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图书人名常见编校差错纠正方法刍议
文史学术类图书的编校工作，比大众读物、教育读物等有着更大的难度。其原因之一，就是文史类书稿中大量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往往容易因为录入的误植、词语生僻等导致错讹，埋伏隐性的文字差错。如果编校人员本身文史修养有限，无法作出有效辨识与改正，就会严重影响文史图书的编校质量。广义的“人名”包括人物的姓与名。笔者从长期的编校实践出发，针对在文史图书编校过程中如何避免人名的错讹，总结出数条经验，朴素而无大道，唯冀稍有助益于同道之编校工作。
一、充分利用本校法，注意上下文人名表述方式的前后矛盾，按统一原则更正错误
研究表明，编校中发现的前后矛盾的错误，主要体现在人名、地名、时间、数字、概念、描述等方面。[1]对此，我们首先可利用本校法最大限度地解决错误。本校法又称通读校法，即脱离原稿通读校样，通过校样的前后矛盾发现问题，然后进行是非判断，从而发现并改正错误。
笔者校对汪家熔《张元济》（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一书，有如下句子：“陶宗仪编的《说郛》，最早是陶诞在崇祯年间所刻，当然是初刻。但清代以来做学问的人从来不看重这个版本。1919年冬张宗祥主持京师图书馆，见馆中有明洪武抄本几卷，以陶珽刻本对校，发现刻本错误指不胜指，决心校复陶宗仪原编旧貌。”其中“陶诞”、“陶珽”互见，核查有关工具书，即知应以后者为准统一改正。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文史类学术图书往往附有参考文献、人名索引，要特别注意内文注释与书末参考文献、人名索引中出现的人名不一致这一当下较为普遍的编校问题。如赵树贵、陈晓鸣《江西通史·晚清卷》（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一书，“主要参考文献”第351页：“梁方种：《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内文第44页注2：“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2页。”二者明显有异，应为“梁方仲”。
以本校法可以最大程度地处理人名互异的情况，不过要注意的是，有些人名，因为改名等特殊缘由，会出现不同表述的情况。最典型的如现代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本名陶文濬，因欣赏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改名为“知行”；1934年，因信奉“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又改名为“行知”。因此，编校过程中应特别注意所述及时间与相应的人名表述。
二、预先了解书稿录入输入法，有针对性地判断人名错讹的规律，提高差错预警的敏感性
除了传统的因文字原因导致的文字差错，在电脑写作与排版普及化的当下，电脑语病成了当下出版物出现差错的重要原因。在电脑写作普及化的今天，根据笔者编校经验，大多数人名中出现的别字，往往缘于电脑操作失误所致。电脑录入时不同的录入方法，会导致不同的别字现象。在今天的主流键盘输入法中，五笔（形码）与拼音（音码）成为输入法的两大主流。而两者各有优劣，一般的规律是，五笔等字形输入法，一般入门较难，但重码率低，往往出现形似字混淆误用的别字现象；拼音输入法，入门较易，但重码率高，容易出现音同、音近混淆误用的别字现象。编校人员从作者、排版人员手上接受书稿校样时，应先向上一环节询问其录入方法与习惯，由此有针对性地判断人物姓名中的别字规律，自觉调整、提高自己在形似致误或音同（似）致误方面的校对敏感性。
