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青銅文明雖昌盛於中原，但初萌於河隴大地，這裡迎來了中華青銅器的第一縷曙光，巍巍黃土、滔滔黃河哺育了它的幼年時代。同時，這裡地處交通要道，中西文化交流融匯，使甘肅青銅文化豐富多彩，既有商周中原青銅器的特徵，又融合了域外文化的獨特風貌，還體現出鮮明本地的特色，並對中原青銅器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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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把青銅刀來自馬家窯文化時期，距今約5000年，是目前中國發現的最早的完整青銅器。刀長12.5釐米，寬2.4釐米，短柄長刃，使用時配一個木質或骨質的手柄，柄上端開槽，卡住銅刀下部，再用膠粘合併用細繩綁縛牢固，類似今天手術刀的用法。在發現這把小刀的東鄉縣林家遺址，還出土過形制類似的石刀，可以推測這把最早的青銅刀是先民們按照石器的樣子仿製的。青銅是銅與錫、鉛等金屬的合金，熔點在800℃左右，具有質地堅硬、熔點較低、容易鑄造等特點。這把刀含錫量在8%-10%，是標準的青銅，但專家推斷這應該不是人工選配的材料比，而是先民們使用天然的銅錫伴生礦石冶煉而成的。在同一地點，還發現了嘗試用銅鐵伴生礦石進行冶煉的情況，由於鐵的熔點高最後失敗，說明這件青銅刀的出現具有一定偶然性。當然，偶然之中也有必然，當馬家窯先民熟練掌握了陶器燒製技術，可以將窯溫穩定控制在800℃以上，青銅器的製造就成為了可能。這把小刀使用陶範鑄造，在一塊陶範上刻出刀的形狀，另一塊範是平板狀，澆鑄青銅熔液冷卻後再打磨修飾而成，我們可以看到，刀的一面從刀背到刀刃有坡度，而另一面是平的。這把青銅刀雖小，但意義重大，它說明中國青銅文化應該是中國人通過自己的勞動實踐，逐步探索改進創造出來的，而並非是所謂“青銅西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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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馬家窯青銅刀問世幾百年之後，一把更精緻、更好用的刀出現了。環首青銅刀，齊家文化。這把刀不需要配手柄可以直接使用，說明這時已經不再模仿石刀，而是直接設計製造青銅刀了。刀增加了一個環首，可以方便的掛起來或隨身攜帶，有專家認為，盛行於漢代的兵器環首刀可能就濫觴於此。這把刀還更加符合力學原理，著力點在刃的前端，使用時刀與切割面呈45度角，可以有效地發力切割，非常好用，說明這一時期青銅器的設計製造達到了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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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頭形青銅匕也來自齊家文化，是目前中國發現的最早的一件帶有人面形象的青銅器。匕是中國古代食器，用來在盛食器中分割並撥取食物，出現比筷子更早。原始的匕是木質或骨質的，早期的青銅匕仿自木匕、骨匕，呈平直的扁條形，兼有後世的短刀和勺子兩種性能，並沿著兩個方向發展：強化割刺作用，磨出鋒利的刃，演變為短刀或匕首；強化取食作用，加長柄部、前端下凹，演變成了勺子。齊家文化時期還出現了中國最早的青銅鏡，殷墟婦好墓出土的青銅鏡就與齊家文化銅鏡有著密切的關係。甘肅是中國青銅器的發源地，更是中國古代銅鏡的根脈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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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井文化時期的鷹首青銅權杖首，以鷹的頭部為主休，寬厚的喙部、外凸的雙眼，充分表現了鷹的兇猛銳利和桀驁不馴的氣質。鷹是遊牧民族崇拜的猛禽，而權杖首最早發現於古埃及和西亞地區，是昭示身份、象徵權威的特殊器具，在甘肅發現的這一時期的多件權杖首體現了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文化的交匯融合。
