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推荐:汉献帝有没有机会翻盘?

​本周的好书推荐,我给大家介绍三本书,第一本是马伯庸先生的《三国机密》。

1/3 《三国机密》

三国故事一直是中国历史文学最热门的IP。马伯庸这本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是以汉献帝为主人公入手的。汉献帝是谁,想必大家都知道,他是东汉的末代皇帝。九岁登基,在位32年,无权无势,一生被权臣玩弄于股掌之间。在影视剧中,汉献帝的形象基本就是个窝囊废。不过也难怪,身逢乱世,寄人篱下,即便是天子也得仰人鼻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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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三国机密》却给我们展示了不一样的汉献帝,他不再是《三国演义》里那个柔弱的老实人,而是成了一个令对手害怕,尊敬,乃至臣服的君主,甚至到最后险些翻盘。

首先得声明,《三国机密》只是一本小说,其中大部分情节都是作者的虚构,我们没必要去纠结其中的真伪,毕竟,文学家不是历史学家,文学家的任务,是用想象力去填补历史的空白。如果你能放下历史的包袱读这本书,你会发现,《三国机密》的故事不仅有趣,还很励志。

在小说里,作者给汉献帝来了个“偷梁换柱”,真正的汉献帝刘协,18岁就去世了。但他有个流落民间的同胞兄弟,名叫刘平。刘协死后,在皇后与忠于汉室的大臣的策划下,刘平被接入宫内,冒充当今圣上。从此,草民刘平摇身一变,开启了他的奇幻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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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平的哥哥刘协,即死去的汉献帝,生于乱世之中,身边虎狼环伺,从小就养成了杀伐决断,刚毅冷酷的性格。可他的替身刘平,由于在民间长大,从未见识过宫廷政治的残酷。刘平性格仁柔,多愁善感,连个太监都不敢杀。更可怕的是,他还主动和曹操的人套近乎,想用自己的真诚感化他们,就是这样一个人,还怎么指望他来兴复汉室?

当然,小说到最后并没有发生惊天大逆转,刘平的结局,倒是和史上的汉献帝相一致。但在此期间,刘平的确有机会翻盘,而且机会还不少。直到曹丕称帝,他依然是那个时代最大的赢家。至于刘平一路上是如何与曹操斗智斗勇,俘获人心的,在此不做剧透,感兴趣的话不妨一读,这里只谈谈《三国机密》给我的启发。

如果你问我刘平何德何能,居然能让这么多大臣为之赴汤蹈火,乃至与曹操分庭抗礼。我的回答是: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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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波诡云谲,尔虞我诈的世界里,刘平竟敢于坚持他的真诚。他不枉杀无辜,不以任何人的牺牲换取政治上的胜利,却没想到这反而成了他的优势。

当人人崇尚暴力与欺诈的时候,刘平能一以贯之地示以包容,这无疑使他的对手们放下戒心,并愿意与之合作,这正是刘平的高明之处。他巧妙地利用了皇帝的身份,使自己始终站在一个制高点上。你可以说这是天性使然,也可以说是有意为之。但无论如何,刘平用真诚,让别人对自己建立了稳定的预期。

博弈论中有一种叫做“赢定输移”的战略,即只要你和对手上一轮的策略一致,无论合作还是背叛,你在下一轮都选择合作。如此一来,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信任你,因为他们知道,和你在一起会有安全感。刘平就是靠这一招,让曹操重新把他视为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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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如果刘平反复无常,一会儿杀人如麻,一会儿仁慈优容,或者像袁绍那样“外宽内忌”,或者学曹操做个马基雅维利式的统治者,那他可能早就死翘翘了。毕竟,论权术,刘平根本不是曹操的对手,因为他手里无一兵一卒,耍阴谋诡计,他哪有这个资本?刘平的故事告诉我们,以弱胜强最好的办法,不是与对手硬碰硬,而是选择不同的策略,只有当你占据了一个独特的生态位,才会有逆袭的空间。

最后再强调一遍,《三国机密》只是小说,小说不等于历史,真实的历史远比小说要复杂,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文学中,懂一点做人的道理。