笔者曾阅刘天振著《明清江南城市出版与文化传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首章介绍当下明清江南城市研究代表作，研究综述中首举“范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稍熟悉当下人文学术学界者，即知“范树志”为著名明清史学者樊树志之误，由此亦可反推知著作作者使用拼音录入法。有意识调整音同、音近差错方面的注意力，果然发现“冀叔（淑）英《谈谈明刻本及刻工》”（第28页）、“吴纳（讷）著《文章辨体序说》”（233页）等类似原因致误者。
笔者曾审校《大清洋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5）一书。作者原稿电子本为拼音输入法，其中提及清代文人梁鼎芬字心海，笔者印象中应作“星海”，联系到作者使用拼音输入法，即可作出判断，系“星海”误作“心海”。再核对相关史籍，“星海”为正。
笔者曾经校对《王易年谱》，其中有：“水观音亭即今南昌杏花楼，原始建于唐代，后为明宁王朱辰濠之妃娄氏梳妆台，明万历年间，辟为张位之别墅，称杏花楼。”“12月 先生所撰词《绕佛阁•秋宵读慨题卷端兼寄彊邨蕙风两翁》、《金缕曲•东湖感旧》、《水龙吟•集疆村先生词句吊彊村先生》三阕，刊载于《词学季刊》第三期。”作者采用拼音录入法，“朱辰濠”为“朱宸濠”之误，“疆村”应为“彊村”。
再如王建辉著《教育与出版——陆费逵研究》（中华书局，2012）第1页“陆费逵早年入熊育锡所办的熊氏英文学塾附设日文专修科，深受教师吕烈煌器重，后任正蒙学堂校长”，“熊育锡”应作“熊育鍚”；同书35页“浙江大学校长竺可祯”显系“竺可桢”之误。二者皆为作者五笔录入时因形似而致误。
在论及录入方法时，顺便提及，要特别注意传统人名中往往使用不少在今天属于生僻（在常用字、次常用字之外）的字，而导致电脑打不出来的情况。如“玥、璟、琮、翀、赟、珺、祎、璈、璘”等字，都在GB13000《字符集》中，且因为其意韵美好而经常被用于中国传统人名。但当下大多电脑由于字库配置较低只能打出GB2312-80《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6763字的原因，上述生僻字往往打不出来，容易导致乱码，宜特别注意。如笔者曾经审读《红楼梦》（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1）一书，发现74页出现“贾繢（珖）、贾瞒（璘）”等明显差错，疑即为生僻字录入时导致乱码。近阅散木《乱世飘萍》（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第81页“主笔雷8曾有文章说：彼时朝野清平……”“至于报人的待遇，雷8回忆：……”“雷8”显系乱码。核查其当面脚注，即知为“雷瑨”。
三、掌握中国人名用字的文化含义与一般规律
姓名表面看只是一种单纯的符号，其隐含的别字错误无法通过符号语义不通等常见方法来发现，但是，如果能稍微掌握中国人物命名的文化含义与一般规律，辅以语感与文史知识，则能大大增强发现隐含在字里行间错误的敏感性。
作为人类社会成分在社会结构中的文字标志与文化镜像，人名的形式与使用原则带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作为汉语词汇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汉族人名不是孤立的，而是系统的，有其来源与演变发展过程。汉字在构成人名时,负载了很多文化信息与文化内涵，如儒道佛等因素，有时还涉及政治、经济、历史、文学、民俗、思维习惯等。[2]如人名中常常出现美好玉器名，因“玉”字在中国文化里面除本义外, 还有尊贵、美丽、贞洁、坚贞等义，如陈仲篪、徐宝璜、张其昀等人名。上述“陶诞”与“陶珽”互见语例，循此例可知应以“珽”为正。笔者在校对《张元济》时，“孙宝碹”与“孙宝瑄”二名互见。从以玉为旁可见“孙宝瑄”正确，为民国国务总理孙宝琦之弟，兄弟皆取“玉”旁为名。再如再如笔者曾经编辑一篇关于清末新政的文章，其中提及镇压黄花岗起义的两广总督张鸣歧，显系“张鸣岐”之误，取名于“凤鸣岐山”而比喻吉祥之兆。顺便可以提及的是，人名中出现“岐”、“歧”互见的情况，应以“岐”为正，如“张鸣岐”、“张尔岐”等，以其多取名于“凤鸣岐山”而比喻吉祥之兆。再如眉睫《小孟尝刘歧山》（《温州读书报》总第186期，2012年11月）考证刘岐山其人，“歧山”、“岐山”互见，亦应作“岐山”，理由即如上述。
