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骨”影响了当时的哪些方面?

历史小怀表


寻遍中国二十四史,也许只有魏晋能这般备受争议:世相黑暗,却又是思想与文化发展的高峰。其后南朝人一部《世说新语》道尽多少魏晋的风流逸事。在这空前自由、开放的时代里,中国艺术在多个方面迎来发展的新高度。而诞生于这乱世中的魏晋风骨折射在艺术上,又是璀璨而影响深远的。绘画、书法以及隐逸文化对后世艺术的发展都是奠基性的存在。绘画高逸清俊,高古游丝描诠释婉约、细腻又流畅自然…

魏晋风骨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的充满自由慷慨等个性色彩的文人风尚,不仅代表魏晋士人之精神,也对后世文学发展、文人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李白诗作中就多次流露出对魏晋之风的欣赏崇拜,可以说魏晋时期作品精神与士人风骨陶染了李白的诗作与自身个性。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政治局势复杂,战争从不间断,所以这个时候在人们中间盛行着玄学,不仅渗透了当时主流的思想方面,还造成了“魏晋风流”的风气,整个社会都在追求这种荒诞,虚幻的感觉,当时流行的长生之道,一杯茶清谈一整天的一些做法都是非常不被人理解的。

这些都对后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这种生活态度还在持续,慢慢演变成了一种纵欲、追求刺激的潮流,带动了当时的整个士大夫阶层一种颓废的风气。

魏晋风骨对后世影响,特别是唐代诸公大声疾呼提倡“汉魏风骨”。李白的诗个性之强,近于魏晋,思想上也近于玄老。后人说李白有清谈迹象,是有一定道理的。杜甫被称为“诗史”,在内容上更近于魏晋。而白居易文辞浅白、直率更是与魏晋有不解之缘。

再者,魏晋在形式上的发展也不容忽视。五言诗的形式扩大了诗的容量,使得诗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同时,五言诗也为诗的音乐化找到了一种新的方法。尽管这在当时还并不成熟,但却给后世提供了思路。五言诗的形式,使平仄音韵的变化更为丰富,也更具规律性。从更深层意义讲可以说是直接导致了后世七言、律诗的产生,进而影响到词、曲。


可爱的小豫


要了解这个问题,必须首先了解什么是魏晋风骨。魏晋风骨又称建安风骨或建安风力,主要指的就是文学方面现实主义创作传统,一般有两个方面:第一就是描写西汉末年一直到魏晋时期天下分裂,长期处于动乱,对民间疾苦的一种关切,主要是人文主义关怀精神;第二就是面对天下动乱、民不聊生的状况,表达个人想要建功立业、拯救苍生的雄心壮志。建安风骨的代表就是曹氏父子的三曹,代表作有《蒿里行》、《短歌行》,还有曹植的《白马行》。这个时期的作品表达主角意识,表达个人的情怀。了解了什么是建安风骨,接下来小编就聊一下“魏晋丰富”对当时的一些影响。

1、影响最大的首先就是诗歌方面,为盛唐诗歌的发展做了很好的铺垫;

魏晋之前的汉代的文学作品形式主要就是赋,汉赋更重视辞藻,用丰辞缛藻、穷极声貌来大肆铺陈,为汉帝国的强大或统治者的文治武功高唱赞歌,内容比较空泛。魏晋时期的文学作品吸收了汉代不受重视的五言等民间俚曲,包含了很多民歌的气息,把民间的五言俚曲转变成了文人诗歌。这些文人诗歌在唐朝得到发扬光大。唐代文人多提倡“汉魏风骨”,例如李白的诗个性之强,近于魏晋,思想上也近于玄老。后人说李白有清谈迹象,是有一定道理的。杜甫被称为“诗史”,在内容上更近于魏晋。而白居易文辞浅白、直率更是与魏晋有不解之缘。其次诗歌形式也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五言诗的形式扩大了诗的容量,为诗的音乐化找到了一种新的方法。五言诗的形式,使平仄音韵的变化更为丰富,也更具规律性。从更深层意义讲可以说是直接导致了后世七言、律诗的产生。

