報社送達主要領導案前，篇篇都有領導的籤批，篇篇都有反饋。這些《內參》很多都成為黨委政府科學決策的重要線索和依據。
《內參》雖然不公開發表，但它往往起到比公開發表的稿件還要好的推動工作的效果。
然而，放眼當下，媒體記者寫《內參》的並不多。為什麼？
一、內參尤其是高質量的內參並不是每個記者都善於把握的。內參非常考驗記者的功底。一個只會寫“錦繡文章”的記者未必能寫好《內參》。因為寫內參不是寫一般的消息通訊，必須要有紮實的第一手資料，必須要有一定的知識儲備和洞見力。
二、內參寫起來花時間、費功夫，一些記者覺得有這個時間、精力，寧可多掙“工分”，或者去寫獲獎新聞。這樣的記者忘了，記者是一份甸甸的責任人。
三、內參不公開發表，不能讓作者產生知名度。許多記者未必在乎報酬，不願寫內參，更多的原因是不願做幕後英雄。做“焦頭爛額”的記者，工作可以讓大家看到；而做“曲突徙薪”的記者，工作不能讓別人看到，成就感不明顯。這是記者寫內參積極性不高的最主要原因。一些記者多年不寫一篇《內參》，主動放棄這個“重器”，十分可惜。
人們對於記者的期許是：“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在寫好公開發表的新聞報道的同時，每年認認真真寫幾件有份量的《內參》，引起高層重視，推動政府工作，助力科學決策，這本身就是記者擔當道義的表現。
最近，一些網民總是呼喚“吹哨人”。其實，主流媒體記者是有“哨”在手的，只是有些人自己未必知道吹。在當前輿論場錯綜複雜的情況下，記者在不便公開發聲時，請務必以《內參》為“哨”。這是一種權力，也是一份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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