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燾在紅四方面軍肅反工作中，借肅反工作排除和自己意見不一致的紅軍幹部，紅四軍許多高級將領很多都受到波及。如鄺繼勳身陷囹固，餘篤三血染大巴山，曾中生深夜被捕。
張國燾一直沒有忘記小河口會議。如果說他在四方面軍尚未於川北站穩腳跟之前採取以退為進的策略，那麼現在川陝根據地獲得空前大發展，中央對他的信任也重新鞏固，他就要動手翦除“異己”了。
第一個受到張國燾迫害的是四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張琴秋。在“小河口事件”中，張琴秋成了曾中生、鄺繼勳和陳昌浩之間的“聯絡員”，格外讓張國燾惱火。部隊進入川北不久，他就以工作需要為名，將張琴秋撤職，調任新成立的紅陽縣（通江涪陽壩地區）縣委書記。
然而張琴秋並不是張國燾翦除礦的重點。他要除掉的是鄺繼勳、曾中生、餘篤三等一大批人。
紅軍進駐通江後，一天，張國燾把鄺繼勳喊到了自己在城內天主教堂裡的臨時住所。
“繼勳同志，紅軍初到川北，勢掣力弱，四面受敵，形勢不妙啊，”他一邊說著，一邊客氣地給鄺繼勳讓座，“一旦全四川的軍閥都來打我們，那可受不了。為了分化敵人，我寫了一些‘說帖’，準備派人送給楊森、劉存厚，爭取和他們達成不戰協議。聽說你與楊森有舊誼，想請你去江口走一遭，與楊森的代表直接談判。能不能穩住我軍的南線，就看老兄你了！”
鄺繼勳出自川軍，曾任旅長，與楊森等各路軍閥自然並不生。但他對張國燾並不十分信任。
“國燾同志，與楊森談判是件大事，我想請軍委會正式做個決議！”
張國燾聽出了他的弦外之音。
“繼勳同志，你不要想得太多嘛！軍委當然是討論過這件事，才決定讓你出使江口的。此事非常機密，不能讓太多人知道。對了，從楊森那邊看也一樣，他就是願意同我軍達成協議，也不願意讓別人知道此事。”張國燾說，一邊拍拍鄺繼勳的肩膀，“好了，我們就談到這裡。你要以黨籍保證，不對任何人談這件聖事。
鄺繼勳雖不大信任張國燾，但與楊森談判、穩住南線畢競是大局。他是個性情耿直的人，根本沒想到張國燾會用這件大事給自己設下了一口陷阱。
幾天後，鄺繼勳帶領一支紅軍小分隊，來到巴河與大小通江的匯合處、也是與通江與營山縣交界處的江口，與楊森派來的代表進行了接觸。楊森正欲自保，紅軍主動來談判，他當然求之不得。但他又害怕與紅軍單獨“媾和”的事傳出去，會在川軍中陷於獨立，又怕引起蔣介石的不滿，兩下夾攻，他在川北便無立身之地。因此江口會談雖進行得十分順利，楊森卻沒有馬上響應張國燾的呼籲，與紅軍簽訂互不作戰的秘密協定。
鄺繼勳回到通江覆命。
“楊森是有顧慮呀，需要我們繼續做工作，”張國燾邊說邊踱步，做沉思狀，“繼勳同志，你何不以個人名義寫封信給楊森，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勸其相信我軍誠意，與我簽訂不戰協定呢？我們可以答應為他保密嘛！”最後，他說。
“國燾同志認為我應當這樣做，我就寫這封信！”鄺繼勳簡捷地回答。
張國燾笑。
“繼勳同志，我當然覺得你應當寫這封信了！”
鄺繼勳回到住處，以個人名義寫了一封給楊森的信，交給交通員送到江口去。交通員剛剛出發，張國燾突然讓人將這封信“截獲”，隨即。下令逮捕鄺繼勳，罪名是“勾結楊森”，“準備投敵叛變”！
被關進牢房的鄺繼勳面對一臉殺氣的張國燾，哈哈大笑。
“張國燾，你是一個無恥小人！老子早想到你要殺老子，你殺就是了，幹嗎還要設下這麼一個圈套？”
張國燾翻臉不認人。
