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週的好書推薦，我給大家介紹三本書，第一本是馬伯庸先生的《三國機密》。
1/3 《三國機密》
三國故事一直是中國歷史文學最熱門的IP。馬伯庸這本小說的不同之處在於，他是以漢獻帝為主人公入手的。漢獻帝是誰，想必大家都知道，他是東漢的末代皇帝。九歲登基，在位32年，無權無勢，一生被權臣玩弄於股掌之間。在影視劇中，漢獻帝的形象基本就是個窩囊廢。不過也難怪，身逢亂世，寄人籬下，即便是天子也得仰人鼻息。
然而，《三國機密》卻給我們展示了不一樣的漢獻帝，他不再是《三國演義》裡那個柔弱的老實人，而是成了一個令對手害怕，尊敬，乃至臣服的君主，甚至到最後險些翻盤。
首先得聲明，《三國機密》只是一本小說，其中大部分情節都是作者的虛構，我們沒必要去糾結其中的真偽，畢竟，文學家不是歷史學家，文學家的任務，是用想象力去填補歷史的空白。如果你能放下歷史的包袱讀這本書，你會發現，《三國機密》的故事不僅有趣，還很勵志。
在小說裡，作者給漢獻帝來了個“偷樑換柱”，真正的漢獻帝劉協，18歲就去世了。但他有個流落民間的同胞兄弟，名叫劉平。劉協死後，在皇后與忠於漢室的大臣的策劃下，劉平被接入宮內，冒充當今聖上。從此，草民劉平搖身一變，開啟了他的奇幻人生。
劉平的哥哥劉協，即死去的漢獻帝，生於亂世之中，身邊虎狼環伺，從小就養成了殺伐決斷，剛毅冷酷的性格。可他的替身劉平，由於在民間長大，從未見識過宮廷政治的殘酷。劉平性格仁柔，多愁善感，連個太監都不敢殺。更可怕的是，他還主動和曹操的人套近乎，想用自己的真誠感化他們，就是這樣一個人，還怎麼指望他來興復漢室？
當然，小說到最後並沒有發生驚天大逆轉，劉平的結局，倒是和史上的漢獻帝相一致。但在此期間，劉平的確有機會翻盤，而且機會還不少。直到曹丕稱帝，他依然是那個時代最大的贏家。至於劉平一路上是如何與曹操鬥智鬥勇，俘獲人心的，在此不做劇透，感興趣的話不妨一讀，這裡只談談《三國機密》給我的啟發。
如果你問我劉平何德何能，居然能讓這麼多大臣為之赴湯蹈火，乃至與曹操分庭抗禮。我的回答是：堅持。
在一個波詭雲譎，爾虞我詐的世界裡，劉平竟敢於堅持他的真誠。他不枉殺無辜，不以任何人的犧牲換取政治上的勝利，卻沒想到這反而成了他的優勢。
當人人崇尚暴力與欺詐的時候，劉平能一以貫之地示以包容，這無疑使他的對手們放下戒心，並願意與之合作，這正是劉平的高明之處。他巧妙地利用了皇帝的身份，使自己始終站在一個制高點上。你可以說這是天性使然，也可以說是有意為之。但無論如何，劉平用真誠，讓別人對自己建立了穩定的預期。
博弈論中有一種叫做“贏定輸移”的戰略，即只要你和對手上一輪的策略一致，無論合作還是背叛，你在下一輪都選擇合作。如此一來，就會有越來越多的人信任你，因為他們知道，和你在一起會有安全感。劉平就是靠這一招，讓曹操重新把他視為皇帝。
相反，如果劉平反覆無常，一會兒殺人如麻，一會兒仁慈優容，或者像袁紹那樣“外寬內忌”，或者學曹操做個馬基雅維利式的統治者，那他可能早就死翹翹了。畢竟，論權術，劉平根本不是曹操的對手，因為他手裡無一兵一卒，耍陰謀詭計，他哪有這個資本？劉平的故事告訴我們，以弱勝強最好的辦法，不是與對手硬碰硬，而是選擇不同的策略，只有當你佔據了一個獨特的生態位，才會有逆襲的空間。
最後再強調一遍，《三國機密》只是小說，小說不等於歷史，真實的歷史遠比小說要複雜，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從文學中，懂一點做人的道理。
2/3 《鴉片戰爭》
小說介紹完了，接下來給大家推薦一本嚴肅的歷史著作，英國學者藍詩玲寫的《鴉片戰爭》。
鴉片戰爭作為中國近代“喪權辱國”史的開端，給每個中國人留下了刻骨銘心的痛。《鴉片戰爭》的作者藍詩玲，是英國的漢學家。英國人寫鴉片戰爭，視角和立意自然與中國人不同。不過首先得澄清，藍詩玲並沒有否定這場戰爭的性質，鴉片戰爭是英國對中國發動的侵略戰爭，這一點學界早有公論，我們感興趣的，是鴉片戰爭中的諸多細節。