相反，有些用字，由于承载了一定负面的社会文化意义，则明显会被传统文化“屏蔽”在人名之外。如 “桀、纣、妲、桧、毐”等字，“人从宋后羞名桧”，即多由于桀、纣、妲己、秦桧、嫪毐等历史人物遭受道德批判的原因，极少出现于现代人名中。《左传·恒公六年》提到申繻向恒公解释取名有“六不原则”，其中就有“不以隐疾，不以畜牲”。如“猪”因性笨而不会出现于中国人名中；但在日本文化中，猪有进取精神，故有进入人名者。徐有富《治学方法与论文写作》（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4页：“他的学生殷孟沦认为……”“殷孟沦”为著名学者殷孟伦之误。“沦”字有沉沦堕落之意，一般不用于人名，校对人员应一望而知。前述《江西通史·晚清卷》一书148页出现“江西巡抚德罄提出‘合办江防’的建议”一句。巡抚“德罄”之名，显然不合古代取名规律。“罄”本义为器中空，引申为用尽，“德罄”岂非道德尽亏之意？同书153页有其人介绍，即满族人德馨，1884年至1895年间担任江西巡抚。有意思的是，其人长期荒废政事，沉迷歌舞，被御史参奏为“贪婪荒纵”，被撤办，如此说来倒也暗合“德罄”之名，而于“德馨”实在是名不副实。
古人的人名，还往往寄寓某种人生态度。如朋友编辑《的了论集》（江西高校出版社，2013），其中提及1924年将著名编辑孙伏园已经确定采用的鲁迅作品《我的失恋》撤下而引发“抽稿风波”的《晨报》代理总编辑，原稿“刘勉已”、“刘勉己”互见。从“勉励自己”意判断，应作“勉己”。此与南唐词人韦庄字端己取意类同。再如上海老作家施蛰存经常错成“施蜇存”。此系明显不知施先生名之寓意所致。“蛰存”取自《易经》：“龙蛇之蛰，以存身也。”“蛰”即动物冬眠，引申为伏藏而不抛头露面。“蛰以图存”是施先生终身奉行的处世态度。
再有，中国人姓名中往往含有以字排行的习惯。如上述《江西通史·晚清卷》一书中梁方仲误作梁方种一例，据中国传统命名习惯可知前者为正。
中国传统命名体系中，名是个人的社会符号，而字、号是名的解释与补充，与名互为表里。在校样中同时出现某人的姓、名、字、号等情况下，宜注意姓、名、字、号之间的隐幽关联，可以有效避免文字差错。中国传统命名体系中，名是个人的社会符号，而字、号是名的解释与补充，与名互为表里。如国画大师程十发先生第一次去香港访问时，港人一开始不知“十发”应写作“十髪”，而在报纸繁体字写作“程十發”。其实，应作“十髪”。“髪”是古代长度名。《说文解字》：“十髪为程，十程为分，十分为寸。”程先生的姓与名之间互文相成。而“發”则意为发财、发达之意，“十發”则恰为先生所不求取者。笔者编校古典文学书稿，发现多有将南唐词人冯延巳误为“冯延己”者。流传甚广的朱东润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注：“冯延巳，一作延己”；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作“冯延己”。应作“延巳”。冯字正中。延巳即从巳时（上午九时至十一时）延下一时时辰，恰为白天之正中，名与字互为表里。
在涉及古代人物姓名用字时，还要注意避讳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笔者曾编校章太炎《国学概论 国学略说》（江西教育出版社，2012）一书，其中《国学略说·诸子略说》一章，有“梁陶宏景为《本草》作注”一句。查《辞海》、《梁书》等书，可知“陶宏景”应作“陶弘景”。但清代多有避清高宗乾隆名爱新觉罗·弘历讳而改称“陶宏景”的做法，章太炎著述延用此种避讳习惯。同书提及六朝释僧祐所编《弘明集》改作《宏明集》可证。笔者另曾编辑《晚清古文研究——以陈用光、梅曾亮、曾国藩、吴汝纶四大古文圈子为中心》（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7）一书，其中提及清代名臣陈弘谋，原名作“陈宏谋”，亦因避讳而改。
