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介绍的案子
朋友让J的父母通过电话联系上我时，我正在夜跑。
听他们陈述完案情和诉求，我便停下来找了个安静的地方，开始分析。
详谈约摸半个小时后，我报了个委托价格，电话那头说考虑一下，再联系。就挂断了电话。
不得不说，律师遇到这种情况太正常了，但是我喜欢聊刑事案件，花点时间没问题。这要是非刑事案件咨询，我一定不和他掰扯。
次日一早，J的父亲来电说要委托我。律师没有周末，我们中午就在律所碰面了，J父很直接，说他昨晚犹豫的原因是我年纪不够大，后来又觉得年轻律师为了口碑会用心尽力，加上我昨晚耐心解答和朋友背书，最后还是决定找我。
因为J是在家中被抓的，所以其父母了解到不少情况，J的案情很不乐观。
一位在校女孩A报警说J强奸了她，陪同报警的女孩父母情绪激动。
A和J初是初次见面的网友，两人约在A居住的小区见面，案发地在小区A家中，案发时A的父母在外开会，A称两人仅是约在小区聊天，见面后J强行进入其家中并采取了掐脖等方式胁迫她，进行了强奸。
医院检查报告显示A的处女膜有新鲜伤，而且还在A脖子上发现了轻微伤。
两人初次见面、受害人的陈述、伤痕等都指向这是一起强奸犯罪，但是女孩A的贴身衣物DNA上并未检测出男孩J的DNA，这给了我们一些辩护的希望。
J的父亲不善于表达，母亲爱子心切，几次表示：“J是不听话，但不会做坏事，他不可能强奸那位女孩的，一定要救救他。”
签订委托协议后，查得看守所周末还有会见的机会，我们就立马驱车前往。有时候，辩护就像一场抢救，你要抓紧时间！
罗生门中的我们
很快，我们在看守所见到了J，一个没有什么特点的男生。
他说他很不能理解，为什么A事后突然控告她强奸，明明当初两人是自愿发生关系的。
我们问他和A发生关系的细节——
我问：“公安把DNA鉴定报告给你看过了吗？你有什么想说的？”
他说：“看过了，没有我的DNA是因为她怕父母发现，事后把衣物都洗了，但我和她确实发生过关系，这个我也如实和警察说了。”
强奸案辩护，性关系发生与否的判定往往是一目了然的。本案中J在证据有利的情形下，仍承认发生性关系。让我们能更聚焦到强奸案的重要辩点——是否违背妇女意志。
我问：“你是否掐过她的脖子”
他说：“没有。”
我问：“那脖子上伤痕怎么回事？”
他说：“那是吻痕。”
J强调两人是自愿，称A提前确认父母外出后约他在家里见面，两人随着聊天深入就开始发生关系了，后面因为A喊肚子疼就结束了性行为，整个过程大概持续了几分钟，他没有射精，事后两人也确认了男女朋友关系。
J补充到，他觉得强奸犯是为了追求射精快感，而他没有射精，能说明他不是强奸。
我解释到，刑事实务中强奸的成立与否，关键在于插入与否，而非是否达到男性满足。但这个辩解点是可能在特定条件下影响司法人员判断行为性质，我们会注意的。
不得不说，A与J描述的截然相反的两个经过，作为辩护人，也不能因为立场，就毫无保留地听信当事人，要通过他提供的线索或者证据，采信他可以被旁证印证的内容。
越雷池，律师调取证据
退一步讲，假定J说的全为真，但仅靠将脖子伤系吻痕造成的，而没有形成一个系统将A描述的事实体系拆毁，我是没有把握说服办案机关。
什么最有说服力？必然是证据。如何查找证据？
我们从第一个疑点出发，A的话语逻辑里两人是19时约见在小区楼下见面的，之后J强行进入她家中。我们查得案发当天是雨天，日落时间是18时22分。黑灯瞎火的环境加上下雨，19时在楼下见面，聊天？散步？可能性都不大。而J的话语里，两人是因为下雨，将原本约在外面玩的活动改为在A家中见面，似乎更符合逻辑。但是哪个人说的为真，哪个人说的为假，还是得以小区监控为准。
每年都有刑事律师因为触犯刑法306条被定罪量刑，在刑事案件中的律师调查取证如达摩克利斯之剑一般。
但我和搭档权衡再三，认为辩护如抢救，这个客观证据可能是扭转局势的关键。我们采取全程录音录像的方式保护好自己，便去调取监控视频，调取的过程比想象的顺利，并且得知公安机关并未调取该监控内容。
视频内容显示A和J在当天19时在楼下打了招呼后就一同进入了单元内，这情况和J说的相符，和A说的不符。我们接着审查录像，J在22时离开了该单元，神色自然，没有逃离之感。
吻痕+监控视频=不是强奸？显然还不行，其中对于视频中J离开状态的解读更是自己的想当然。
回到办公室，我起草了调取相关证据的申请及律师意见，打算去和主办警官沟通，又遇见了办案中的“新常态”，吃闭门羹……
我们只好把相关材料直接交给了局里的法制科，希望能引起重视。
在不断地梳理案情过程中，我发现A对两人事后的行为言之甚少。
其实用两人的事前情况，去推断两人在发生关系时的意志情况，效果是不好的。哪怕两人此前如胶似漆，约在了小旅馆开房，也不能表明女方同意和男方发生关系。反之亦然，哪怕男女双方之前无甚表现，也不能否定在特定环境下自愿发生性关系的可能。那么在事中意志无法明确的情况下，应重点省察两方在性关系发生后的表现，来推定两人对之前发生性关系行为的认知。
