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国焘在红四方面军肃反工作中，借肃反工作排除和自己意见不一致的红军干部，红四军许多高级将领很多都受到波及。如邝继勋身陷囹固，余笃三血染大巴山，曾中生深夜被捕。
张国焘一直没有忘记小河口会议。如果说他在四方面军尚未于川北站稳脚跟之前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那么现在川陕根据地获得空前大发展，中央对他的信任也重新巩固，他就要动手翦除“异己”了。
第一个受到张国焘迫害的是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在“小河口事件”中，张琴秋成了曾中生、邝继勋和陈昌浩之间的“联络员”，格外让张国焘恼火。部队进入川北不久，他就以工作需要为名，将张琴秋撤职，调任新成立的红阳县（通江涪阳坝地区）县委书记。
然而张琴秋并不是张国焘翦除矿的重点。他要除掉的是邝继勋、曾中生、余笃三等一大批人。
红军进驻通江后，一天，张国焘把邝继勋喊到了自己在城内天主教堂里的临时住所。
“继勋同志，红军初到川北，势掣力弱，四面受敌，形势不妙啊，”他一边说着，一边客气地给邝继勋让座，“一旦全四川的军阀都来打我们，那可受不了。为了分化敌人，我写了一些‘说帖’，准备派人送给杨森、刘存厚，争取和他们达成不战协议。听说你与杨森有旧谊，想请你去江口走一遭，与杨森的代表直接谈判。能不能稳住我军的南线，就看老兄你了！”
邝继勋出自川军，曾任旅长，与杨森等各路军阀自然并不生。但他对张国焘并不十分信任。
“国焘同志，与杨森谈判是件大事，我想请军委会正式做个决议！”
张国焘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
“继勋同志，你不要想得太多嘛！军委当然是讨论过这件事，才决定让你出使江口的。此事非常机密，不能让太多人知道。对了，从杨森那边看也一样，他就是愿意同我军达成协议，也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此事。”张国焘说，一边拍拍邝继勋的肩膀，“好了，我们就谈到这里。你要以党籍保证，不对任何人谈这件圣事。
邝继勋虽不大信任张国焘，但与杨森谈判、稳住南线毕竞是大局。他是个性情耿直的人，根本没想到张国焘会用这件大事给自己设下了一口陷阱。
几天后，邝继勋带领一支红军小分队，来到巴河与大小通江的汇合处、也是与通江与营山县交界处的江口，与杨森派来的代表进行了接触。杨森正欲自保，红军主动来谈判，他当然求之不得。但他又害怕与红军单独“媾和”的事传出去，会在川军中陷于独立，又怕引起蒋介石的不满，两下夹攻，他在川北便无立身之地。因此江口会谈虽进行得十分顺利，杨森却没有马上响应张国焘的呼吁，与红军签订互不作战的秘密协定。
邝继勋回到通江复命。
“杨森是有顾虑呀，需要我们继续做工作，”张国焘边说边踱步，做沉思状，“继勋同志，你何不以个人名义写封信给杨森，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劝其相信我军诚意，与我签订不战协定呢？我们可以答应为他保密嘛！”最后，他说。
“国焘同志认为我应当这样做，我就写这封信！”邝继勋简捷地回答。
张国焘笑。
“继勋同志，我当然觉得你应当写这封信了！”
邝继勋回到住处，以个人名义写了一封给杨森的信，交给交通员送到江口去。交通员刚刚出发，张国焘突然让人将这封信“截获”，随即。下令逮捕邝继勋，罪名是“勾结杨森”，“准备投敌叛变”！
被关进牢房的邝继勋面对一脸杀气的张国焘，哈哈大笑。
“张国焘，你是一个无耻小人！老子早想到你要杀老子，你杀就是了，干吗还要设下这么一个圈套？”
张国焘翻脸不认人。
“邝继勋，你这个国民党改组派！我让你与杨森谈判，原来你竟借机与敌勾结！证据已在我手里，你还有什么话说？快给我一五一十地招来！”
邝继勋怒目叱责张国焘：“你这是血口喷人！你说我是改组派，我倒怀疑你才是改组派！像你这样陷害无辜，杀戮共产党人，不是国民党改组派，谁能干得出来？！”
“给我打！”张国焘恼羞成怒，“邝继勋不认罪，休想过关！‘
邝继勋被打得死去活来。每次醒来，他都仰天冷笑：“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1933年5月，反田颂尧三路围攻进入第二阶段，红军收紧阵地，放弃通江。张国焘借口部队转移期间邝继勋“容易逃脱”，下令将其处决。邝继勋，这位昔日令川、湘、鄂各省白军闻之色变的红色骁将，铁骨铮铮的汉子，至死也没承认张国焘加在自己头上的罪名。直到在通江洪口走上刑场，仍然放声大笑，毫无惧色。临刑前，他让行刑者松开自己手脚上的镣铐，坐在地下，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革命万岁！”然后含笑闭上眼睛。