四、掌握人名中异体字、繁简字等语言文字规范
异体字、繁体字、通假本字等，是当下人名用字的一大难点与混乱点。文化部和文字改革委员会于1955年12月发布《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规定“全国出版的报纸、杂志、图书一律停止使用表中括弧内的异体字共计1055个。但翻印古籍须用原文原字的，可作例外”。“停止使用的异体字中，有用作姓氏的，在报刊图书中可以保留……”2001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语言文字法》第二章第十七条规定了六种“可以保留或使用繁体字、异体字”的情况，其中包括姓氏中的异体字。尽管对人名是否可以保留繁体字、异体字未作出明确说明，但当下语文界大多按照“类推原则”，将人名中的异体字保留，大众也多予以默认。苏培成认为“汉人讲究‘行不更名, 坐不改姓’, 改了名和姓，就成了另外的人了”。[3]对此也有持异议者，如吴继章主张一律用正体字, 最多可保留古人名字。因为即使古人名字中用正体字，也不会造成误解。[4]当下通常的处理方式，是保留异体字、繁体字这种“保守”处理办法，而不径改为正体、简体字。如“单不庵（厂）、徐干（幹）、韩干（幹）、李承干（幹）、梁章巨（钜）、林启（棨）、朱伯昆（崑）、朱庆余（馀）、洪升（昇）、毕升（昇）、杨联升（陞）、丘浚（濬）、黄沾（霑）、翁同禾（龢）、钱杏村（邨）、赵乃（迺）传、冒辟强（彊）、朱强（彊）村、文征（徵）明、瑞征（徵）、陆征（徵）祥、柳诒征（徵）、彭佩（珮）云、黄维梁（樑）、陶哲（喆）、孟启（棨）”等常见人名，皆不宜径改，而宜以括号中本字为准。笔者曾经编辑《从制度变迁到思想革命》（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2）一书，校样中黄枬森曾作“黄楠森”，张枬作“张柟”，后皆遵循“名从主人”原则，保留异体字，即作黄枬森、张枬。人名中不能乱用二简字与民间俗字，如“闫锡山”、“付作义”、“兰天野“等，应作“阎锡山”、“傅作义”、“蓝天野”等。碰到此类错误，皆应作改正。
文本为简体字时，人名中不应单独出现繁体。这种情况，在台港繁体版图书引进大陆出版转换成简体版时，往往会发生个别人名仍残留繁体的情况。如校对《汤显祖戏曲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3）时，“参考文献”中有“《才子牡丹亭》，清吴震生、程瓊批评，华玮、江巨荣点校，台湾学生书局，2004”一条，其中“程瓊”应改为“程琼”；再如熊式一《八十回忆》（海豚出版社，2010）第8页：“我从美国西部蘭度将军信十三岁的生辰宴上……”其中“蘭度”应作“兰度”。此系发表在《香港文学》杂志上的文章汇编，故有此类“后遗症”出现。
人名中出现繁体字、且该字在简化时不会出现“一简对多繁”的情况时，应使用类推原则将其简化，常见古代人名如“裴頠”应简化为“裴（危+页），“赵孟頫”应简作“赵孟（兆+页）”，“裴駰”应简化为“裴（马+因）”。而在涉及“一简对多繁”情况的繁体字语境中，则要特别注意人名的繁体对应。如前述“程十发”应作“十髪”。一则热播的洗发水广告用香港明星周润发代言，广告词作“百年润发”。由名人“润发”来宣传产品“润发”，二者同名，一名一物，构思巧妙。但是应该注意的是，这只是简化字的巧合同名。如果在繁体字系统里，“周润发”之“发”是发财、发达之义，即“發”字；而产品“百年润发”之“发”应指头发，即“髮”。因此，不能得出“周潤發”、“百年潤發”与“周潤髮”、“百年潤髮”相同的结论。再如“松”字，繁体字一作松（青松之松）；一作鬆，即松紧之松、肉松之松。如大陆有艺术团赴台演出，将京剧《武松打虎》写作“武鬆打虎”，将姓武、长得槐梧如松树之人，误用为松松垮垮之义，恰是南辕北辙，应径作“武松”。再如“钟”之繁体有“鍾”、“鐘”二字。汉代书法家钟繇，繁体应作“鍾繇”，而非表示钟表之义的“鐘”。钱钟书之名在繁体文本中经常被误作“錢鐘書”，贻笑大方。