“鄺繼勳，你這個國民黨改組派！我讓你與楊森談判，原來你竟藉機與敵勾結！證據已在我手裡，你還有什麼話說？快給我一五一十地招來！”
鄺繼勳怒目叱責張國燾：“你這是血口噴人！你說我是改組派，我倒懷疑你才是改組派！像你這樣陷害無辜，殺戮共產黨人，不是國民黨改組派，誰能幹得出來？！”
“給我打！”張國燾惱羞成怒，“鄺繼勳不認罪，休想過關！‘
鄺繼勳被打得死去活來。每次醒來，他都仰天冷笑：“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1933年5月，反田頌堯三路圍攻進入第二階段，紅軍收緊陣地，放棄通江。張國燾藉口部隊轉移期間鄺繼勳“容易逃脫”，下令將其處決。鄺繼勳，這位昔日令川、湘、鄂各省白軍聞之色變的紅色驍將，鐵骨錚錚的漢子，至死也沒承認張國燾加在自己頭上的罪名。直到在通江洪口走上刑場，仍然放聲大笑，毫無懼色。臨刑前，他讓行刑者鬆開自己手腳上的鐐銬，坐在地下，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工農革命萬歲！”然後含笑閉上眼睛。
鄺繼勳犧牲時，年方38歲。
誣陷鄺繼勳的同時，張國燾以“中央代表”和“西北軍事委員會主席”的雙重身份，在川北根據地內搞起了又一次大規模的“肅反”運動。鄂豫皖蘇區大“肅反”給他的“經驗”是：“肅反”不僅可以消滅所有“暗藏的階級敵人”，還可成為維護自己權威的工具。
為使新的大“肅反”有個名目，還在這年2月的中共川陝省第一次黨員代表大會上，他就給小河口會議的“發難者”扣了“右派”和“小組織活動”的大帽子，公開發出了二次“肅反”的信號。張國燾在會上宣稱：
在紅四方面軍脫離鄂豫皖赤區過鐵路西征的艱苦鬥爭中，右派就開始形成。他們在脫離鄂豫皖赤區的苦鬥爭中驚慌慌起來，結果滾到了右派的懷抱。他們散佈“往哪裡去”這種動搖軍心的口號，散佈“群眾不滿領導”，“領導內部不一致”以及種種瓦解紅軍的口號，來助長悲觀失望心理。……右派又與託陳派、改組派、AB團、第三黨聯合起來，形成了小組織活動。
張國燾在會上公開批判了曾中生，並給他定下了“罪名”。
曾中生以這種立三路線的觀點反對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正確路線，形成小組織式的鬥爭，結果助長了改組派、AB團、第三黨的囂張。
將對四方面軍內部團結具有積極作用的小河口會議定性為“右派”與“託陳派”、“改組派”、”AB團“、“第三黨”相勾結進行的“小組織式的鬥爭”之後，新的“肅反”運動已經開始。張國燾和陳昌浩分了工，陳負責主持軍隊內部的“肅反”，他負責主持軍委後方機關和蘇區黨、政府、各種群眾組織的“肅反”。
像在鄂豫皖時期一樣，張國燾規定：新的川陝蘇區的全部“肅反”工作仍由“軍委主席和方面軍政委”也即張、陳二人負責，別人一律不得過問。大“肅反”的標準也一如鄂豫皖蘇區，。有通敵證據及參與小河口會議反張國燾者，地富家庭出身、文化程度稍高、從國民黨軍隊起義或投誠過來的軍官、臨戰畏縮者，後來又加上四川省委根據中央指示派來的幹部，統統被列入“審查”對象之列。在根據地後方，直接被張國燾以“右派”和“託陳取消派”的罪名，逮捕和殺害的就有原紅四軍政委、現任方面軍總經理處（後勤部）主任餘篤三、方面軍宣傳科長王振華等許多人。餘篤三犧牲時46歲，王振華犧牲時只有27歲。