2/3 《鸦片战争》

小说介绍完了,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本严肃的历史著作,英国学者蓝诗玲写的《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丧权辱国”史的开端,给每个中国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痛。《鸦片战争》的作者蓝诗玲,是英国的汉学家。英国人写鸦片战争,视角和立意自然与中国人不同。不过首先得澄清,蓝诗玲并没有否定这场战争的性质,鸦片战争是英国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这一点学界早有公论,我们感兴趣的,是鸦片战争中的诸多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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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的作者蓝诗玲

比如,这场战争究竟为何爆发?英国人想用鸦片打开中国市场,这固然是直接原因。其实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原本只是一场贸易纠纷。英国人崇尚自由贸易,信奉权利至上。而中国人则认为,只要你卖的东西对中国人有害,我才不管什么合同契约,商业精神,一概反对。但英国的政客们却抓住这点大做文章,把中国视为腐朽、堕落,顽冥不化的蛮族,需要来自先进世界的“拯救”,这就给发动战争找到了极佳的借口,使侵略者披着正义的外衣,行罪恶之事。你看,这像不像一百多年后美国人打伊拉克,也是打着正义的旗号,结果却让自己骑虎难下。

那么,既然仗已经开打了,中国人又是如何应对的呢?书中披露的很多细节,非常耐人寻味。当英国人气势汹汹杀过来的时候,从道光皇帝到地方官员,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对手的实力。交战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中国军队几无胜算,多数官兵狼狈而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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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认为,中国之所以输掉这场战争,是因为武器落后。但作者却认为,原因没有这么简单。清军人数占绝对优势,本来是可以和英军较量的。但此时的清军士兵,因为薪俸太低,经常吃不饱饭,平时逃跑、开小差乃至哗变都是家常便饭,抵抗起来自然是装装样子,不肯卖命了。

军队不堪一击,可官员们也好不到哪儿去。面对失利,他们采取了谎报与瞒报的策略,甚至擅作主张,骗一天是一天,以至于蒙蔽视听,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比如,道光皇帝有个侄子叫奕山,镇守广州期间,他私自答应了英国人的条件,以一千二百万两为代价,开城乞降。结果,英军在广州三元里被困,奕山居然帮助英军解围,还向皇帝谎称自己大获全胜,将给英军的巨额赔款,说成是对英国商人损失的补偿。这样的伎俩,在今天看来实在是小儿科,可当时的道光帝差点被蒙混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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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清军对英国人的无知,也到了惊人的地步。清军知道自己在海上不是英国人的对手,于是寄希望于陆上,他们竟天真地认为,英国人无法弯腰屈膝,(可能是因为知道英国人不肯下跪)只要打他们的腰腿,就可以将其击倒。在舟山,江苏巡抚裕谦把守备敌人的希望,寄托于给工事所起的漂亮名字,他完全低估了英军大炮的威力,甚至认为英国人根本没能力登陆作战。正是他的无知,让自己和军队最终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耐人寻味的是,对于舟山的这场战斗,中英双方均给出了不同的评价。尽管中方承认失利,但理由是自己“寡不敌众”,虽重创敌军,“杀夷无算”,奈何英军人数有二三万,中国人不得不退。而英国人却把胜利写地轻描淡写,英方只死了2名士兵,另有28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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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上,英军的确损失惨重,只是造成伤亡的不是清军,而是痢疾和疟疾。总共有5329名士兵感染,448名士兵死亡。因此,传染病对英军的威胁,要远大于中国军队。

《鸦片战争》中有大量有趣的细节,使读者对这场战争有更全面的认识。总体而言,清军对抗击侵略者显得并不积极,除了个别战斗,大多是一开打就跑,至于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实力悬殊,一方面是由于纪律松懈,而在我看来,鸦片战争失利最根本的原因,不在敌人的“船坚炮利”,而是彼时的中国,还不是一个现代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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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全民上下,从官员到老百姓,根本没有主权的概念。而高度集权化的官僚系统,也鼓励了欺上瞒下的作风,大敌当前,清政府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负责制政府”,皇帝只想着息事宁人,继续关起门来过太平日子,老百姓也甘愿作壁上观,只要敌人不闯自家门,随你怎样都无所谓。