《鴉片戰爭》的作者藍詩玲
比如，這場戰爭究竟為何爆發？英國人想用鴉片打開中國市場，這固然是直接原因。其實從今天的角度來看，這原本只是一場貿易糾紛。英國人崇尚自由貿易，信奉權利至上。而中國人則認為，只要你賣的東西對中國人有害，我才不管什麼合同契約，商業精神，一概反對。但英國的政客們卻抓住這點大做文章，把中國視為腐朽、墮落，頑冥不化的蠻族，需要來自先進世界的“拯救”，這就給發動戰爭找到了極佳的藉口，使侵略者披著正義的外衣，行罪惡之事。你看，這像不像一百多年後美國人打伊拉克，也是打著正義的旗號，結果卻讓自己騎虎難下。
那麼，既然仗已經開打了，中國人又是如何應對的呢？書中披露的很多細節，非常耐人尋味。當英國人氣勢洶洶殺過來的時候，從道光皇帝到地方官員，沒有一個人知道這個對手的實力。交戰的結果我們都知道了，中國軍隊幾無勝算，多數官兵狼狽而逃。
很多人認為，中國之所以輸掉這場戰爭，是因為武器落後。但作者卻認為，原因沒有這麼簡單。清軍人數佔絕對優勢，本來是可以和英軍較量的。但此時的清軍士兵，因為薪俸太低，經常吃不飽飯，平時逃跑、開小差乃至譁變都是家常便飯，抵抗起來自然是裝裝樣子，不肯賣命了。
軍隊不堪一擊，可官員們也好不到哪兒去。面對失利，他們採取了謊報與瞞報的策略，甚至擅作主張，騙一天是一天，以至於矇蔽視聽，造成無法挽回的後果。
比如，道光皇帝有個侄子叫奕山，鎮守廣州期間，他私自答應了英國人的條件，以一千二百萬兩為代價，開城乞降。結果，英軍在廣州三元里被困，奕山居然幫助英軍解圍，還向皇帝謊稱自己大獲全勝，將給英軍的鉅額賠款，說成是對英國商人損失的補償。這樣的伎倆，在今天看來實在是小兒科，可當時的道光帝差點被矇混過去。
除此之外，清軍對英國人的無知，也到了驚人的地步。清軍知道自己在海上不是英國人的對手，於是寄希望於陸上，他們竟天真地認為，英國人無法彎腰屈膝，（可能是因為知道英國人不肯下跪）只要打他們的腰腿，就可以將其擊倒。在舟山，江蘇巡撫裕謙把守備敵人的希望，寄託於給工事所起的漂亮名字，他完全低估了英軍大炮的威力，甚至認為英國人根本沒能力登陸作戰。正是他的無知，讓自己和軍隊最終付出了沉痛的代價。
耐人尋味的是，對於舟山的這場戰鬥，中英雙方均給出了不同的評價。儘管中方承認失利，但理由是自己“寡不敵眾”，雖重創敵軍，“殺夷無算”，奈何英軍人數有二三萬，中國人不得不退。而英國人卻把勝利寫地輕描淡寫，英方只死了2名士兵，另有28人受傷。
但事實上，英軍的確損失慘重，只是造成傷亡的不是清軍，而是痢疾和瘧疾。總共有5329名士兵感染，448名士兵死亡。因此，傳染病對英軍的威脅，要遠大於中國軍隊。
《鴉片戰爭》中有大量有趣的細節，使讀者對這場戰爭有更全面的認識。總體而言，清軍對抗擊侵略者顯得並不積極，除了個別戰鬥，大多是一開打就跑，至於原因，一方面是因為實力懸殊，一方面是由於紀律鬆懈，而在我看來，鴉片戰爭失利最根本的原因，不在敵人的“船堅炮利”，而是彼時的中國，還不是一個現代國家。
大清全民上下，從官員到老百姓，根本沒有主權的概念。而高度集權化的官僚系統，也鼓勵了欺上瞞下的作風，大敵當前，清政府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是“負責制政府”，皇帝只想著息事寧人，繼續關起門來過太平日子，老百姓也甘願作壁上觀，只要敵人不闖自家門，隨你怎樣都無所謂。
所以，什麼是現代國家？現代國家首先是用制度形成的動員力量，以及普及全民的主權意識。中國作為一個傳統帝國，只有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屈辱歷史之後，才逐漸意識到這點。
3/3 《理性的樂觀派》
最後給大家介紹的一本書，是英國人馬特·裡德利寫的《理性的樂觀派》。
這本書的中心思想其實特別簡單，作者認為，隨著人類技術的突飛猛進和經濟的日趨繁榮，我們的日子會越來越好。