張國燾真正要“翦除”的是他在紅四方面軍中的最大“反對派首領”曾中生。在“解決”了鄺繼勳、餘篤三等人之後，7月末，反田頌堯三路圍攻戰役剛剛結束，張國燾即以“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命令”的形式，免除了曾中生的西北軍委參謀長職務，“另行分配工作”。8月初，他又以“託陳取消派”的罪名，將其秘密逮捕。
左為紅軍將領曾中生，右為左權
紅四方面軍中最傑出的軍事戰略家曾中生，就此身陷囹圄。但是張國燾卻沒有能夠馬上把曾中生殺掉。被捕之前，曾中生已被撤了西北軍委會參謀長之職，處境十分困難，但這個光明磊落的革命家並不介意。他不僅明白自己清白無辜，還明白張國燾並沒有什麼證據可定死自己的“罪名”。這是一個以為自己心中坦然天下也就坦然的人，被捕的當夜仍在伏案撰寫一生中最重要的軍事著作：《與“剿赤軍”作戰要訣》。他已經不能做具體工作了；在張國燾滅絕知識分子政策的影響下，四方面軍幹部包括高級幹部在內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他想用這樣一部書幫助各級指揮員提高戰略、戰役和戰術素養。
突然的逮捕使他沒能完成這部著作。
張國燾親自主持了對曾中生的審訊。面對皮鞭、棍棒和其他各種慘無人道的刑具，曾中生表現得堅強而且鎮靜。曾中生拒不承認張國燾給自己定下的罪名，不承認向張國燾“提過意見”就是“反黨”。他的沉靜中隱含著一種內在的微笑，讓張國燾覺得此人正用一種堅韌和清醒的目光注視著自己的無恥。張國燾第一次發現自己受不了曾中生的這雙眼睛。可怕的不是曾中生這個人，而是他心靈深處的那種沉靜和清醒。張國燾手中除了那封曾中生在小河口寫給自己的信，並沒有其他證據可坐實曾中生的罪名，他有時覺得曾中生競比自己還有力量。沒有一個可殺的罪名他就不能殺曾中生。曾中生畢竟不是餘篤三、鄺繼勳，殺鄺繼勳還要一個罪名，殺曾中生就更需要一個罪名了。
他不敢殺曾中生還因為中央。臨時中央接到張國燾的報告，只是同意他對曾中生“撤職審查”。這個指示本身就束縛住了張國燾的手腳，他肯定會有點後悔，不該在殺掉曾中生之前報告中央。然而糾正這一“錯誤”已不可能，他只能繼續“審查”曾中生，直到“審查”出一個可殺的罪名為止。
四方面軍領導層的反對也是張國燾沒能殺掉曾中生的重要原因。曾中生被捕的消息傳到方面軍總部，徐向前大為震驚，急忙打電話給陳昌浩，怒不可遏地問：同志，你們要幹什麼？曾中生不是反革命，我比你們更瞭解他！我向軍委會和中央擔保曾中生沒問題。陳昌浩回答：向前同志，你在前面指揮打仗好了，不要管這件事！但他終究將徐向前的激烈反對意見報告給了張國燾。這種反對意見從徐向前口中發出，張國燾不能不想到它代表了四方面軍大部分幹部的思想與情緒。張國燾需要紅四方面軍，徐向前在這支紅軍中的地位已很難動搖，沒有“坐實”曾中生的“罪名”之前，他要殺曾中生就不能不有所顧慮。
張國燾也不能釋放曾中生。在這個心胸狹窄的人看來，曾中生已經成了他的“私敵”，他怎麼能放曾中生呢？他仍然要殺此人，但需要等待時機。
曾中生被長期監禁起來。
身陷縲紲的曾中生十分清醒。張國燾是錯誤的，自己是對的；正因為張國燾錯了，他短時間內才無法出獄。但張國燾也不敢胡亂將他殺掉。他將在紅軍自己的牢監里長期呆下去，直到張國燾以“中央代表”名義對川陝根據地的統治發生改變。他可能不再有機會為這支他參與創建的紅軍、為中國工農階級的解放做更多事情了。革命最終會勝利，可是他或者將看不到這一天的到來。坐在囚室裡的曾中生，又想起了那本沒完成的《與“剿赤軍”作戰要訣》。也許他還能完成這部書，留給同志們。現在他能做的就是這個了。
他向同情他的看守要來筆墨和紙，憑著記憶，忍受著渾身的傷痛，日復一日，又將這部書從頭到尾地重寫了出來。