2、魏晋风骨开启了对男子之美的重视与追求。魏晋之前,对男女之美有明显的区分,但对男士更重视才华,对女子更重视眉毛。魏晋风骨更重视个人的追求,表达个人的情怀,也开始重视对自身相貌气韵的追求,开启了魏晋时代所特有的男色美的狂欢。历史上大名鼎鼎的美男子潘安就是这个魏晋时期的,所以潘安成为形容美男子的一个重要标志。对男子美色的追求表现在几个方面,魏晋时期男子追求衣袂翩然、洒脱不群的风貌,所以更钟爱丝绸一类的布料;除了衣物之外,对皮肤也非常重视,魏晋时期男人涂粉屡见不鲜。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典故,叫“敷粉何郎”。据说一个姓何男子皮肤非常白,魏明帝就怀疑他摸了粉,让他在炎热的大夏天吃热汤面,这个姓何的吃了热汤面大汗淋漓,但是肤色仍然像雪一样白,可见当时男子对皮肤的重视程度。

3、对魏晋时期价值观具有非常大的影响。魏晋时期的士族生活上大多不拘小节,活的比较洒脱,对世俗眼光不在乎。例如魏晋时期有一个非常著名典故“韩寿偷香”就能很好的体现。据说当时有一个大官叫贾充,他手下有一个类似于现在秘书的小吏叫韩寿,韩寿长得一表人才,非常帅,贾充的女儿贾午就看上了这个韩寿,经常私下里偷偷的约会,两个人就私下里发生了不可描述之事,家里人一直被蒙在鼓里。终于有一天,贾充就发现了这个事情,虽然非常生气,但是无可奈何的把女儿许配给了韩寿。这种事情虽然以我们现代人来看很正常,但是在古代其他任何朝代都是不知礼义廉耻的丑事,可见当时的社会风气是比较开放的。

4、魏晋风骨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多元文化不断交融,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文艺复兴。魏晋时期佛教非常盛行,佛寺大量出现,信佛之人不断增加,上到皇帝下到平民百姓,甚至一些儒生,都开始信佛。唐代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就很好的说明了佛教的流行;同时道教也开始系统化,佛教、道教、儒家文化开始出现河流的迹象,文学、绘画、石窟等方面都明显带有佛教的印记。

以上就是魏晋风骨对当时社会的各方面的影响,魏晋时期的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非常大的影响,是民族融合、文化融合的重要阶段。


师古社


魏晋南北朝 朝代更迭

虽然魏晋时期,是一个大乱世,但它也是历史上为数不多思想极为的活跃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人们思想开放,个性表达高涨。越来越多人舍弃了自己平时的儒家作风,变得随性起来。而正是这些开放和随性的思想慢慢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魏晋风度。

那么何为魏晋风度呢?

这是鲁迅先生在1927年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中所提出的一个概念。用这个概念来大体的解释一下汉末魏初时文风的改变和文学的异采表现。

现代历史学者易中天先生对此也发表过看法,他认为魏晋风度的标志是啸的流行。而啸就是双唇收紧努起,让气流从舌尖吹出的声音,大约就相当于吹口哨。

那个时代,迷惘而绝望。大家名士们都慑于统治者的淫威,做自己不想做的事,说自己不想说的话,表现出对人生绝望的态度,从而幻想自命通达。正如哪句"魏文慕通天下,天下贱守节"一样。而这其中又以竹林七贤为代表人物。

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 他们分别是陈留阮籍、山阳嵇康、河内山涛、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

他们七人常聚于竹林之下,一起放浪形骸,纵酒昏睡,所以世人把他们称为竹林七贤。他们虽是当时的名流雅士,但内心却极其痛苦。所以他们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重豁达。他们逐渐开始摆脱礼法和国法的束缚,进行各式各样大胆的文化艺术创作。但竹林七贤只是一个代表,在魏晋时期整个社会风气亦是如此。

