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太太”不仅仅是一种称谓，还是一个社会当中的特殊阶层，还具有文化内涵。太太是上流社会当中对妻子的专用称谓，她们时常是达官贵人，或者新兴的资产阶级。尽管她们受过教育，具有一定的现代性，但是相对来说还是缺乏独立的人格，并受到当时知识分子的批判，并且她们依然处在传统社会当中，处在传统性别权力秩序之下。
“太太”称谓的由来
建国初期，上海电影厂拍了一部《太太万岁》。为了迎合当时的社会潮流，很多评论认为太太是一个爱享受，不爱劳动，是具有剥削阶级思想的旧时代女性。随着社会对太太的批评声越来越多，之后太太这个词便被抛弃了。
其实太太这个词在民国有一定的普遍性，并且被看作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太太这个词之所以能够流行，也和当时社会有着很大关系，“太太”一度被认为是新女性的代名词。
在中国古代社会，不同的阶层有着不同的称谓，这些不同的称谓就构成了共有的知识话语体系，其作用在于对自身或者他人阶级进行区分或者定位。在古代中国“男女有别、尊卑有分、长幼有序”文化秩序当中，不但男女有阶级秩序，同一个家庭当中的女性也是有阶级之分。
比如在上海、杭州等地区，如果你处在上流社会，对妻子称呼为“内人”，下人通常称呼她为“太太”，或者“夫人”。如果你处在中流社会呢？通常称呼自己的妻子为“屋里头”，其他人会称呼她为“你们大嫂”。如果你处在下流社会，一般叫妻子为“老官”，外人会称呼“谁谁谁老婆”。
其实对显贵人家妻室的称呼也非常多，习惯用的有“夫人”、“太太”等词汇。其实“太太”的称谓，在宋朝时期就已经出现，据《甲乙媵言》记载，明朝时期称呼妻子为“司眷属”，中丞以上的称呼为“太太”。后来有所放宽，在明朝《四友斋丛说》中记载：“凡士大夫妻，年未三十即呼太太，前辈未有此。”也就是说妻子比较年轻，都会被称为“太太”。
如果从古代语义学角度分析“太太”，“太”字和“大”字原本是一个字，后来两个字就有了分工，“太”要比“大”字更大一些，凡形容比大还要大的就称之为“太”。“太太”虽然源于“太”字，但是意思完全不同。因为“太”字还有多重含义，有独一无二、至高无上、德高望重、还有安宁祥和之意。如果综合以上的意境，就有“尊贵、高达、安详”之意。
另外“太”还有“母亲”之意，“太太”中，第一个“太”是形容词，第二个是名词，两个词组在一起，有高贵身份的象征。到了清朝，随着“老爷”称呼越来越广泛，凡是老爷的妻室，都被称之为太太，哪怕是妾也会称之为“姨太太”，这里的“姨”是外来之意。
因此在民国之前，“太太”一直是官员对妻子的称呼。但是自从辛亥革命之后，政府严禁再以“老爷”来称呼，但是“太太”一词却保留了下来。因此在民国时期，太太成为普遍的称谓，在民国小说当中经常出现。
“太太”一词之所以会流行，有很多原因，“太太”一词本就有丈夫对配偶的尊敬，后来逐渐成为社交场所对自己妻子的称谓。随着民国时期，对女性社交活动的开放，同时也是对原有社会秩序的松动。
但是在新旧文化交替过程中，特别是城乡文化巨大差异中，难免会出现割裂的现象。比如在一些地方乡绅的家中，如果是舞会等公共场合，可能会称“太太”，但是回到家中，如果来了客人，还是会称呼“贱内”，这也是民国时期所特有的文化割裂现象。上层社会称谓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在乡村社会当中，依然还在坚守其封闭性。
民国时期，人人都希望拥有身份、地位，因此“太太”被广泛使用。尤其是在军政机关当中，人们通常还在前面加上职位，比如“科长太太”，“旅长太太”，后来被简称为“科太”、“旅太”。
后来随着“太太”一词的称谓逐渐由贵族转向平民，发展出“太太”成为“老婆”的代名词。无论是种地的老汉，还是杀猪的屠夫，大家都享受“太太”的“荣耀”。当然这是人们对上流社会的向往，以“太太”的称谓，来显示自己对妻子的尊重。
成为“有闲阶级”的太太
在文学作品当中，“太太”有其特指，比如在张爱玲的《流言》当中，她认为太太是社会的栋梁，和那些短衣服、小脚还有目不识丁的女性是有巨大差别的。旧时代的女性只能够在家中烹饪、缝纫，而太太则是受到过高等教育，拥有现代生活，拥有自我消费能力等。
