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武汉市江岸区后湖街道惠民苑社区的居民来说，下面这张照片里的“药袋人”就是他们的药神。
△图片来自江岸区宣传部
他叫丰枫。在武汉市小区实行24小时封控管理后，为了解决居民买药问题，作为江岸区后湖街道惠民苑社区网格员的他开始帮居民买重症慢性病药物。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受到疫情影响，慢病患者无法出门问诊购药，许多有慢病的老年人在家强忍不适，更有孕期人群因身体不适焦急万分。
疫情带来大量的医疗需求挤爆线下门诊，同时也加剧了部分病人对线下就医感染病毒的担忧。
在此背景下，互联网医疗成为抗疫的“第二战场”，在疫情中“大展身手”。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一周内连发两个通知要求就应对疫情积极开展互联网诊疗服务，以缓解定点医院诊疗压力，降低交叉感染风险。
一时之间，远程问诊平台遍地开花，部分医疗机构也主动开设了线上问诊服务。民众特殊时期的医疗需求让互联网医疗获得前所未有的市场接受度，成为培育用户使用习惯的一个契机。
不过，在对未来保持乐观态度的同时，人们也在担忧：疫情过去之后，互联网医疗该如何获得长足发展？业内人士认为，互联网医疗想要长足发展，需要克服行业自身的不足。其中，最为核心的难题就是如何保证问诊过程和处方流转过程的安全可监管。
政策加持，互联网助力慢病患者脱离“窘境”
有相关调查显示，我国的慢性病患者数量已经接近4亿。这些患者需要靠长期服药、定期到医院复诊，来保证自己的健康。按照常规情况，一次慢性病的处方医保用药量为4周。大量慢病复诊病人需要频繁挂号续药，不仅浪费了患者大量的时间精力，也占据了医院门诊资源，导致就诊效率低。
疫情发生以来，前文所提到的慢病患者所处窘境，也体现出：在线下医疗服务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在线就诊购药需求旺盛，互联网将是打通医疗服务“最后一公里”的关键。
对此，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副秘书长马光磊表示，患者通过互联网医院进行复诊购药，可以有效解决患者“因药就医“难题；同时，也可以减少来院的患者，缓解医院的门诊压力，释放出更多的医疗资源，提升患者看病就医的获得感。
△图片来自pixabay
政策的走向验证了这个观点。疫情期间，国家连续发文支持互联网医疗的发展应用。
3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着力解决医疗保障制度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意见》提出，创新医保协议管理，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协议管理，简化优化医药机构定点申请、专业评估、协商谈判程序，将符合条件的医药机构纳入医保协议管理范围，支持“互联网+医疗”等新服务模式发展，建立健全跨区域就医协议管理机制，制定定点医药机构履行协议考核办法，突出行为规范、服务质量和费用控制考核评价，完善定点医药机构退出机制。
在这份《意见》出台之前，今年3月2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卫健委两部门才刚刚发布了《关于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开展“互联网+”医保服务的指导意见》，将符合条件的“互联网+”医疗服务费用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对符合规定的“互联网+”医疗服务、在线处方药费等实现在线医保结算。如今，伴随着该《指导意见》出台，互联网医疗纳入医保支付有望走向常态化。
长期以来，互联网医疗行业的医保支付，一直是难题，也成为行业发展的瓶颈。在此次抗击疫情中，互联网医疗在常见病、慢性病诊疗上，发挥了极大作用，进一步证明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尤其也凸显了对分级诊疗的补充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马光磊提到，互联网复诊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原本自费的针对常见病和慢性病的“互联网+”复诊将进一步减免，有利于实体医院线上处方的落地，将显著提升居民选择线上问诊积极性，驱动居民就医习惯的转变，互联网医疗需求加速增长，进而刺激更多的实体医疗机构建设互联网医院。
安全监管是核心难题
从最初的线上问诊、挂号发展至今，互联网医疗产业经历了此前数年的发展，也曾被资本所追逐，但是却一直无法真正解决医疗服务的核心难题，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完全做到诊疗过程和处方流转过程的安全可监管。
“比如目前政策规定只允许互联网医疗为部分常见病和慢性病的复诊开方，但是却没有一个很好的方式来界定患者是不是真的在复诊。”马光磊提到，处方是“凭方复诊”、“凭方售药”的基础，也是医保报销的依据，把握好处方信息的真实性，就能够有效防止线上、线下医疗中的一系列不合规现象出现。因此，无论是出于为患者安全考虑，还是出于为医保资金的安全考虑，都必须要保证诊疗过程和处方流转过程的安全可监管。
2019年下半年，国家市场监管方也由于安全监管问题曾对网售处方药的市场提出很多质疑，网售处方药也曾一度被叫停。
△图片来自pixabay
