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握犀利之剑，力破污恶之囊；谁凭肝胆为器，浓缩大千之象。惟我记者，敢当天下向导；惟我记者，雪亮众目昭彰。
——《记者赋》
疫情期间，有时间沉静下来，总是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疫情刚露头之际，记者的决策参考作用是否得到了应有的体现？
仅举一例。
去年底，武汉警方对8位“传谣”者进行处理，因为这8人分别传发了“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确诊了7例SARS”、“Y医院接收了一家三口从某洲回来的，然后就疑似非典了”等未经核实的信息。“武汉八市民传谣”这条新闻在当时广为人知。
这些天，我总是在想，八市民“传谣”事件发生时，换作我是湖北的主流媒体人或中央主流媒体驻湖北机构的记者，会怎么做？
在大学新闻系读书时，老师就告诉过我们，要善于发现“新闻背后的新闻”。
以一名记者最基本的职业素养，我一定会对这个新闻提出这样的疑问：这八人是什么身份？传了什么谣？为什么传谣？
凭着最基本的新闻敏感，我一定会对这个新闻进行跟进采访，想方设法联系到这八位市民，那么，自然会在第一时间得知，这八人全都是医务人员，有的还是业界知名的医疗专家。
采访到了这一步，哪怕是一个初入行的媒体“新兵”，甚至一个大学新闻系的学生，也一定会有一个基本的新闻判断：这里面一定隐藏着大新闻。
接下来，我一定会深入采访这八位医务人员，听听他们的说法，这样，一定会发现一个惊天的新闻线索，那就是武汉有一种很厉害的病毒，弄不好会快速蔓延。
得到了这样特别重大而敏感的新闻线索，稍微有点脑子的记者，都不会轻易公开发表，这不是胆小怕事，而是职业素养的要求。因为，我们知道，涉及医学领域，尤其是涉及病毒、传染病的领域，专业性极强，任何人一时都很难把握。如果在把握不准的情况下擅自公开发布，不仅违反相关规定，更有可能会造成社会秩序混乱。谁也不会冒这种无谓的风险。
作为一名有责任心的主流媒体记者，绝不会擅自抢发这条消息，但是，应当本能地想到，采用发《内参》的形式，将这件事火速通报给拥有决策权的领导。而如果我是中央媒体驻湖北的记者，我更是一定会通过《内参》形式将信息直达中央领导，以引起中央高层重视。这是在尽一个媒体人应尽的义务。
然而，湖北当地有那么多中央级和省级的高级记者、资深记者、知名记者、获新闻最高奖的记者，可是，不知道当时有没有记者去做这个调查，有没有记者去写这份《内参》。
可能有人会说：《内参》即便写了，恐怕起不到什么作用吧。但是，首先要问一问，记者到底写了没有？你还没有写呢，怎知写了就没有用。我个人认为，如果有一份很有份量的《内参》递上去，应该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对此，作为经常写内参的记者，我有这个把握。
主流媒体公开发表的新闻看起来“四平八稳”，但这些媒体的《内参》却十分“大胆”，采访和写作不设“禁区”，而且《内参》发布渠道非常畅通。记者经常被鼓励写《内参》，以此为党委政府提供决策参考。主要领导也非常欢迎《内参》。对于递上来的《内参》总是第一时间看，第一时间批示处理。特别是那些具有警示、提醒作用的《内参》，更是极为重视。因为做决策的领导并非全知全能，他们也需要掌握第一手资料，这样才能在正确的时间做出正确的决策。
我每年公开发表的稿件200篇以上，不公开发表的《内参》也有一两篇。每篇《内参》写好后，基本上当天就经由报社送达主要领导案前，篇篇都有领导的签批，篇篇都有反馈。这些《内参》很多都成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的重要线索和依据。
《内参》虽然不公开发表，但它往往起到比公开发表的稿件还要好的推动工作的效果。
然而，放眼当下，媒体记者写《内参》的并不多。为什么？
一、内参尤其是高质量的内参并不是每个记者都善于把握的。内参非常考验记者的功底。一个只会写“锦绣文章”的记者未必能写好《内参》。因为写内参不是写一般的消息通讯，必须要有扎实的第一手资料，必须要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和洞见力。
二、内参写起来花时间、费功夫，一些记者觉得有这个时间、精力，宁可多挣“工分”，或者去写获奖新闻。这样的记者忘了，记者是一份甸甸的责任人。
三、内参不公开发表，不能让作者产生知名度。许多记者未必在乎报酬，不愿写内参，更多的原因是不愿做幕后英雄。做“焦头烂额”的记者，工作可以让大家看到；而做“曲突徙薪”的记者，工作不能让别人看到，成就感不明显。这是记者写内参积极性不高的最主要原因。一些记者多年不写一篇《内参》，主动放弃这个“重器”，十分可惜。
人们对于记者的期许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在写好公开发表的新闻报道的同时，每年认认真真写几件有份量的《内参》，引起高层重视，推动政府工作，助力科学决策，这本身就是记者担当道义的表现。
最近，一些网民总是呼唤“吹哨人”。其实，主流媒体记者是有“哨”在手的，只是有些人自己未必知道吹。在当前舆论场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记者在不便公开发声时，请务必以《内参》为“哨”。这是一种权力，也是一份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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