邝继勋牺牲时，年方38岁。
诬陷邝继勋的同时，张国焘以“中央代表”和“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双重身份，在川北根据地内搞起了又一次大规模的“肃反”运动。鄂豫皖苏区大“肃反”给他的“经验”是：“肃反”不仅可以消灭所有“暗藏的阶级敌人”，还可成为维护自己权威的工具。
为使新的大“肃反”有个名目，还在这年2月的中共川陕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上，他就给小河口会议的“发难者”扣了“右派”和“小组织活动”的大帽子，公开发出了二次“肃反”的信号。张国焘在会上宣称：
在红四方面军脱离鄂豫皖赤区过铁路西征的艰苦斗争中，右派就开始形成。他们在脱离鄂豫皖赤区的苦斗争中惊慌慌起来，结果滚到了右派的怀抱。他们散布“往哪里去”这种动摇军心的口号，散布“群众不满领导”，“领导内部不一致”以及种种瓦解红军的口号，来助长悲观失望心理。……右派又与托陈派、改组派、AB团、第三党联合起来，形成了小组织活动。
张国焘在会上公开批判了曾中生，并给他定下了“罪名”。
曾中生以这种立三路线的观点反对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形成小组织式的斗争，结果助长了改组派、AB团、第三党的嚣张。
将对四方面军内部团结具有积极作用的小河口会议定性为“右派”与“托陈派”、“改组派”、”AB团“、“第三党”相勾结进行的“小组织式的斗争”之后，新的“肃反”运动已经开始。张国焘和陈昌浩分了工，陈负责主持军队内部的“肃反”，他负责主持军委后方机关和苏区党、政府、各种群众组织的“肃反”。
像在鄂豫皖时期一样，张国焘规定：新的川陕苏区的全部“肃反”工作仍由“军委主席和方面军政委”也即张、陈二人负责，别人一律不得过问。大“肃反”的标准也一如鄂豫皖苏区，。有通敌证据及参与小河口会议反张国焘者，地富家庭出身、文化程度稍高、从国民党军队起义或投诚过来的军官、临战畏缩者，后来又加上四川省委根据中央指示派来的干部，统统被列入“审查”对象之列。在根据地后方，直接被张国焘以“右派”和“托陈取消派”的罪名，逮捕和杀害的就有原红四军政委、现任方面军总经理处（后勤部）主任余笃三、方面军宣传科长王振华等许多人。余笃三牺牲时46岁，王振华牺牲时只有27岁。
张国焘真正要“翦除”的是他在红四方面军中的最大“反对派首领”曾中生。在“解决”了邝继勋、余笃三等人之后，7月末，反田颂尧三路围攻战役刚刚结束，张国焘即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命令”的形式，免除了曾中生的西北军委参谋长职务，“另行分配工作”。8月初，他又以“托陈取消派”的罪名，将其秘密逮捕。
左为红军将领曾中生，右为左权
红四方面军中最杰出的军事战略家曾中生，就此身陷囹圄。但是张国焘却没有能够马上把曾中生杀掉。被捕之前，曾中生已被撤了西北军委会参谋长之职，处境十分困难，但这个光明磊落的革命家并不介意。他不仅明白自己清白无辜，还明白张国焘并没有什么证据可定死自己的“罪名”。这是一个以为自己心中坦然天下也就坦然的人，被捕的当夜仍在伏案撰写一生中最重要的军事著作：《与“剿赤军”作战要诀》。他已经不能做具体工作了；在张国焘灭绝知识分子政策的影响下，四方面军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在内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他想用这样一部书帮助各级指挥员提高战略、战役和战术素养。
突然的逮捕使他没能完成这部著作。
张国焘亲自主持了对曾中生的审讯。面对皮鞭、棍棒和其他各种惨无人道的刑具，曾中生表现得坚强而且镇静。曾中生拒不承认张国焘给自己定下的罪名，不承认向张国焘“提过意见”就是“反党”。他的沉静中隐含着一种内在的微笑，让张国焘觉得此人正用一种坚韧和清醒的目光注视着自己的无耻。张国焘第一次发现自己受不了曾中生的这双眼睛。可怕的不是曾中生这个人，而是他心灵深处的那种沉静和清醒。张国焘手中除了那封曾中生在小河口写给自己的信，并没有其他证据可坐实曾中生的罪名，他有时觉得曾中生竞比自己还有力量。没有一个可杀的罪名他就不能杀曾中生。曾中生毕竟不是余笃三、邝继勋，杀邝继勋还要一个罪名，杀曾中生就更需要一个罪名了。
他不敢杀曾中生还因为中央。临时中央接到张国焘的报告，只是同意他对曾中生“撤职审查”。这个指示本身就束缚住了张国焘的手脚，他肯定会有点后悔，不该在杀掉曾中生之前报告中央。然而纠正这一“错误”已不可能，他只能继续“审查”曾中生，直到“审查”出一个可杀的罪名为止。
