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叫我負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負我”這句話，出自《三國演義》。
它的原始形態，是“寧我負人，毋人負我！”，見於《三國志·魏書·武帝紀》中裴松之注引的孫盛《雜記》。
圖：中華書局版《三國志》第1冊正文第5頁
陳壽在正文中提及，董卓掌權後，曹操“變易姓名，間行東歸”。裴松之在該句後，補註了三條材料，分別是：
（一）魏書曰：太祖以卓終必覆敗，遂不就拜，逃歸鄉里。從數騎過故人成皋呂伯奢；伯奢不在，其子與賓客共劫太祖，取馬及物，太祖手刃擊殺數人。
（二）世語曰：太祖過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備賓主禮。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己，手劍夜殺八人而去。
（三）孫盛雜記曰：太祖聞其食器聲，以為圖己，遂夜殺之。既而悽愴曰：“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遂行。
裴注所引《魏書》，不是陳壽撰寫的《三國志·魏書》，而是曹魏時代的官修“國史”（大約成書於曹髦、曹奐時代）。該書的主要編纂者之一王沈，原是曹爽的家臣，曹爽被殺後轉投司馬氏，被安插在魏帝曹髦身邊。曹髦死於司馬氏之手，直接導火索就是王沈將曹髦的計劃向司馬昭告密。時人評價王沈史品不佳，“多為時諱”，常替權臣與豪門粉飾。
《世語》即《魏晉世語》，作者是西晉人郭頒。郭頒字長公，正史無傳，做過襄陽令，也做過令史，就是朝廷的史官。據裴松之的描述，《魏晉世語》不是一部講結構、有條理的史書，而是“全無宮商”，大約是一部類似筆記體、段字體的著作。
《雜記》的作者孫盛是東晉人，做過瀏陽令、長沙相等職，著有《魏氏春秋》《晉陽秋》《異同雜語》等諸多史書。據《晉書》記載，孫盛是一位秉筆直書、不畏權貴的良史，曾因不願曲筆記敘權臣桓溫的枋頭之敗，而遭桓溫以“門戶事”（家人性命）相威脅。至於《雜記》具體是指孫盛的哪本著作，是一個仍存在爭議、難以定論的問題。
圖：曹操像
依據裴松之提供的這三則材料，可以做如下三點保守分析：
（1）曹操殺呂伯奢家人的情節，既入曹魏官修《魏書》，很難否定它的真實性。但書中提供的解釋——呂伯奢之子欲糾合賓客搶劫曹操，要奪他的馬匹和財物，卻未必可信。呂伯奢既是曹操“故人”，家中又蓄養著“賓客”，自應是一位有一定經濟實力和社會活動能量的地方名士。呂家有何必要去搶劫曹操這種“逃歸鄉里”之人呢？
（2）官修《魏書》記載曹操殺呂伯奢的家人，顯示該事件在當時有著相當程度的傳播。於曹操而言，主動傳播此事並無多少光彩可言。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呂伯奢乃地方名士，曹操於地方名士家中殺人，釀成了一樁被廣泛傳播與談論的“公共事件”（呂伯奢所在的成皋縣，屬河南尹管轄，恰是一處信息通達之地）。若此事毫無影響，《魏書》似也不必載入。
（3）《世語》寫於西晉，《雜記》寫於東晉。較之《魏書》，它們對呂伯奢事件的描述多了一個情節——曹操懷疑呂家人要抓自己向朝廷邀功，於是不待確認真假，自己先動了手。這是一種比較合理的邏輯，也說明曹操因疑心而殺呂伯奢這種說法，至晚在西晉時已有流傳。
除了以上三點，還有一處尤為值得注意的地方：《雜記》與《世語》關於曹操殺呂伯奢家人一節的描述基本相同，但《雜記》多了那句著名的“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雜記》的作者是孫盛，而在孫盛所寫的另一部史書《魏氏春秋》中，說這句話的人卻是司馬昭：
“《魏氏春秋》曰：（鄭）小同，高貴鄉公（曹髦）時為侍中，嘗詣司馬文王（司馬昭），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還，問之曰：卿見吾疏乎？答曰：不。文王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
大意是：魏帝曹髦身邊的官員鄭小同，去造訪司馬昭。司馬昭跑去衛生間，有一份秘密文件沒有收起來，他回來後問鄭小同：你有沒有看我的秘密文件？鄭小同說：沒有。司馬昭說：寧我負卿，無卿負我。寧願我錯殺你，也不能冒被你洩密損害的風險。於是拿毒酒殺死了鄭小同。
《魏氏春秋》共二十卷，今天已經失傳。上面這段記載，見於唐代章懷太子為《後漢書.鄭玄傳》所做的注引（鄭小同是鄭玄之孫）。
耐人尋味的是，這段記載，也見於裴松之為《三國志.高貴鄉公紀》所做的注引，但其中又有微妙的不同。裴的注引是這樣的：
“魏氏春秋曰：小同詣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還，謂之曰：卿見吾疏乎？對曰：否。文王猶疑而鴆之，卒。”
《魏氏春秋》只有一種。章懷太子的引用中，司馬昭說了“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這一喪心病狂之語；裴松之的引用中，只說司馬昭猶疑，沒有記載這一喪心病狂之語。章懷太子是唐朝人；裴松之雖然生於東晉，但他為《三國志》做注時，東晉已被南朝宋所取代，二人皆不必顧及司馬氏的審查。
那麼，該如何理解這種區別？
這當中的可能性非常多。比如，章懷太子的注引，將曹操與司馬昭弄混了；再比如，裴松之依據孫盛的《雜記》認定“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的版權屬於曹操，於是在引用孫盛的《魏氏春秋》時，刪掉了司馬昭的“寧我負卿，無卿負我”。但在不否認任何史料真實性的前提下——在沒有證據可以否定史料的情況下，尋求能夠儘可能包容相關史料的解釋，可能是最合宜的解讀史料的方式——也可以有這樣一種解釋：
曹操的“寧我負人，毋人負我”，是漢末魏晉時期流傳於歷代權力高層的“黑暗名言”；司馬昭的“寧我負卿，無卿負我”則是承襲該名言的變種。孫盛將二者同時記錄了下來，是因為他認為二者都是真的；曹操與司馬昭，本就是同一類人。這兩句話，代表了魏晉時代之人，對曹操與司馬昭個人形象的基本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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