当时魏晋风度大概表现为以下三种形式

一.特立独行,放荡形骸

历史上常以儒家的规范作为个人的行为礼仪,儒家讲究仪表端庄,循规蹈矩,做事有章程。但魏晋名士们或过分化妆,或不修边幅,尽管如此,人们竟然还能够去接受。但另一部分名士就更令人瞠目结舌了,他们以丑为美,说着丑话,做着丑事。故意穿着破烂的衣服接待宾客,望客而唤狗。参加宴会时,故意狐蹲牛饮。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在喝醉酒后,故意岔开双腿坐在床上,形式簸箕,被称之为箕踞,而这是对儒家礼法的大为不敬。而另一个竹林七贤刘伶就更加当放浪形骸,他极为放荡的见来访的友人,而当友人问时为何这般时,他甚至狡辩地称他把天地当作建筑物,是你们闯入我的建筑物中。

刘伶

史书上对此称:士大夫手持粉白,口型清言绰约嫣然

但如果我们深究起来,其实他们不仅仅是在反叛儒家的传统,而更多的是在自保。虽然他无力去反对这些令他们无奈的事实,但他们仍想去做出一些改变,虽然大家都把他们当作疯子和狂徒。

二.麻醉自我,追寻超脱

中国古代饮酒常伴有诗意,但魏晋的名士饮酒却无半点诗意,而只是单纯为了躲避政治灾祸。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就是如此,当时司马昭的儿子想娶阮籍的女儿。阮籍自然是非常不愿意的,但也不好公然地围抗圣意。所以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阮籍大醉两个月,使得司马昭既无从去开口,又不能立刻杀掉他,从而躲过一劫。此后为了避免政治表态,阮籍也多次酩酊大醉,从而给自己带来了片刻的安宁。阮籍一生经历颇多,所以他的文学创作价值也颇高。他的咏怀诗和论说文,都给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楼增添了不少名贵砖瓦。

《晋书·阮籍传》对此记载着:"籍本有济世之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土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

与喝酒有相同效果的就是服药,魏晋时期,在广大士人中流行服用寒石散,也称五石散。他们为了忘却眼前的烦恼,从而变得超脱,曹魏名臣何晏就是这样爱服药的人。这种五石散明面上可以让人身体开朗,但实际上服用过多会导致慢性中毒,燥热难耐。因此可见魏晋名士们大多都穿着宽大的衣服,脚拖木屐。毕竟这也是为了服药后可以很好地将身体中的热量散播出去,虽然这是一种自讨苦吃的做法,但他们没有选择,只能如此逃避,暂时告别自己的烦恼和精神上的痛苦。同时借着药劲,他们也创作着属于自己的平凡而伟大的艺术作品!

三.归隐田园,逃避现实

归隐田园似乎是逃避现实,保全自己最好和最安全的一种的方法。因为这样那些崇尚洁身自好的人既可以保护自己的正直,又可以委婉地拒绝那些当权者,寻找一个属于自己文学创作的乌托邦。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陶渊明先生就是这么一个人,陶渊明先生本是一个热爱做官之人,也想在官场一展自己的伟大抱负。所以先后做官两次,但官场的而虞我诈也使得他受不了,最后只得辞官归隐。而他的桃花源记也反映出桃花源虽不存在于现实中,但存在于魏晋广大名士大家的心中,毕竟这也是那些归隐人的一生所想。

陶渊明

而士人归隐的目的:"或隐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情"。

由此可见,与世无争的环境深受这些名士们的喜爱是可以得到理解的。而魏晋时期,出名的隐士并不指只有陶渊明一个,还有孙登。而这个孙登可谓是把隐士精神发挥到了极致,他住在山洞里,夏天以草为裳,冬天以发御寒。平时喜欢读诗经,弹钢琴。曾是孙登好友的嵇康,也和他交流不来,这个孙登已经完全陶醉与自我,完全过着隐士般的生活。

而以魏晋风度为背景下的社会,另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悄然兴起,且引领着无数人。那就是玄学,这是一种用道家思想诠释儒家经典的奇怪思想。各大名士们借着谈玄说道的机会发散着心里的郁闷,当时竹林七贤的阮籍和嵇康以老庄为师,崇尚自然,似乎是玄学的忠实支持者。

