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1983年，伴随着一曲《送别》，电影《城南旧事》红遍大江南北，也奠定了导演吴贻弓在中国电影史上无可替代的地位。
《城南旧事》红遍大江南北
在同时代的几位著名导演中，吴贻弓有些独特。他并不是一个高产的导演，在长达60年的艺术生涯中，他的导演作品不过十部，但是，对于中国电影尤其是上海电影产业，又始终无法绕过他的名字。他的前半生被政治运动“耽误”，创作渐入佳境却又因“服从组织安排”走上行政道路，一生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也不免留下了许多遗憾。
吴贻弓导演
1938年，吴贻弓出生于重庆，父亲为其取名为“贻弓”，“贻”意为“收藏”，“弓”乃兵器，“刀枪入库，天下太平”，寄寓着战乱年代里父母对于儿子最美好的期盼和祝福。
与这个名字一样，吴贻弓的一生，都充斥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期也没有改变。
吴贻弓学生时代
1956年，18岁的吴贻弓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成为导演系第一届学生。没想到，入学第二年，这个满怀理想的青年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只因他向学校提意见说，北电作为中国的高等电影学府，不应该只学习观摩苏联影片，还要让学校了解美、法、意三个国家的电影，结果被批为“反苏、反社会主义阵营，反党”。
1956年9月，吴贻弓（前排左二）与北京电影学院同学合影
但他没有放弃对电影艺术的追求。1957年，还在读书的吴贻弓执导了自己的首部实验长片《大木匠》，获得吴永刚、谢晋等导演的看重，毕业后，马上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1962年，吴贻弓作为助理导演参与拍摄电影《李双双》，与饰演孙桂英的演员张文蓉结缘，此后相守半个多世纪。
拍《李双双》，吴贻弓（左）是鲁韧的助理导演
正当吴贻弓想要在电影事业上大展身手之时，十年特殊时期又使他与电影擦肩而过。吴贻弓被安排在化工厂里“战高温”，但是，他从来没有停止学习，一有时间就捧着书本，十年时间，他早已蓄势待发，只等机遇的到来。
1980年，吴贻弓在吴永刚总导演的提携下，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电影《巴山夜雨》。不过两天两夜的故事，甚至没有反面人物出场，却浓缩了对一段特殊岁月的反思。
电影《巴山夜雨》（1980）
两年后的《城南旧事》则是吴贻弓真正独立执导的第一部电影，用的却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弃用的剧本。
电影《城南旧事》（1983）
当时，中国大陆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了一批台湾作家的文学作品，《城南旧事》也是其中之一。北影厂一位老编剧将其改变为电影文学剧本，但一直没有拍成，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便将剧本推荐给了上影厂。
吴贻弓与小说《城南旧事》作者林海音
后来，这个没人要的本子落到了吴贻弓手里。他看了本子也觉得不满意，但为了完成任务，还是找来了小说原著。原著中那种来自海峡彼岸的朴素情感打动了吴贻弓，他用了半个月时间，写出了一部新剧本，并将总基调定为“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
《城南旧事》剧照
作为电影的点睛之笔，一曲《送别》将这种淡淡的乡愁唱进了观众的心里。这是著名声乐教育家李叔同创作的一首歌，林海音将其引用到了小说中，吴贻弓在小学时也曾学过，又跨越时代，随着电影出现在广大观众面前。
《城南旧事》剧照
一部电影，一首歌曲，将吴贻弓的艺术生涯推向巅峰。也是从这一年开始，吴贻弓越来越无暇顾及自己的电影事业。
1985年，吴贻弓正带领助手到浙江大学遍访知情人，搜集老校长竺可桢在抗战期间带校西迁、艰苦办学的资料，为即将拍摄的电影《流亡大学》作准备，突然收到上海的电话，让他第二天早上九点务必到电影局。他们当即买了站票连夜回上海，路上吴贻弓脸色阴沉，一声不吭。助手小心翼翼地问，发生了什么，吴贻弓只是说了一句：“那件事情来了。”
电影《流亡大学》（1985）
吴贻弓说的“那件事情”就是他被正式任命为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其实，这一切早在大家意料之中。早在1984年，吴贻弓便已担任上海电影局的副局长，兼任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和上海文联副主席，1985年3月又担任上海电影总公司总经理。尽管走上行政岗位并非他所愿，他也只能“听从组织安排”。