所以,什么是现代国家?现代国家首先是用制度形成的动员力量,以及普及全民的主权意识。中国作为一个传统帝国,只有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屈辱历史之后,才逐渐意识到这点。

3/3 《理性的乐观派》

最后给大家介绍的一本书,是英国人马特·里德利写的《理性的乐观派》。

这本书的中心思想其实特别简单,作者认为,随着人类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经济的日趋繁荣,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很显然,不少人对此难以苟同,这未免也太天真了。就拿今年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来说吧,很多人就担心,人类的好日子不多了,什么科技、财富、宗教,在凶狠的疫情面前都不起作用,我们就别再狂妄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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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类似的观点并不新鲜,早在17世纪,随着牛顿物理学的风靡,人们就普遍相信,人类已经掌握了洞察世界最全面,最科学的方法,我们有能力改变一切。从17世纪到19世纪末,整个西方都沉浸在一片乐观之中。

可进入二十世纪后,随着世界大战、核武器、环境污染等问题层出不穷,人们对科学进行了反思,复古主义开始流行,复古派认为,凡是过去的,原始的东西,都是好的,他们崇尚所谓“原生态”的生活方式,美国作家梭罗的《瓦尔登湖》,便赞美了这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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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发达,物质丰裕的社会,很多人都渴望“返璞归真”,渴念起乡野生活的种种好处,寻找所谓的“诗与远方”。但很多人不知道,这其中隐藏着一个矛盾,假设你现在去个山清水秀的地方生活一个月,空气清新,鸟语花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确令人神往。然而,如果你被告知这一个月不能带手机,你吃的所有东西,都得从田里现采现摘,而且还得由你亲自下厨。你住的屋子没有暖气,没有空调,夏天的时候蚊虫会让你无法入眠,入冬后你只能靠着火炉取暖。更糟糕的是,万一你吃坏了肚子,或者被蚊子叮咬染上了疟疾,附近连一家医院也没有,你只能祈求上天保佑,或者请江湖郎中为你把脉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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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简单的例子告诉我们,现代人所热衷的田园生活,其实是经过精心包装的产物。我们赞美“诗与远方”的同时,却忽视了它们之所以值得向往,是因为现代社会有大量的劳动分工,替你解决了很多潜在的现实问题。

比如,倘若没有现代化的交通与通讯设施,没有高度成熟的旅游配套,没有WIFI,没有支付宝,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导游,有多少人愿意去西藏、青海这些地方感受“纯净之美”?没有星级酒店与完善的安全和医疗措施,又有多少人愿意去非洲大草原观赏狮子捕羚羊?以上这些例子,不过是印证了一句当下很流行的话: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社会分工替你鞍前马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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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话要说回来,理性乐观派最大的危险,不在对未来的态度,而是他们对理性的过度自信。实际上,受这种自信危害最深的,根本不是什么大自然,而恰恰是人类自己。

我们总是听见有环保人士呼吁,说人类的科学技术正对大自然造成毁灭性的破坏,什么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物种灭绝、核辐射等等,各种各样的生态灾难,都是由人类一手造成的。其实我们哪有这么大的能耐?那些认为人类正在毁灭地球的人,明显太高估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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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知是人的天性,用知识与技术改变社会,是人类最古老的传统之一。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相信,哲学家可以凭借最高级的理念重塑这个社会。启蒙运动之后,随着科学思想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坚信,社会可以通过理性化的方式获得改造。久而久之,人们渐渐走火入魔,于是就有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纳粹集中营、苏联的计划经济等等,给人类社会造成不小的灾难,甚至还导致了个别政权的垮台。关于这一点,哈耶克在其《致命的自负》中早有提及,感兴趣的可以去翻一翻。

所以,无论你对理性过度自信,还是盲目悲观,本质上都是一种“致命的自负”。灾难面前,那些认为人类啥也做不了的人,其实和那些相信“人定胜天”的人一样可悲,这就是《理性的乐观派》的作者想告诉我们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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