魏晋风度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他给魏晋名士们带来了最后的慰藉。无论是竹林七贤,还是陶渊明,他们都深受乱世的影响,希望能够"不与世事",超凡脱俗。也正是因为他们的思想高潮,从而产生了这具有时代特色的别样思想文化----魏晋风度

同时魏晋风度也一直保持超高的热度,广为世人讨论,新的见解更是层出不穷。历史上不论是韩愈还是李白,他们身上都有着魏晋时期那种风度和做派,这也间接证明了魏晋风度所带来的影响是十分广泛的。所以如果我们也能细细的去品味魏晋风度,或许也能领悟不少对我们有帮助的道理,从而能够理智面对压力如此大的生活,毕竟生活总是逃避不过去的。





生活大话家


魏晋风骨大概只的是一种态度,一种能够跳出尘俗,能够用一种豁达的态度去看待一切的苦难和波折,用一种幽默的心情去在天地之间游荡,不关注世俗表面的名名利利,不断的追求生命的本真。

这个词不好解释,真的得自己去体会。魏晋风骨绝不只是魏晋时期才有的,这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精神状态,从接舆、桑扈到苏轼,魏晋风骨贯穿了中华文化的主脉。在魏晋时期,因为种种政治因素,这种精神态度在主流知识分子身上体现的颇为明显。

在世俗生活中,人们往往执著于外物是非名利,而魏晋士人以一种超功利的审美眼光观照社会和自然,乐天知命,逍遥游放,追求个体生命内心的自适和满足,重视主体精神的解脱和超越,对自然外物保持一种超功利的审美态度他们的心志宁静淡泊,闲适虚旷,他们的人生是艺术化的、诗意的人生。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在充满战乱、痛苦的魏晋时代,人们通过追求自然与自由,通过具有自由精神的审美,摆脱了各种生命的枷锁,享受到人的自由和快乐。魏晋士人的那种放诞不羁、潇洒飘逸、旷达超远、啸傲人生的气质,在中国的文化发展过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超脱、自由的精神。



国家网文化


说到魏晋风骨,大部分可能先想到的是魏晋时期风流不羁的文人的狂欢。但造成这样局面的背后,是因为九品中正制的影响世家豪门把控了朝政,也把大部分人的路封死了。大批没有入朝为官的文人墨客,只得寄情山水。借此抒发自己的情怀。文人们对心灵的自由的渴望,诞生了朋克的“魏晋风骨”

什么是风骨呢

就是庄子宁可穷苦一生,拒绝功名。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于谦焚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家。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便是读书人的风骨。

魏晋风骨

魏晋时期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它不同于唐的繁华,宋的清丽。它率性洒脱,狂放不羁,精神上与其他朝代相比也显得更为自由、洒脱。正是在这样的背影下孕育出了“魏晋风骨”阮籍嵇康便是“魏晋风骨”的代表人物。他们率直洒脱,清俊脱俗。清谈、饮酒、纵情于山水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就算到了今天,他们白衣飘飘、茕茕孑立的形象依然在文人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之后无数的文人依然深受他们的影响。李白杜甫等不少文人的作品也充斥着“魏晋风骨”的影子。

对当时的影响

  • “魏晋风骨”中率直洒脱的特点,让当时的读书人,不愿同流合污。嵇康曾作《辞蒋太尉辟名奏记》婉言拒绝了曹氏家族集团蒋太尉对其的征辟。字里行间里无不谦卑。但其高傲的气节却显露无疑。对黑暗势力的不妥协。彰显了他的气节,同时也影响了当时大批文人。受其影响的读书人不同流合污,出淤泥而不染。
  • 嵇康《吕长悌绝交书》不留情面的痛斥了吕长梯的虚假、伪善.解开了他的真面目,为其弟弟吕安伸张了正义。然而正是这一绝交书触怒了当时的权贵,从而对其痛下毒手。此事轰动当时,而这样的举动无疑是一股清流,洗刷着人的心灵。
  • 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魏晋风骨”开辟了一条玄思清朗的思想。一扫教条陈腐的污垢。为文化又输入了新鲜血液。安抚了文人的心理。让更多人坚守本心。