律师办案平台显示案件移送到检察院了，这个案件，在公安机关手上不到两个礼拜就移送批捕了，不到三周就移送审查起诉了。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觉得，本案案情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女性的心理……
我的风格，第一时间阅卷。
案卷中J与A的关于发生性关系后的内容几乎都是空白，很多事情，其实只看部分，前后差异真的挺大的。
卷宗内依然没有监控录像，更别说公安对监控视频的研判内容了；我们很快看到了A脖子伤痕的鉴定报告，是一处位于脖子正中偏左的皮下出血，按照A的说法，当时J用一只手掐住她的脖子，以至于留下了伤痕。但按照我和搭档的模拟，一只手掐脖子是无法形成这个位置的伤痕，而着力点的两个手指接触位置，应该分别留下伤痕。
网络图片，不做商用
这个点让我们更加信任J的说法了，我们需要再和J聊聊，但在这之前，我和搭档又去了一趟小区，特意选在了20时到21时之间，约摸在当天J和A发生关系的时段。
小区环境十分安静，如果当晚呼救，应该不难被听见，我们去了案发单元的顶楼，恰好是一个空房间，在黑暗中，我们打开手电，比对案卷中的《现场勘查笔录》，脑补了一下案发环境，明确了各种方位。
再和J沟通时，他能体会到我们工作的细致，在他详细描述当晚进入A家中后的一切时，我们能比对着笔录作图。
翻到自己撰写的辩护大纲时，我把问题抛向J：“你们事后发生了什么？”
J说：“她清洗了一下，就和朋友聊微信QQ，后来我们确认了关系，再后来她去打了个电话给她爸妈，问他们几点回来，以便让我先走，不被他爸妈发现。”
我继续问：“是用聊QQ的手机打的电话吗？”
J说：“不是的，她去了隔壁房间打的座机电话。”
我们又回到《现场勘查笔录》，找出那个有着座机电话的房间，让J亲笔注明了。
会见结束后，我们马不停蹄地再次审阅案卷材料，综合各方面情况后，将A的陈述体系，用系统化的证据印证情况予以了反驳，体现了A在事前、事中、事后的描述中均有增删事实情节的情况，而J的供述一直稳定——第一次和警方沟通就明确了发生性关系，但始终强调双方的自愿，且他的辩解能提供相应的证据或线索去印证。
关于事后表现的证据，如聊天记录，其中A肯定了两人是男女朋友关系。又如我们需要办案单位调取的当晚座机通话记录，能证明A在能寻求救助时没有求救，并希望J离开时能不被自己父母碰见。这显然区别于常规意义上的刑事案件的受害人。
且还有一个疑问，为什么A要控告J强奸呢？
我们在呈给检察官的辩护意见里，重点部分列明了我们的审查证据的情况，注明在案证据能印证A与J描述情况中的哪些事实。但在开头，我写到：
“在所有的强奸案中，对女被害人的心理判断，最终只能得出“自愿”或者“非自愿”的绝对结论，这是泾渭分明的。但是“自愿”或者“非自愿”的绝对性结论，显然难以具体准确地描述女性拥有的复杂细腻的心理。辩护人认为强奸案中，被害人一系列的心理状态可以简要概况为以下五种：
邓小宇律师
而本案中，我们倾向于认为A是自愿发生关系，事后因为被父母发现等原因进行否定的。本案证据能证明两人发生了关系，但J是否违背了A的意志强行发生性关系，存在疑问。
案件的成败在于庭前的准备——图书馆和案发现场。
辩护意见连着调取通话记录的申请，还有我们调取回来的录像，附上了辩护人对录像内容的解读，一同寄给检察官。
希望能为J迎来一个好的结果。
我们挺紧张的，因为在强奸案中，常常形成的是一对一型的言词证据，被害人与被告人各执一词，两方面都有自己的案件全貌，无论是控方还是我们辩方，要做的就是寻求证据印证出一个法律真实。
检察官也是这么想的，我们的调取证据申请得到了回应，检察官将案件退回补充侦查，并要求调取A家中的通话记录。不久我们得知该通话记录调回来了，就及时补充了一轮意见。
不久，J的案子被作了证据不足不起诉的决定，原因是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他违背了A的意愿。
我在欣喜之余想起德’肖维茨的一句名言：“案件的成败在于庭前准备——图书馆和案发现场。“
我想辩护人除了法律修养，应该有想象力、有颠覆性思维，大胆假设，“万一错的是他们呢”。此外，我们也小心取证，巧妙地展示给裁决者，前者是图书馆的活计，后者要在案发现场、案件一线的人和事中去努力。
关于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警官、检察官、法律都无法知晓，但法律给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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