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鹿鳴
藩鎮割據一直被視為中晚唐時代的基本特徵,如果說天寶十節度是有意的政治規劃,那麼隨著安史之亂的蔓延,遍置於內地的藩鎮則是時勢的產物,其興置多有偶然因素作用其中,即使河朔三鎮也不例外。因此所謂藩鎮割據的局面絕非一個靜態對峙的畫面,而是漸次形成的動態過程,並隨著中央和藩鎮兩方政治實力的消長而不斷變易。如果說唐前期的皇權是均質的,除羈縻府州外,唐王朝對於各州郡有著大致同等的控制力,那麼安史亂後隨著具有自利取向藩鎮及節帥的崛起,唐王朝對地方的控制力受到了挑戰*,這種局面無論對於唐廷還是藩鎮而言都是全新的。唐王朝最初試圖重建統一,而藩鎮也不願意輕易讓渡因安史之亂獲取的地盤及利益,於是雙方關係不得不依據政治、軍事實力的對比,重新來加以定義,這種“界定”不免要通過戰爭的方式來進行。其實,當時不但中央與藩鎮關係是不穩定的,藩鎮與藩鎮之間的關係同樣亦不穩定*,田承嗣分割相衛便是一個典型的案例,因而在代宗、德宗兩朝,不但中央與藩鎮之間多有徵戰,藩鎮之間的衝突亦不稀見。元和中興的成功大半緣于田弘正的主動歸附,改變了河朔與中央的力量對比,但無論唐憲宗還是田弘正,都無力改變河朔的政治結構,更遑論動搖藩鎮這一地方層級的存在,因此唐廷對於河朔的重新控制難免淪為曇花一現,但長期的戰爭亦使得雙方都更加清楚地認識到力量的邊界與相互間的行動邏輯。與唐前期相比,中晚唐政治的運作更加依賴於慣例與默契,而這種慣例與默契的形成,並不是制度的產物,也絕非一蹴而就,而是通過代宗、德宗、憲宗諸朝,中央和地方不停地戰與和,逐步達成的妥協。*以下舉魏博的兩個例子來說明政治慣例是如何形成與運作的:
伏準國朝故事,我府凡有更替,即除親王遙統節度事,或逾數月而後,方降恩命。*
節度使自相承襲是河朔故事的核心,但對唐廷而言,無疑是對中央權威的公開挑戰,也是安史亂後雙方戰爭不已的關鍵所在。但當唐廷無奈默認了這一故事之後,雙方便有了形成新的政治慣例的可能:由朝廷先除親王遙領*,數月後才授節鉞於藩鎮自行推舉的繼任者,既保全了河朔故事的實質,又成功維繫了朝廷的體面,政治的“實踐”與“表達”之間的緊張得到了緩解。
永泰元年七月,以鄭王邈為開府儀同三司,充平盧淄青節度度支營田等大使。先是,平盧淄青節度使侯希逸為副將李懷玉所逐,希逸奔於滑州,上疏請罪。特詔赦希逸罪,乃以鄭王邈為大使,令懷玉權知留後,姑務息人也。*
貞元七年,(張)孝忠卒,德宗以邕王為義武軍節度大使、易定觀察使;以昇云為定州刺史,起復左金吾衛大將軍,充節度觀察留後,仍賜名茂昭。九年正月,授節度使,累遷檢校僕射、司空。*
事實上,這種藉助於“遙領”來裝點藩鎮自相承襲實質的政治表演,並不侷限於魏博,也非最早出現在魏博。這一故事的形成本身就是唐廷與藩鎮博弈的結果:
朝廷不獲已,宥之,以河南副元帥、黃門侍、同平章事王縉為幽州節度使,授(朱)希彩御史中丞,充幽州節度副使,權知軍州事。詔縉赴鎮,希彩聞縉之來,搜選卒伍,大陳戎備以逆之。縉晏然建旌節,而希彩迎謁甚恭。縉知終不可制,勞軍旬日而還。尋加希彩御史大夫,充幽州節度留後。十二月,加希彩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幽州盧龍軍節度使。*
大曆三年六月,朱希彩殺李懷仙自立,這是安史亂後河朔藩鎮節帥的第一次更替,此舉不但遭唐廷側目,甚至亦為河朔內部所不容,“恆州節度使張忠志以懷仙世舊,無辜覆族,遣將率眾討之”*。朝廷雖無力討伐,但並未立刻承認現實,而是正授王縉節鉞,僅以朱希彩為副使、權知軍州事。唐廷最初並不以遙領為滿足,王縉嘗試前往幽州赴任,不料碰了一個軟釘子而還,無奈由“實”變“虛”,閏六月以朱希彩為留後,至十一月即真。*這一偶然事件成為故事的起源,之後類似的“遙領”在唐廷與藩鎮的角力中反覆出現,最終演變成一種公開的“默契”*,“其後有持節為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者,正節度也。諸王拜節度大使者,皆留京師”*。而如本書第六、七章將要討論的,對這些政治慣例不同的認知與實踐,成為我們窺測唐與藩鎮關係的晴雨表。
如果說“遙領”默契涉及的無疑是唐廷與河朔間的核心問題,那麼這一慣例的形成與運作顯示出中唐以後,雙方已有成熟而穩定的溝通渠道及相當的政治互信。以下所舉元和四年的一個小事件則透露出這種政治信任是如何長期積累的:
詔(吐突)承璀還師,路出於魏。魏將田季安屈強不順,亦內與(王)承宗合。承璀不敢以兵出其境,請由夷儀嶺趨太原而來。上以王師迂道而過,是有畏於魏也,何以示天下。計未出,公使來京師,上召對以問之。公曰:非獨不可以示天下,且魏軍心亦不安,而陰結愈固矣。臣願假天威,將本使命諭季安,使以壺漿迎師。上喜,即日遣之,駐承璀軍以須。公乃將袁命至魏,語季安以君臣之禮,陳王師過郊之儀。季安伏其義,且請公告承璀無疑,師遂南轅。*
在此之前不久,吐突承璀剛設計擒下盧從史,幫助唐廷重新控制了昭義軍,因此當其欲假道與成德叛軍暗地勾結的魏博時,難免讓人有假途滅虢的懷疑。另一方面,唐廷亦擔心遭到魏軍的襲擊,若迂道太原,不但有失朝廷顏面,亦使得雙方的矛盾暴露於天下。因而柏元封自告奮勇出使魏博,斡旋其間,最終達成了默契,使得唐廷與魏博得以各取所需,至少維持了表面上的君臣合作。這一斡旋的成功,無疑增進了此前互相猜忌雙方間的信任。事實上,唐廷與藩鎮之間從衝突到穩定關係的形成背後仰賴於無數這樣小的政治默契的積累,而如何看待這些非制度性的、不成文慣例及其背後運作的政治規則,將成為學者探索中晚唐歷史重要的“知識符碼”。
本文選自《長安與河北之間：中晚唐的政治與文化》（仇鹿鳴 著，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註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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