正是这样一群表面隐逸,内心对国家对人民怀揣了无限热情,看透了生活,却又热爱生活的人们。一代一代影响着我们。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痛定思痛的小牛顿喜欢的话,可以点击关注。我们一起快乐的玩耍🤗


痛定思痛的小牛顿


导言

“魏晋风骨”,亦称“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士人们放浪形骸,离经叛道的特异风姿,其代表人物是竹林七贤。他们“不务正业”,“纵酒狂歌,放荡不羁,蔑视礼法”。这种背离中国传统士大夫行为规范的现象,尽管有它产生的思想背景和社会背景,但却反映了传统模式被打破后士人思想意识的独立和认识价值的取向。

一、魏晋风度的产生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董仲舒所精心建造的天人感应学说遂成为两汉时代的统治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天人感应神学曾经是权威思想之一,作为权威思想它不仅仅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同时还赋予人们共同的价值、符号、模式。指导人们的行为,主宰人们的心灵。

然而,到了魏晋时期,天人感应学说全面崩溃,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人生无常、个体渺小、孤独生命的恐惧。人们的思想陷入极大地混乱、痛苦之中。一种迷惘、困惑、烦闷、焦虑的感受将无情折磨,碾压着人们的心灵,致使人们举止失措、乖张无常,各种反社会、反道德的行为便纷至沓来,令人眼花缭乱、瞠目结舌。

董卓之乱以来,皇帝竟被一群具有军事实力的悍将武夫们肆意玩弄于股掌之上,或废或立,或囚或啥,或劫以猎物,或挟以令诸侯,而上天不闻不问,无动于衷,在传统士大眼中,无异于作为上天之子的皇帝被抛弃了,这对于那些熟读儒学经典的饱学之士来说,实在太残忍了,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这一严酷的事实。他们痛苦、焦虑、迷惘、因此而言语癫狂、举止乖张、嗜酒成性。正是天人感应学说的全面崩溃,这才使得人们在思想陷入极大混乱中,从谈玄开始,便诞生了“魏晋风骨”。

二、魏晋风度对士大夫群体的影响

东汉末年宦官、外戚无休止的争夺厮杀、毁灭性的自然灾害、党锢之祸、尤其是汉天子成为军阀手中的玩偶受到嘲弄后,“天人感应”因不能自圆其说而彻底崩溃,群体意识鲜活的生命瞬间完结、个体意识被唤醒,传统社会与个体、君主与个体的关系被打得粉碎。

从汉武帝到东汉末,士人们完全作为一个依附性的群体出现在社会和历史舞台上。他们已习惯于把自己融入社会之中,通过把个体奉献给君主、国家来实现自己的价值。而一旦传统发生了裂变,依附的主体坍塌,无措的恐惧和尴尬就顿时包围了他们。

人不能没有生活的目标,不能没有理想信念,这是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封建士人尤其如此。所以,一种思想的崩溃,必定会引起其它思想的构建。

随着曹操“唯才是举”求贤令的发布,司马氏打着“名教”旗帜杀死杀戮异己,个体和社会的关系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而形形色色的思想也应运而生。

何晏、王弼等在曹魏正始年间构建了“道本儒末”的理论模式,试图将个体人格与社会功能结合起来,既体现个体的理想价值,又调和个体与社会的冲突,但司马氏的屠刀最终使之流产。

竹林的名士们目睹了险恶后,用自己的言行构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理论模式。越名教而任自然,就是超越封建伦理秩序而使人的思想行为回归自然。它以对王权的否定,对儒家礼法的抛弃,对社会的反叛为主要特征,通过对传统和社会的对抗而进行实现个体的精神自由。但这种理论体系因为嵇康等人的被杀而不能稳固地长期占据士人的思想。

向秀、郭象提出的“内圣外王”则吸取前者的教训,将个体与社会、名教与自然、内在的精神超越与外在的干进求禄糅合起来。东晋后期出现的儒、释、道三教互补 理论模式最终不断深化、完善为宋代理学,形成封建社会士人们新的精神支柱。

在上述重建的诸种思想模式中,“越名教而任自然”却成为了这一时代思想意识的主流。其具体特征表现如下:

清谈玄远的言语、放荡怪诞的行为,放任越礼的思想,浪漫不羁的气质。

这些思想行为使魏晋风度发挥到了极致。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刘伶的《酒德颂》,刘义庆记载魏晋士人言行举止的《世说新语》,无不表现出这种对礼教鄙弃反叛,对个性生命极力张扬的特征来。

这就是,在魏晋士人看来虚伪的伦理关系远远没有刀光剑影中生命的存在有价值;“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念也远远没有无拘无束、享受自由的理想实在。

因此,放弃入仕、超越名教,解除君臣关系变得合情合理,这便是魏晋风度对当时士人群体的一个重大影响。

结语

从魏晋风度,我们的确可以看到魏晋士人对个体生命的珍重,对自由的人格理想的追求和那种前所未有的洒脱。阮籍的放荡不羁,不拘礼法;刘伶恣意放荡,以宇宙之狭,土木形骸,遨游一世。嵇康“非汤武而薄周礼”;还有他们共同的竹林之游,酒醉不醒......

然而,他们真的彻底忘记了作为士人,传统和现实赋予的责任了吗?真的能身心皆适,无牵无挂地皈依自然吗?

阮籍何以但愿长醉不愿醒,长歌当哭?刘伶以酒为命,裸身散发,嵇康服药笑傲,《广陵》绝响,阮咸等与猪共饮,发泄愤懑,都是在司马氏政权设置的罗网中进行无奈的挣扎,他们自残其身的醉酒、服药看似珍惜生命,实则残害性命;从他们行为的背后,我们不仅看到了他们逃避现实的外在表现,同时也看到了他们痛苦万状的内心世界。

阮籍的“率意独驾、恸哭而返”,正是其内心压抑、痛苦万状而又无由发泄的真实写照。可见魏晋风度是建立在烦躁与痛苦之上的无奈之举。传统和责任并不因他们建构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烟消云散。相反,他们被抛入社会与个体无法调和之矛盾的万丈深渊。


江畔初见月


风骨最早用于品评人物,有人认为风骨即风格,也有人认为风骨即形式、文辞与内容、思想的关系。《解说》中的“风清骨骏”即“文情并茂的、结构严密的、刚健朗畅的美”,这才是后世人所乐道的魏晋风骨。

自古来,诗便有“言志”之说。所谓的“志”从《尚书》的实际讲应“是指作者的志向抱负”(朱自清《诗言志辩》),也就是一种个性的主张。而在后世的社会实践中,“志”的内涵逐渐开始包含有儒家的道德内涵,而个性化的含义越来越少。

魏晋之前的诗歌特点。从诗的起源上讲我比较倾向于“诗起于乐”。这一点从诗的节律特点就可以看出来。而歌、乐府诗则从实物的角度提供了明证。正因为如此诗歌的音乐性就成了诗的先天特点。而中国诗的发展也一直在遵循着这条暗线。看一看诗、词、曲的发展过程,哪一个不与音乐有关呢?

西汉初,五言不盛,止于民间,士大夫多视作民间俚曲,不甚重视。后进于乐府,这才渐为吸纳。也正因为如此,乐府诗中包含了许多民歌的气息。其诗,天真率洁,不尚雕琢。辞风上自然古朴,保留了大量的民间语言。这对后世的诗歌影响颇大。

魏晋诗歌承接乐府余脉,但又独有新意。首先是乐府风格的文人化,使五言由民歌向文人诗转变。另一方面,文人诗由于吸收了民歌的精华,也开始摆脱汉赋的浮华气,形成了一种自然天成,个性飞张的风格。这方面成就较高,具有代表性,众耳能详的莫过于“三曹”父子。关于“三曹”其它文章说的很多,这里不再多说。我只有一点想说明一下。曹氏父子不同于其它建安文。“三曹”是诗人,但更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主角。这种显而易见的主角意识是旁人所不能比的。也正是这种主角意识使他们可以说旁人所不能说,想旁人所不能想。曹操的率直从里到外都透着大气。他的“悲凉”、“古直”(锺嵘语)不是一般文人的感叹人生短促,而是包含了深刻的政治眼光(如《蒿里行》、《短歌行》等)。再有,曹植的《白马篇》中的游侠与一般文士的游侠也大不相同,没有忠君的包袱,“思想感情高迈不凡”(见《汉魏六朝诗鉴赏大辞典》)。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主角意识的深刻表现。在他们看来他们不只是在评说历史,创造历史的主体就是他们自己。