很顯然，不少人對此難以苟同，這未免也太天真了。就拿今年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來說吧，很多人就擔心，人類的好日子不多了，什麼科技、財富、宗教，在兇狠的疫情面前都不起作用，我們就別再狂妄自大了。
實際上，類似的觀點並不新鮮，早在17世紀，隨著牛頓物理學的風靡，人們就普遍相信，人類已經掌握了洞察世界最全面，最科學的方法，我們有能力改變一切。從17世紀到19世紀末，整個西方都沉浸在一片樂觀之中。
可進入二十世紀後，隨著世界大戰、核武器、環境汙染等問題層出不窮，人們對科學進行了反思，復古主義開始流行，復古派認為，凡是過去的，原始的東西，都是好的，他們崇尚所謂“原生態”的生活方式，美國作家梭羅的《瓦爾登湖》，便讚美了這樣的生活。
如今我們生活在一個科技發達，物質豐裕的社會，很多人都渴望“返璞歸真”，渴念起鄉野生活的種種好處，尋找所謂的“詩與遠方”。但很多人不知道，這其中隱藏著一個矛盾，假設你現在去個山清水秀的地方生活一個月，空氣清新，鳥語花香，“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確令人神往。然而，如果你被告知這一個月不能帶手機，你吃的所有東西，都得從田裡現採現摘，而且還得由你親自下廚。你住的屋子沒有暖氣，沒有空調，夏天的時候蚊蟲會讓你無法入眠，入冬後你只能靠著火爐取暖。更糟糕的是，萬一你吃壞了肚子，或者被蚊子叮咬染上了瘧疾，附近連一家醫院也沒有，你只能祈求上天保佑，或者請江湖郎中為你把脈治病。
這個簡單的例子告訴我們，現代人所熱衷的田園生活，其實是經過精心包裝的產物。我們讚美“詩與遠方”的同時，卻忽視了它們之所以值得嚮往，是因為現代社會有大量的勞動分工，替你解決了很多潛在的現實問題。
比如，倘若沒有現代化的交通與通訊設施，沒有高度成熟的旅遊配套，沒有WIFI，沒有支付寶，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導遊，有多少人願意去西藏、青海這些地方感受“純淨之美”？沒有星級酒店與完善的安全和醫療措施，又有多少人願意去非洲大草原觀賞獅子捕羚羊？以上這些例子，不過是印證了一句當下很流行的話：哪有什麼歲月靜好，不過是社會分工替你鞍前馬後。
但話要說回來，理性樂觀派最大的危險，不在對未來的態度，而是他們對理性的過度自信。實際上，受這種自信危害最深的，根本不是什麼大自然，而恰恰是人類自己。
我們總是聽見有環保人士呼籲，說人類的科學技術正對大自然造成毀滅性的破壞，什麼環境汙染、氣候變暖、物種滅絕、核輻射等等，各種各樣的生態災難，都是由人類一手造成的。其實我們哪有這麼大的能耐？那些認為人類正在毀滅地球的人，明顯太高估自己了。
求知是人的天性，用知識與技術改變社會，是人類最古老的傳統之一。早在古希臘時期，柏拉圖就相信，哲學家可以憑藉最高級的理念重塑這個社會。啟蒙運動之後，隨著科學思想的普及，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堅信，社會可以通過理性化的方式獲得改造。久而久之，人們漸漸走火入魔，於是就有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納粹集中營、蘇聯的計劃經濟等等，給人類社會造成不小的災難，甚至還導致了個別政權的垮臺。關於這一點，哈耶克在其《致命的自負》中早有提及，感興趣的可以去翻一翻。
所以，無論你對理性過度自信，還是盲目悲觀，本質上都是一種“致命的自負”。災難面前，那些認為人類啥也做不了的人，其實和那些相信“人定勝天”的人一樣可悲，這就是《理性的樂觀派》的作者想告訴我們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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