五、学会勤查工具书
校对中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他校法，即以他书校本书。而最常用、最有效的“他书”，即权威工具书。在通读时发现问题，而又难以判断是非时，通过查找相关的权威工具书，可以找到判断是非、改正错误的可靠依据。尤其是人名这种相对复杂的专有名词问题，勤查工具书以求确证是最可靠的选择。人名工具书，代表性的有臧励和等编《中国人名大辞典》、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人名索引》、梁启超编《二十四史传目引得》、姜亮夫编《历代名人年里碑传总表》、梁廷灿编《历代名人生卒年表》以及《辞海》、《辞源》等。从名、字、号等方面来查找历史人物的工具书则有陈德芸编《古今人物别名索引》、陈乃乾编《室名别号索引》、蔡金重编《清代书画家字号引得》以及商承祚、黄华编《中国历代书画篆刻家字号引得》等；查找人物谥号、庙号、尊号、年号的常用工具书有清代刘长华编《历代名臣谥法汇考》、雷廷寿编《清谥法考》、陆费墀与阮福编《历代帝王庙谥年讳谱》、上海人民出版社编《中国历史纪年表》、汪宏声编《中国历代年号索引》等；从避讳方面来查找历史人物的工具书有陈垣《史讳举例》；查考历代同姓名最为完备的工具书是彭作桢编《古今同姓名大辞典》，收录上古至1936年的403姓同姓名的1760人，共计56700人，书后附有《历代名讳考》、《辨证姓名》等资料；从年谱方面查找历史人物的常用工具书，则有杭州大学图书馆编《中国历代人物年谱集目》。此外还可利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学年鉴》等。[5]此外还有张（㧑）之等主编《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廖盖隆等主编《中国人名大词典》、新华通讯社译名室编《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修订版） 、张根全编著《 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修订本）、陈玉堂编著 《 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 》（全编增订本）等。其他各专业人名工具书则多有，如陈玉堂编《中共党史人物别名录》、高增德主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大辞典》、张福庆编《中国古代文学家字号室名别称词典》等，难以一一备举。编辑宜多掌握此类工具书以随时查找。
顺便提及的是，在使用常见语言文字辞书时，编辑应养成浏览、留意其中与姓氏与人名用字的习惯。如《当代汉语词典》标出了姓氏人名字，并特意在凡例中说明：“只作姓氏人名的字，才指出是姓氏人名字。”《现代汉语词典》则用拼音首字母大写加“姓”的方式注明了姓氏字。如“陵”：“(Líng) 姓。”此外还对人名字特意提示。如“祎”字：“Yī〈书〉美好（多用于人名）。”对人名用字稍多有关注留意，在编校时便于及时调动知识储备，提高编校效率。
六、 以广博的文史知识为支持