在民国时期女性的入学率相较于清朝，有了大幅提高，比如在1929年，女性的小学人数达到130多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4%。到了1930年，女性中学生的人数达到5万6千多人。虽然女性受教育当时还被认为是贵重的装饰品，用于增加女性的地位与身份，将来嫁出去拥有更好的资本。但是反过来，受教育也是女性独立的资本，成为她们将来走向独立的一个跳板。
民国时期受教育的女性毕竟是少数，结婚是传统社会赋予她们的命运。她们在结婚之后有两种生活状态，一种是做一个全职的太太，整日守在家中；另外一种是随着丈夫一起出入公共场合。能够出入公共场合的丈夫一般都有着开明文化，从国外留学回来，或者对接涉外事务等。
在西方社会中，妻子时常是自己身边的“装饰品”，一个漂亮的妻子，能够彰显自己的身份地位。因此如果一个外交家没有一个貌美的妻子，在公共场合会显得“有失身份”。比如北洋政府时期的顾维钧，他的太太黄慧兰经常陪他一起出入公共场合，并且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不仅限于陪衬。
顾维钧与黄慧兰
太太也是有闲阶层，她们日常生活舒适安逸，如果不工作，如何获得优越生活的呢？这些太太家中，要么是洋行老板，要么就是巨商大贾，或者在军政机关当中任职。这些行业以及职业，在民国通常能获得优越的生活条件，比如一个洋行的中等职员，收入在几百银元，是人均只有10元/月的黄包车师傅，好几年的收入。在巨大财富差距下，这些“太太”们能过着非常优越的生活。
就像王家卫《花样年华》中所描绘的那样，这些太太们整天无所事事，日常就用打麻将，打纸牌来消磨时间，甚至是通宵达旦。“太太”们为了打麻将，还会组织“麻将会”。当然这也是隐藏的官场，太太们在非公开场合拉近丈夫的官场关系，以至于民国时期，湖南当局下令禁止这些太太们聚在一起打麻将。
这些“有闲阶级”的太太，消费能力也是非常可观的。从奇装异服到涂脂抹粉，再到身体保养，无不是消费的热点。尤其是像阮玲玉、蝴蝶、上官云珠等电影明星，更是太太们争相模仿的对象。
民国时期，这些太太们被比喻为“洋货推销员”，这些洋货，不用宣传，会引来太太们的争相抢购。无论是1930年的日货，还是1940年之后的美国货，都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市场。1946年民国政府曾经明令禁止购买国外化妆品等，结果一时间导致疯抢。
太太们的生活差一点让人们忘记这是在积贫积弱的民国，她们的生活遭到国家和社会的强烈干预与谴责。政府甚至颁布法令，禁止“太太”的称呼，显然是无济于事。
民国时期正遭遇民族危机，而太太们抢日货的行为，确实刺痛了国人的神经。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日货充斥着中国市场，1934年，爱国志士发起了妇女国货节，企图劝导这些太太们用上国货，放弃日货。
相对于新时代的女性，这些太太们并没有实现人格的独立，尽管她们识字，会跳舞，也会弹琴，拥有着社交生活，但是她们与传统的妻子没有什么区别。这些太太在嫁人之后，称谓也发生了改变，通常被称为“李太太”、“王太太”。不过这也有民国时期，效仿欧美，结婚以后，妻子随丈夫姓有关。
结束语
太太的形象体现了阶级、性别与文化的内涵。在称呼上，太太最早是上流社会的一种称呼，随后在下层社会学习中，逐渐被泛化。这些太太们虽然是“有闲阶级”，但是并没有独立的资产与社会地位，完全依附在丈夫身上。她们整日过着打麻将、打纸牌等休闲的生活，被戴上了“只爱享受，不爱劳动，剥削阶级”的头衔。
尽管有些太太能够陪着丈夫出入公共场合，但是大部分的太太只是一种“花瓶”的角色，依然生活在男尊女卑的权力秩序当中。不论女性以何种方式突破这种权力的界限，仍然是男性的附庸。
在中国古代，由于在身份上缺乏独立的人格，女性成为丈夫和儿子的附庸。到了民国时期，由于“新女性”的突出贡献，女性的地位有明显的提高，虽然早期的教育只是为了显示女性的尊贵，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女性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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