這一時期，中原文化深入到甘肅東部。夏末，周人西遷隴東“戎狄之間”，至晚商時重回周原故地，取得西北各部族的共主地位，並率各族共同起兵滅商建立了周朝。西周初，為了加強對甘肅東部的統治和對戎狄部族的控制，周王室在這一地區冊封了眾多諸侯，作為王朝西北屏障。在靈臺縣等地考古發現的大量青銅器，整體風格與中原一脈相承，但又明顯帶有地域和民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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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青銅大圓鼎出土於平涼市靈臺縣，西周早期，高60釐米、口徑50釐米，是目前甘肅境內發現的最大的一件青銅鼎。甘肅東部慶陽、平涼、隴南地區緊鄰陝西，靈臺縣距離寶雞隻有約100公里，所以這一地區的青銅器明顯受到中原文化影響。這件鼎立耳、深鼓腹、圜底、柱足，足端稍粗，略有蹄形。上腹部以短扉稜為鼻，飾六組獸面紋，獸面紋之下以雲雷紋為地，之上飾勾連紋，形成了晚商到西周早期中原高等級青銅器常見的“三重花”，從器形到紋飾都呈現典型的中原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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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丁角，商代晚期。上個世紀60年代，在甘肅靈臺縣白草坡發現了一處大規模的西周早期古墓群，特別是兩座大墓中出土了眾多精美文物，這件青銅角就來自白草坡一號大墓。根據出土青銅器的銘文，兩座大墓的主人分別是西周早期的涇伯和
伯。西周時期，甘肅東部是王朝西陲、華夷雜處之地，這兩個諸侯國應該是受天子之封、擔負保衛邊疆的重要職責。青銅角鋬內腹部鑄有“父丁”銘文，而使用天干名作為祖先廟號是典型的商文化特徵。西周墓葬中出現商代的青銅器，專家分析有三種可能，一是武王滅商之後，將繳獲的大量青銅器賞賜給功臣，這件青銅器就是周王的賞賜；二是來自兩個諸侯國征伐的戰利品；三是兩個諸侯國本是商代的方國，西周建立後歸順了周，父丁角是來自他們祖先的祭祀禮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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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卣，靈臺縣白草坡二號大墓出土。卣是中原地區常見的一種盛酒器，常在祭祀儀式中使用。卣中所盛的不是一般的酒，而是一種高級的祭祀用酒，稱為鬯酒，它是以黑黍米為原料，釀造時還要加入用鬱金草調製的鬱金汁，所以，鬯酒不僅呈現出美麗的黑琥珀般的顏色，而且擁有撲鼻的芳香。商代的人認為神不飲食，但喜好香味，鬯酒經過加熱，使香味散發出來用以敬神，讓神感受到人們的誠意。卣身的對鳳紋是中原地區風格，但兩個牛首具有遊牧民族特色。同時，中原地區的卣大多是垂腹圈足的樣式，絕少見這樣的筒形。專家認為，這種造型可能來自北方民族使用的樺樹皮筒狀器，所以這件青銅器兼有中原和遊牧民族特色，反映了當時甘肅東部地區多民族共處、文化交流融合的時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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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遽僕青銅盉，西周早期，靈臺白草坡一號墓出土。盉是調和水或酒的用具，這件青銅盉紋飾繁縟富麗，是西周早期盛行的式樣，盉蓋內銘文“徙遽僕作父己”。“徙遽”意思是快速傳遞，“僕”是當時的官職名稱，“徙遽僕”也就是執掌郵驛事物的官員。早在商代，我國就已經建立了郵驛系統，在交通要道上設置驛站，用來傳達王命或軍政信息。這件青銅盉是我國古代郵驛制度最早的見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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鏤空鞘青銅短劍，西周，靈臺縣白草坡二號墓出土。劍身呈近似竹葉的長尖三角形，扁莖、無劍格；劍脊略有隆起，有血槽，兩面飾有三角雷紋。劍鞘由鏤空的蛇紋組成，蛇頭三角形，雙目炯炯有神，蛇身與藤狀植物相纏繞，劍鞘口飾有一對犀牛，劍鞘上部有四個系孔，應該是懸掛在腰間使用的。短劍原來還配有皮鞘，但已經朽爛，隱約可以看到殘跡，使用時劍先插到皮鞘中，再套入青銅劍鞘。同樣型制的短劍在白草坡一、二號墓各出土兩把，是西周早期短劍的代表作。短劍發源於北方遊牧民族，中原地區沒有發現西周之前的實物。