吴贻弓有预感，以后像这样自由拍摄的时间会越来越少，他向上级部门打了报告，申请延期一年上任，拍摄完成了这部电影。那之后，他将自己的主要精力转移到了整个上海的电影事业中。
《流亡大学》剧照
接任上影厂厂长后，吴贻弓提出了“创作集体”的体制，以纯粹的电影创作思维，开创了上海电影制片厂新的黄金期。第五代导演张建亚，从北京电影学院78级毕业后被分配到上影厂，多亏了吴贻弓的大力支持，这才有了《三毛从军记》《紧急迫降》等经典作品。
电影《三毛从军记》（1992）
在吴贻弓的主持下，上影厂在闹市商业区的陈旧厂房被置换成原厂房好几倍的郊区土地，建成了中国最早的影视拍摄基地。他主持建设的上海影城，开中国多厅影院之先河，至今仍是中国最好的多厅综合性电影放映娱乐场所。
上海影城
作为“领导”的吴贻弓，为上海电影乃至中国电影作出的最大贡献，当数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创立。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电影人便有了办一个属于自己的电影节的念头。当时，赵丹、白杨、张瑞芳、秦怡等老艺术家都跑来问吴贻弓，“我们搞不搞，要不搞一个吧”，吴贻弓心动了。
吴贻弓、秦怡合照
直到90年代，中国电影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从地理位置、国家情况等各个方面来说，中国已经有了一定办国际电影节的实力。要怎么做，没人知道，只能现学。为此，吴贻弓带着一个翻译跑到了德国，钻研柏林电影节每一个部门的工作情况，了解它的功能、作用。回来后再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讨论哪些是一定要设立的，哪些是可以合并的。
吴贻弓与谢晋
筹办电影节的过程很艰苦，吴贻弓每天的伙食费只有一块钱，能省则省，一干就是几个月，经常在一个小办公室里打地铺通宵。但是，他坚持上海电影节的“门面”一定要响当当、够分量。
吴贻弓和谢晋几乎动用了自己所有的人脉，请到了赫克托·巴本科、卡伦·沙赫纳扎洛夫、大岛渚、奥利弗·斯通、降旗康男、保罗·考克思等国际知名电影人，也得到了陈道明等国内知名电影人的支持，一举打响了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招牌。
吴贻弓与徐克、保罗·考克斯在第一届上影节发布会
要有这种胸怀和气魄并不容易。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台湾影片《无言的山丘》获得最佳影片奖，这在当时引起了巨大争议。吴贻弓却说，《无言的山丘》拍得就是好。他还强调，如果连这点胸怀都没有，还不如直接把“国际”二字去掉，办个上海电影节就完了。
电影《无言的山丘》（1992）
如今，每年6月举办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早已成为全世界电影人的盛会，也为被迫走上行政岗位的吴贻弓带来些许欣慰。
吴贻弓的爱人张文蓉非常理解自己的丈夫，她说：“我真不愿意他当官儿，我觉得他如果专心致志于他的专业，他会做出更大的贡献来。我不是有意拉他的后腿，我感到每一个人都应该找到他在生活长河中的准确位置，而吴贻弓的位置，应该是在电影创作岗位上。但愿他能从繁忙的、不胜负担的行政领导的苦恼中早日解脱出来。”
年轻时的吴贻弓与张文蓉
然而，吴贻弓的一生，终究没能拍摄更多的作品。
2006年，吴贻弓开了博客“申江小吴”，记录了此后七八年间自己与肺癌、糖尿病等疾病斗争的故事。在开博的自述中，吴贻弓回顾自己的一生，自嘲自己作品“数量实在可怜”。
吴贻弓导演电影《阙里人家》（1992）
他说，他一生的很多时候都处在“被选择”的境地，拍什么电影是厂里分配，做领导也是必须“服从组织安排”。但如果当时能够选择的话，他还是想继续拍电影，不后悔是假的，但这些事总要有人干，他去干了，别人就能多拍一部电影了。
吴贻弓担任神话动画电影《宝莲灯》艺术指导
2012年，吴贻弓获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终身成就奖，白发苍苍的他，在贾樟柯、宁浩、陆川等新生代导演的簇拥下走上舞台。他动情地说道：“电影万岁。”这一年，他还获得了第1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奖，收获自己一手创办的电影界颁发的奖项，对吴贻弓来说意义非凡。
第1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式现场的吴贻弓
吴贻弓的一生是有遗憾的，他的作品不多，创作黄金期也短，仅有的几部影片，还大多是“命题作业”，很少有他自己想拍的故事。但是，他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最爱的电影事业，只做自己认定对的事情。多年之后，他留给历史的，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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