至于正始文学,则明显具有文人气的特征,但在表现个性上却与建安一脉相承。至若入晋之后,则渐少爽朗刚健的风骨。

魏晋风骨对后世影响,特别是唐代诸公大声疾呼提倡“汉魏风骨”。李白的诗个性之强,近于魏晋,思想上也近于玄老。后人说李白有清谈迹象,是有一定道理的。杜甫被称为“诗史”,在内容上更近于魏晋。而白居易文辞浅白、直率更是与魏晋有不解之缘。

再者,魏晋在形式上的发展也不容忽视。五言诗的形式扩大了诗的容量,使得诗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同时,五言诗也为诗的音乐化找到了一种新的方法。尽管这在当时还并不成熟,但却给后世提供了思路。五言诗的形式,使平仄音韵的变化更为丰富,也更具规律性。从更深层意义讲可以说是直接导致了后世七言、律诗的产生,进而影响到词、曲。









悠哉历史


到底什么是魏晋名士风骨,

又应该如何理解所谓的魏晋名士风骨?不错,正是.所谓”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论绝”就道明了这一切.

因为政权的更迭,不断的战争造成的大量的人口死亡,即使身处上流社会也不能幸免,心灵敏感的文人普遍地感受到了人的生命的脆弱、命运的多变难卜,人生祸福无常以及普通生命面对多变的时代风云的无能为力。文人们少参与时政,不参与时政,不讨论时事乃是明哲保身之举,在不能够改变时代的情况下转而去研究玄学玄谈,去强调精神自由,生命情调,去从另一个方面探究生命的意义,这基本上就是“魏晋名士风骨”的内涵。于是乎清谈玄学盛极一时,文人不涉猎<>,<>,<>的,绝对不会被冠以名士名流之名。嵇康善于音律诗文,学识极其渊博以一封<>拒绝了出仕,被送上了断头台,临终时闭目沉醉的弹完那曲悠扬雄壮的《广陵散》后仰天长叹道:“我死不足惜,只恨《广陵散》从此失传了!”,潇洒慷慨的留下了一段荡气回肠的动人故事,从此《广陵散》成了千古绝唱的代名词。同样,同为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也以一种佯狂和痴醉的态度生活,放浪形骸,蔑视礼教,他自己也说:“礼岂为我设邪?”他宁愿大醉六十日,也不愿回应司马昭为儿子娉其女的婚事,醉驾马车,于路边嚎啕大哭。还有陶渊明,这位向往世外桃源的田园诗人,因为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权贵,于是赋下一纸《归去来兮辞》,便飘然而去,过起采菊东篱的田园生活了。嵇康的血,阮籍的泪,是魏晋名士的血与泪,这就是“魏晋名士风骨”之魂。

魏晋名士风骨“清谈”以“无”为本,外求“无名”,内求“无累”,以名真我,这种主要产生于士族阶层的一种思潮,有其明显的局限性,特别是这种思潮流行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种种任诞放纵的行为,也不是今天的社会所能够赞赏的。鲁迅先生在《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就曾经讲到过这个问题,我们知道,鲁迅先生是提倡在烈火燃烧的铁屋内呐喊的,并不赞同这样消极避世的态度。

但是站在历史的角度,公正的看待魏晋的“名士风骨”,我们仍然应该说,魏晋名士在中国的文化史上都是有着绝对的地位的,从思想上来说也比当时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狭隘思想要崇高得多。他们有气、有味、有韵、有致、有神,他们那种旷达、豪放、自由的那么一种人生意境,还是很多人所欠缺的。他们不追求名利和荣华富贵,他们不为五斗米折腰,不去在权贵面前奴颜媚骨,不随