蛇紋呈現出典型的少數民族特點，而犀牛、三角雷紋又是中原風格，體現了多元文化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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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獸銅提樑盉，春秋，涇川縣出土。盉是中原地區常見的酒器，也可以作為水器與盤組合用於沃盥之禮，但這件盉獨具特色，與中原器有明顯不同。器身以飛虎為造型，一條龍咬住虎的頸部成為盉的提樑，器蓋上飾鳳鳥，將龍、虎、鳳三種神獸巧妙融為一體，特別是盉腹部兩側各飾有一條多翼飛龍，從器物整體看，這兩條飛龍又構成了飛虎的兩隻翅膀，設計精巧別緻。早期的有翼獸造型器物常見於中亞、西亞地區，戰國之後在中國逐漸流行。這件青銅器將西方的有翼獸和中國的盉結合在一起，成為東西方青銅文化交流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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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綠松石獸面紋青銅牌，齊家文化，甘肅天水市徵集。銅牌正面微凸呈瓦形，飾獸面紋，眉、目俱全，滿鑲嵌綠松石，但大部分已經脫落，四角有穿孔，可穿繫繩索。類似的牌飾多見於夏代的中原地區，在洛陽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了三件，其中保存最完整、也是最精美的這一件現藏於洛陽市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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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洛陽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那件嵌綠松石獸面紋青銅牌（非本展展品）。甘肅和洛陽的這兩件青銅牌驚人的相似，其間必然有密切的聯繫。有專家認為，這為二里頭文化向西北方向傳播提供了重要的物證；但也有專家認為，這表明甘肅齊家文化對中原二里頭文化形成了重要影響。此外，在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附近也出土過類似的青銅牌，它究竟是受到中原二里頭還是甘肅齊家文化的影響，目前也存在爭論。但這些發現無疑可以證明，早在三、四千年之前，中國各個地域文化之間曾經產生過密切的交流，而甘肅正是這一交流過程中的重要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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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角銅麋鹿，戰國，張掖市出土。兩隻麋鹿相對站立，鹿角呈四個環形延伸到背部，四肢前蹬，身體後傾，雙目圓睜，昂首長鳴，頸下的鬃毛清晰可見，造型精巧別緻。一般認為，身體更粗壯的是公鹿，略顯纖細的是母鹿，器物似乎表現了兩隻麋鹿偶然相遇後互致愛意的場景，生動可愛。戰國時期，各個古代遊牧民族在河西走廊生活繁衍，他們多以鹿為神獸，花角麋鹿可能是祭祀用品。大量使用極富生活情趣的寫實動物做裝飾品，也是典型的草原文化特色。
甘肅東部不僅是周人的發祥地，也是嬴秦的搖籃。夏商之際，東夷部族中的一支“嬴秦”從今天的山東、安徽、蘇北一帶西遷隴右，在西漢水上游，就是今天的天水、隴南地區建立了一個以西邑（今甘肅禮縣）為中心的嬴姓方國，先後為商、周王朝“保西垂”。這一地區山多田少、資源貧乏、戎狄環繞，按今天的概念屬於“老少邊窮”地區。據記載，嬴秦與西戎部族多次爆發激烈的戰爭，西邑曾被戎人攻破，國君被殺，險些滅族。同時，西周時期，嬴秦為天子養馬，地位低下，被諸侯所輕視。然而，惡劣的生存條件、卑微的地位反而在嬴秦部族的血脈中激發了堅韌、頑強的精神，他們一方面發展農耕、畜牧，開發經營西垂，並吸收融合周邊族群之長形成了獨特的秦文化；另一方面，積極參與國家政治生活，西周後期，秦莊公因平定西戎之亂被周王封爵賜土，得到西垂大夫的封號，鎬京被犬戎攻破後，秦襄公護衛周平王遷都洛邑，因功被封為諸侯，秦國由此得以與各國並列，正式登上歷史舞臺。春秋戰國時期，秦國力量不斷壯大，威服百戎、經營關中、虎視列國、逐鹿中原，最終滅六國建立秦朝，完成了從戍邊方國到大一統國家的華麗轉身。