書稿被“收繳”到張國燾手裡。張國燾雖然對曾中生恨之入骨，卻對曾中生寫出的書十分欣賞。
“抹掉作者的名字，印出來發給部隊做軍事教材！”他說。
曾中生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軍事學著作，就這樣被留存下毛澤東日後撰寫一系列軍事著作，起到重要的參考作用。
張國燾在後方大“肅反”，陳昌浩也在紅軍中展開大“肅反”。在這一新的“肅反”浪潮中，以“右派”、“AB團”、“第三黨”、“改組派”為名被殺害的紅軍將領有：方面軍總部參謀主任舒玉章；率“川北民軍”於南江陣前起義的紅軍“川北獨立師”師長任偉章；“川北獨立師”政委劉杞；川北獨立師“參謀長、南江起義的策劃者之一張逸民；該師政治部主任李戴溥；紅十師參謀主任吳展；紅七十三師參謀主任楊白及政治部主任趙箴吾；紅二一七團政委聞盛世；紅二一八團政委陳少卿。原“川北民軍”的排以上的軍官被全部處決。紅軍內部的又一次大“肅反”，使一大批矢志革命的共產黨人成了張國燾軍閥主義路線的犧牲品。
徐向前和紅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越來越憤慨於張國燾新的“肅反”運動，他們由最初的被動抵制，終於發展成主動的反擊。反三路圍攻正在激烈進行，陳昌浩一紙命令下到紅十二師，要保衛局逮捕紅三十六團政委陳海松。該師師長何畏急忙跑到方面軍總部，將此事報告徐向前，問：總指揮，怎麼辦？徐向前正在部署戰鬥，一聽此言，勃然變色，抓起電話就找陳昌浩，厲聲質問：昌浩同志，你們到底想幹什麼？陳海松哪裡有什麼問題？他一個紅小鬼，從小就跟著我打仗，今年才20歲，還是個孩子！陳昌浩回答：這事你不要管j徐向前越發怒氣沖天，說：能不管！我這裡正部署戰鬥，準備讓紅三十六團打阻擊，你那裡要抓這個團的政委，這仗還怎麼打！我們這支隊伍從鄂豫皖打到四川，是拼命拼過來的，哪來那麼多的反革命！你們這樣搞下去，弄得人心惶惶，仗還打不打？！陳昌浩聽到這裡，沉默不語。他到底沒有下不抓陳海松的命令，也沒有再下抓陳海松的命令，紅三十六團年輕的政委陳海松，就這樣給保全了下來。
在倪志亮、李先念的紅十一師，張國燾、陳昌浩“肅反”命令也沒有得到執行。李先念是政委，不好硬頂，就對保衛局“辦案”的人說：“現在正打仗，打完仗再說嘛。X X X根本不是反革命，他又不會跑！”這樣一天天拖下去，使這個師上了“肅反”名單的一批幹部保住了腦袋。
6月底，反三路圍攻勝利結束，四方面軍在南江木門召開戰役總結會，全軍一百多名幹部參加。這本來是一次軍事會議，卻開成了憤怒批判“肅反”擴大化的會。戰鬥進行期伺，張國燾、陳昌浩一邊打仗，一邊抓人，全軍上下早就憋了一肚子氣，這時一起進發出來。大家紛紛發言，列舉許多例子，說明保衛局抓人都是錯的。他們不好直接聲討張國燾和陳昌浩，就把一個積極執行“肅反”指令的師政治部主任弄到會場上狠狠批鬥了一通，認為他才是“第三黨”，拉出去槍斃。會議開成這種群情激憤的局面，陳昌浩的頭腦清醒了一些，他雖然堅持認為“肅反”是“必要的”，卻也承認了前段“肅反”中“錯抓了人”，同意停止“肅反”，把抓走的人放回來。會場上一片歡騰。
木門會議，在四方面軍歷史上，是第一次成功地中止了張國燾“肅反”擴大化的會議，它為中國革命，為這支英勇善戰的紅軍，保住了一大批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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