编校一向被视为杂家之学。广博的知识，尤其是文史知识，大大有助于在编校中避免人名用字错误。如笔者曾编《凯丰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原稿转引1955年3月23日凯丰逝世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讣告中有：“凯丰同志的灵柩停在北京沙滩松府夹道十号（原来北京大学旧址）子民堂，定于三月二十四日上午十时至下午六时举行吊唁，三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时开追悼大会，十一时起灵，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如果对民国文史稍熟悉者，可以敏感地发现“子民堂”应作“孑民堂”，因其提及旧址在北京大学，显系纪念故校长蔡元培而建。蔡先生字孑民，此乃文史常识。《凯丰传》为革命家传记，但熟悉民国教育史，显然有助于发现其中隐含的文字差错。艺不压身，读书多多益善，此之谓也。
七、特别要注意并记忆容易致误的姓名用字
除了上述数条，在编校繁杂的文史图书时，还是有许多知识点会给编辑校对人员造成文字困扰与陷阱。因此，除了努力提高自己的语言文字修养，在编校时灵活运用，还特别需要以“扎硬寨,打死仗”的精神，来面对人物姓名中的文字差错这一难点。长期从事文史图书编校，除了要特别注意积累知识、总结经验，对不少容易致误的人物姓名还要强化记忆，以“扎硬寨,打死仗”的精神，来解决人物姓名文字差错这一难题。如“妲已（己）、貂婵（蝉）、颖（颍）考叔、蠃（嬴）政、李公仆（朴）、从（丛）飞、台（邰）丽华、丛（从）维熙、杨（扬）无咎（宋代词人）、弥（祢）衡、方孝儒（孺）、华陀（佗）、嫪毒（毐）、吴研（趼）人、夏丐（丏）尊”等，皆为文史图书中常见易致误的人名，宜慎记。而强记之中，也有规律可循，如貂与蝉生性灵活，故在古代多寓意灵气，故女子名貂蝉；做姓或地名时，多以“颍”为正（如颍考叔、颍上等）；等等。善于从中发现并总结规律，可以使自己在正确记忆专有人名时更为印象深刻。
此外再如“扬雄/杨雄、范雎/范睢”等，何者为是，因为涉及古籍版本校勘问题，文史学界有争议，《辞海》等工具书以及诸多文史书籍也往往以“一作”标示两可解释。要注意两可的情况并作出取舍。
再如外国人物译名中，亦有书写容易致误者，如“凡·高”容易误作“梵高”或“梵·高”， “达·芬奇”容易误作“达芬·奇”，“堂吉诃德”容易误作“堂·吉诃德”。此种情况，除了要掌握现行规范的音译用字，如用“凡”而不用“梵”，更要了解其外文拼写方式。稍掌握外国人物姓与名原拼的正确标示方式，就可以正确分辨姓与名并在二者之间加上分隔号。如凡·高原名Vincent Willem van Gogh，达·芬奇原名Da Vinci，Leonardo；而堂吉诃德原名Don Quixote，之所以汉译“堂吉诃德”不加分隔号，原因在于“Don”并非其名，而是“先生”之意，堂吉诃德（Don Quixote）即吉诃德先生之意。掌握了这些人物命名的来历，即可有效地掌握外国人名规范的音译写法。
人名的正确拼写看似细小之事，但对文史类图书来说，它关系到图书编辑质量，尤其是影响文史学术图书的价值。对于编校人员来说，令人头痛的人名看似毫无章法可寻，但通过长期的编校实践与认真的归纳总结，只要做个有心人，我们还是可以通过提高自己的语言文字学、编辑校对规范以及文史知识方面的修养，在编校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发现人名中隐含的文字差错并加以改正，真正担负起“校是非”的职责。
（原刊《编辑学刊》2013年第4期）
注释：
[1] 参见张秀颖《报纸错别字出现的原因及防范》，《新闻传播》2009年第2期。
[2]参见李志奇、李小霞：《〈红楼梦〉中人名的冗余文化信息与欠额翻译李志》，《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3辑。
[3]参见苏培成《谈人名中的异体字》，《语文建设》2001 年第5 期。
[4]参见吴继章《也说人名中的异体字》，《语文建设》2001 年第8 期。
[5]参见张喜梅《查找历史人物的工具书》，《太原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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