四方面军领导层的反对也是张国焘没能杀掉曾中生的重要原因。曾中生被捕的消息传到方面军总部，徐向前大为震惊，急忙打电话给陈昌浩，怒不可遏地问：同志，你们要干什么？曾中生不是反革命，我比你们更了解他！我向军委会和中央担保曾中生没问题。陈昌浩回答：向前同志，你在前面指挥打仗好了，不要管这件事！但他终究将徐向前的激烈反对意见报告给了张国焘。这种反对意见从徐向前口中发出，张国焘不能不想到它代表了四方面军大部分干部的思想与情绪。张国焘需要红四方面军，徐向前在这支红军中的地位已很难动摇，没有“坐实”曾中生的“罪名”之前，他要杀曾中生就不能不有所顾虑。
张国焘也不能释放曾中生。在这个心胸狭窄的人看来，曾中生已经成了他的“私敌”，他怎么能放曾中生呢？他仍然要杀此人，但需要等待时机。
曾中生被长期监禁起来。
身陷缧绁的曾中生十分清醒。张国焘是错误的，自己是对的；正因为张国焘错了，他短时间内才无法出狱。但张国焘也不敢胡乱将他杀掉。他将在红军自己的牢监里长期呆下去，直到张国焘以“中央代表”名义对川陕根据地的统治发生改变。他可能不再有机会为这支他参与创建的红军、为中国工农阶级的解放做更多事情了。革命最终会胜利，可是他或者将看不到这一天的到来。坐在囚室里的曾中生，又想起了那本没完成的《与“剿赤军”作战要诀》。也许他还能完成这部书，留给同志们。现在他能做的就是这个了。
他向同情他的看守要来笔墨和纸，凭着记忆，忍受着浑身的伤痛，日复一日，又将这部书从头到尾地重写了出来。
书稿被“收缴”到张国焘手里。张国焘虽然对曾中生恨之入骨，却对曾中生写出的书十分欣赏。
“抹掉作者的名字，印出来发给部队做军事教材！”他说。
曾中生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军事学著作，就这样被留存下毛泽东日后撰写一系列军事著作，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
张国焘在后方大“肃反”，陈昌浩也在红军中展开大“肃反”。在这一新的“肃反”浪潮中，以“右派”、“AB团”、“第三党”、“改组派”为名被杀害的红军将领有：方面军总部参谋主任舒玉章；率“川北民军”于南江阵前起义的红军“川北独立师”师长任伟章；“川北独立师”政委刘杞；川北独立师“参谋长、南江起义的策划者之一张逸民；该师政治部主任李戴溥；红十师参谋主任吴展；红七十三师参谋主任杨白及政治部主任赵箴吾；红二一七团政委闻盛世；红二一八团政委陈少卿。原“川北民军”的排以上的军官被全部处决。红军内部的又一次大“肃反”，使一大批矢志革命的共产党人成了张国焘军阀主义路线的牺牲品。
徐向前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越来越愤慨于张国焘新的“肃反”运动，他们由最初的被动抵制，终于发展成主动的反击。反三路围攻正在激烈进行，陈昌浩一纸命令下到红十二师，要保卫局逮捕红三十六团政委陈海松。该师师长何畏急忙跑到方面军总部，将此事报告徐向前，问：总指挥，怎么办？徐向前正在部署战斗，一听此言，勃然变色，抓起电话就找陈昌浩，厉声质问：昌浩同志，你们到底想干什么？陈海松哪里有什么问题？他一个红小鬼，从小就跟着我打仗，今年才20岁，还是个孩子！陈昌浩回答：这事你不要管j徐向前越发怒气冲天，说：能不管！我这里正部署战斗，准备让红三十六团打阻击，你那里要抓这个团的政委，这仗还怎么打！我们这支队伍从鄂豫皖打到四川，是拼命拼过来的，哪来那么多的反革命！你们这样搞下去，弄得人心惶惶，仗还打不打？！陈昌浩听到这里，沉默不语。他到底没有下不抓陈海松的命令，也没有再下抓陈海松的命令，红三十六团年轻的政委陈海松，就这样给保全了下来。
在倪志亮、李先念的红十一师，张国焘、陈昌浩“肃反”命令也没有得到执行。李先念是政委，不好硬顶，就对保卫局“办案”的人说：“现在正打仗，打完仗再说嘛。X X X根本不是反革命，他又不会跑！”这样一天天拖下去，使这个师上了“肃反”名单的一批干部保住了脑袋。
6月底，反三路围攻胜利结束，四方面军在南江木门召开战役总结会，全军一百多名干部参加。这本来是一次军事会议，却开成了愤怒批判“肃反”扩大化的会。战斗进行期伺，张国焘、陈昌浩一边打仗，一边抓人，全军上下早就憋了一肚子气，这时一起进发出来。大家纷纷发言，列举许多例子，说明保卫局抓人都是错的。他们不好直接声讨张国焘和陈昌浩，就把一个积极执行“肃反”指令的师政治部主任弄到会场上狠狠批斗了一通，认为他才是“第三党”，拉出去枪毙。会议开成这种群情激愤的局面，陈昌浩的头脑清醒了一些，他虽然坚持认为“肃反”是“必要的”，却也承认了前段“肃反”中“错抓了人”，同意停止“肃反”，把抓走的人放回来。会场上一片欢腾。
木门会议，在四方面军历史上，是第一次成功地中止了张国焘“肃反”扩大化的会议，它为中国革命，为这支英勇善战的红军，保住了一大批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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