但实际上，互联网上的诊疗过程和处方流转过程并不是完全不可监控的。马光磊提出了如下的解决方案：首先患者必须凭借电子病历或首诊处方进行“凭方复诊”，通过链接医院的HIS系统，确保处方的真实性；其次，患者凭借获取的真实处方购药，药师在核对无误后“凭方售药”，确保销售的真实性；再者，在患者选择送药上门服务时，配送方也需要进行患者身份和处方信息的核实，做到“凭方配送”，保障患者用药安全的同时也为医保监管部门提供了全流程可追溯的监管依据，保障医保基金的安全使用。
这样的方案在青岛市市立医院已经落地。
前不久，市民辛女士通过青岛市市立医院微信公众号的诊疗服务与在线医生进行视频问诊，医生为辛女士开出了合规的外延处方，经过用药合理系统及平台、药店药师双重审核后，辛女士收到了一条短信，内容包括取药码、药店链接，短信最后还附带一条链接，点开该链接后，立刻出现可以买到这些药品的药店。辛女士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配送到家”。不到两小时，辛女士就在家中收到了大夫给自己开的药。
目前，该医院的线上问诊用户中已经有40%开过处方，并完成药品的配送。
“疫情期间，为了更好地服务患者，许多此前不曾申请互联网医院牌照的三甲医院开始申请了。”马光磊所在的青岛易复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近期接到了许多为三甲医院建设互联网医院、互联网医院线上处方落地的需求。在他看来，“公立医院已经开始有效利用互联网医院了。过去，医院认为互联网医院是一个边缘化的医疗行为，随着疫情的发展，人民群众看病的方式发生变化，医院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有更多的投入。”
实际上，目前已经有一些地方政府开始从政策上鼓励互联网医院的建设。比如辽宁省卫生健康委要求省内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积极举办互联网医院，推行互联网诊疗，拓展线上医疗服务空间。
疫情爆发之初，为最大程度降低交叉感染发生率，给患者就诊购药提供便捷方式，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以下简称“大医二院”）紧急上线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互联网公益咨询平台，为市民提供“隔空问诊”服务，目前，其互联网医院每天为近万人提供在线咨询问诊服务，同时正在探索为针慢病患者与轻症患者提供包括在线复诊续方、送药上门等一站式医疗服务。
此外，北京医院、中日友好医院、阜外医院等多家实体医疗机构也在积极延伸服务范围，拥抱“互联网+”医疗，为广大患者提供在线复诊续方、送药上门、医保报销等更高效、更便捷的医疗服务。
作为处方的源头，国家的管理政策对互联网医院的建设与发展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必须依托实体医疗机构。在这样的大前提下，互联网医院可分为两种，一是互联网医疗机构挂靠实体医院，成立互联网医院。二是实体医疗机构请互联网平台为自己搭建一个互联网医院平台。
在马光磊看来，这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与实体医疗机构的粘性较弱，后者的粘性更强，且更容易实现诊疗全程的可追溯可监管。“在寻医问药的过程中，患者还是会倾向性地选择以大三甲为实体依靠的互联网医院。”马光磊说到，未来，公立医院或将成为互联网医院主力。
“对于实现诊疗过程和处方流转的安全可监管、可信任的医疗机构是充分条件，合理的监管方案则是必要条件。”马光磊说到。
△图片来自 yestone
之所以能够在疫情期间快速搭建其合理合规的且能够打通医保的互联网处方流转平台，是因为此前易复诊已经有了充分的实践。
早在2018年7月，广西梧州市试行门诊特殊慢性病的处方共享，将医院HIS系统和定点药房打通慢病患者凭医生药方，在医院药房，或医保定点药店购药，均可统一支付标准，直接医保结算。
据马光磊介绍，梧州全面试点处方共享药店，实践了如何在监管之下有效地在处方零售药店统筹账户报销。
这样的方案也符合《关于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开展“互联网+”医保服务的指导意见》的要求，可以帮助医药机构为患者建立和妥善保存电子病历、在线电子处方、购药记录等信息，做到诊疗、处方、交易、配送全程可追溯，实现信息流、资金流、物流的三流合一，做到全程可监控，满足患者可以在线查询检查检验结果、诊断治疗方案、处方和医嘱等病历资料。
“目前全国多个省市已经开始探索推行互联网医疗与医保支付结合的政策，鼓励开展互联网诊疗进行疫情防控。”马光磊提到，未来随着各地试点工作的推进，合情合理合规的处方流转平台或将持续推广开来，不但实现了互联网医院处方落地，更为包括慢病患者在内的互联网医疗用户提供更便捷的购药服务。
据了解，青岛市医保局于日前正式开通互联网医院医保支付，依托实体医院的互联网医院，探索升级“不见面”购药服务，已实现患者足不出户即可问诊、续方、购药、医保支付的一站式诊疗服务闭环，并且正在积极探索更多便民措施。
在马光磊看来，以实体机构，尤其是公立医疗机构作为依托，三流合一，是保障诊疗过程和处方流转过程真实可靠的可行路径。
“可以预见的是，互联网纳入医保的常态性发展并不难，在有一个合理合规的样本情况下，互联网医疗、互联网医院将实现良性发展。”马光磊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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