回不去的记忆0912


魏晋风骨又称建安风骨或建安风力。指建安诗人继承《诗经》及汉乐府优秀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 一方面在诗篇中真实地描写汉末的大动乱、大分裂, 表现对民生疾苦的关切;同时又在诗歌中抒发一己欲在天下建立伟业的雄心壮志。

魏晋风骨对后世影响,特别是唐代诸公大声疾呼提倡"汉魏风骨"。李白的诗个性之强,近于魏晋,思想上也近于玄老。后人说李白有清谈迹象,是有一定道理的。杜甫被称为"诗史",在内容上更近于魏晋。而白居易文辞浅白、直率更是与魏晋有不解之缘。

再者,魏晋在形式上的发展也不容忽视。五言诗的形式扩大了诗的容量,使得诗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同时,五言诗也为诗的音乐化找到了一种新的方法。尽管这在当时还并不成熟,但却给后世提供了思路。五言诗的形式,使平仄音韵的变化更为丰富,也更具规律性。从更深层意义讲可以说是直接导致了后世七言、律诗的产生,进而影响到词、曲。


花开水不流


魏晋时期是被后人称为人的自觉意识觉醒的时代,那时候的人们个性张扬,率性而为,崇尚真情,想笑就笑,想哭就哭,想醉就醉,活得真实自在,这就是所谓的魏晋风骨。

这些令人炫目的表现,令后世人抬首仰望,羡慕不已。然则透过这些表象,深入去体悟魏晋时期人的精神内涵,你就会发现,这些看似轻松自如的言行举止背后,有着深沉的痛苦。

一、生命短暂的痛苦

他们生逢乱世,见惯了生灵涂炭,在建安初期,我们还能看到对生命的关怀,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如曹操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但很快就如昙花一现,他们的眼光转向自身,关注自身比关注社会、关注民生要多得多。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在战乱频仍的时代,人的生命就是蝼蚁一样的卑微,他们明白今夜的安眠未必能等来明早的太阳。他们有太多人生苦短的感慨,譬如曹操的“人生几何?譬如朝露”,曹丕的“人生如寄,多忧何为?”徐干的“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阮籍的“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陶渊明的“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

尽管我们知道,人生的痛苦,这是人类永远无法克服的痛苦。对比永恒的宇宙,在日月星辰、天地山川、江河湖海面前,人生就显得微不足道,而活在乱世,人们对此就有了更真切、更深沉的体悟。

二、及时行乐的狂欢

因为人生短暂,人们自然祈盼能有像日月星辰那样永恒的生命,祈求长生不老。这方面的代表如葛洪,耽于修道、练丹,要么借助服食丹药,如士人中的何晏,猛吃五石散;要么迷信天师道,想借助神仙的力量来达成长生不老的愿望。

葛洪著《抱朴子》

当然,更多的人心中明白得很,这些都是靠不住的,神仙靠不住,丹药吃死人,他们“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既然生命短暂,既然神仙不可期,那就好好享受人生吧。

他们面对的是乱世的悲哀、黯淡,他们无法体会人生的崇高与辉煌。他们理想已死,他们原本想有所作为的理想在现实面前被打得粉碎,他们知道人生毫无意义,他们只是行走在天地间的行尸走肉。他们天天直面淋漓的鲜血和惨淡的人生,却无能为力,他们无法改变自己的生存境遇,他们已经失去了热情,没有理想、没有人生的方向,他们只能在乱世中苟且偷生。他们现在能做的就只能及时行乐,今朝有酒今朝醉,于是就有了各种雅集:华林园集、金谷园集、竹林雅集、兰亭雅集、莲社雅集……。当然,他们会赋予这些雅集以高雅的内容,如吟诗作赋,如曲水流觞,如谈玄论道……。

兰亭雅集

但更多的是毫不掩饰的放浪形骸和狂放不羁。因此,就有了刘伶的撒酒疯裸奔,有了阮籍的穷途之哭,有了何晏的涂脂抹粉,有了石崇的穷奢极欲,有了何曾的日食万钱,有人没事就喜欢学驴叫,有人围着小鲜肉作痴迷状,……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