△秦國的故都在甘肅禮縣，古稱西邑、西垂或西城。秦襄公立國後，制定了東向發展的戰略，先後九次東向遷都，最終以咸陽為都城時統一了中國。遷都之後，西邑在秦國仍然擁有很高的地位，有公室貴族留守並負責祭祀先祖宗廟。據記載，直到東漢時期，這裡仍然是重要的城市。東漢末年，因地震導致漢水改道，西邑失去交通要道的地位而逐漸衰落。三國時期，蜀魏兩國在這裡激戰，《三國演義》中所“演義”的諸葛亮擺下空城計的西城就是這裡。蜀軍戰敗後，將全城百姓南遷入蜀，西城從此廢棄，消失在歷史長河中。它再一次吸引人們的目光已經是近2000年之後，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禮縣大堡子山發現了一組春秋早期的秦國墓地，但是在政府介入之前，遭到了瘋狂的盜掘，整座山挖成了蜂窩狀，沾滿銅鏽的馬骨和石器殘片散落四處，慘烈非常。經公安部門追繳和文物部門搶救發掘，雖然也收穫了大量文物精品，但還是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失。
△這件大堡子山祭祀樂器坑出土的春秋早期“秦子”青銅鎛，可以說是不幸中的萬幸。在慘烈的盜掘事件發生十幾年後，2006年，文物部門在大堡子山遺址發現了一個完整的、沒有被擾動的樂器陪葬坑，出土了由3件鎛鍾、8件甬鍾組成的一套編鐘、11件編磬及相關配件，這是3件鎛鍾裡最大的一件。這件鎛鍾通高66釐米，做工精良，紋飾精美，以回首龍紋為主要裝飾，四面出華麗的鏤空扉稜，器上有“秦子做寶龢鍾”等銘文26字。編鐘是當時用於祭祀、宴饗的禮樂之器，這套編鐘是目前發現的最早、最完整的一套秦國樂器，讓我們對秦國的禮樂文化與青銅技術有了全新的認識。按當時禮制，諸侯做器應自稱某公，大堡子山兩座秦公大墓也均出土了“秦公”之器，而此器銘文“秦子”，所以有專家認為器主人可能是襄公，秦國自襄公始封諸侯，這些樂器可能是他封為諸侯之前製造的；但也不排除器主人是其他秦國君主的可能，根據當時禮制，“公侯在喪稱子”，國君去世一年之內新任國君只能稱子而不能稱公，這些樂器也有可能是某位國君即位不久、稱“子”時所製造的，因生前倍受喜愛死後隨之入葬。
△這件垂鱗紋秦公鼎被盜於大堡子山“目”字形秦公大墓，由公安部門追繳。大堡子山共發現春秋早期國君級大墓兩座，一座呈中字型，一座呈目字型。由於慘遭盜掘，今天我們看到的文物有幾種來源，一是秦子鎛這樣倖存的考古發現；二是從海外回購，被認為是大堡子山中字型大墓所出、現藏於上海博物館的一組秦公鼎簋就是上博老館長馬承源先生力主之下從香港購回的；三是公安部門追繳，目字形大墓被盜的多件青銅鼎，追繳回來時已經是一堆碎片，專家認為應屬於一組七件列鼎，符合當時諸侯七鼎的禮制，這是經修復的最大的一件，由十幾塊碎片拼接修復而成，在鼎內壁還可以看到明顯的修復痕跡。這件鼎寬體垂腹，圓角方立耳，口沿下飾一週竊曲紋，腹部飾三排間錯的垂鱗紋，三隻蹄足上部出山字形扉稜，以扉稜為鼻飾獸面紋，腹內壁陰刻銘文“秦公作鑄用鼎”。春秋早期，中原青銅器銘文多為鑄文，戰國後才流行刻文，此鼎銘文為鏨刻，體現了秦國青銅器的地方特點。同時，從器型的規整程度、鑄造的工藝來看，此鼎與同期中原器相比存在一定差距，說明當時秦國的生產力水平相對落後。但在形制與紋飾方面保留了較多的西周後期元素，體現了秦人對中原文化的模仿、借鑑與吸收。
△這件竊曲波帶紋鼎出土於禮縣圓頂山秦墓。圓頂山距大堡子山僅3公里，共發現4座大型貴族墓葬，雖然也被盜擾，但情況好於大堡子山，專家認為屬於春秋中期至戰國時期。秦人的學習能力很強，我們可以看到，儘管相距年代不遠，但圓頂山出土的青銅器無論是鑄造工藝還是紋飾的精美程度都已經明顯高於大堡子山時期。這件青銅鼎口微斂，立耳折沿，圜底蹄足，腹上部飾一週竊曲紋，下部飾一週波帶紋。竊取紋也稱獸目交連紋，中間的眼部兩側各連接一條勾狀曲線，這種紋飾是從龍紋、鳳紋、獸面紋等演變而來的，流行於西周中期至春秋。這一時期，人們的審美觀念出現變化，青銅器上威嚴神秘的神獸形象逐漸被竊曲紋、波帶紋等靈動活潑、富於裝飾感的圖案所取代。當然，儘管我們在竊曲紋上已經看不到具體的神獸形象，但線條明顯取材自這些神獸紋飾，甚至保留了它們的眼睛。秦國青銅器的竊曲紋更多演變自鳳鳥紋，這件鼎的紋飾中可以辨認出鳳鳥的鉤狀喙。嬴秦是東夷的後代，東夷尚鳥，這也體現了秦人的文化傳承。
△這件青銅車型器也出土於圓頂山秦墓，現藏禮縣秦文化博物館，是這座縣級博物館的鎮館之寶，由於地處偏遠，平時難得一見。器物呈長方體盒狀，構造精巧，由盒體和輪軸兩部分組成。盒頂部對開兩扇小蓋，蓋的一側是蹲坐熊形鈕，另一側是跪坐人形鈕。蓋沿四角嵌四隻小鳥，側面四角飾四隻行虎，盒體飾蟠虺紋。盒體下部是兩對車輪，輪、輻、轄、軎俱全，可以轉動行走。這是中國目前所見最早的四輪車的形象，此前發現的車均為兩輪。關於它的用途，主要有三種觀點：一說是小型玩具。第二種觀點認為是挽車的模型，根據當時的禮制，王公貴族送葬時裝屍體的車不能使用牲畜，而要由子孫以人力牽挽而行，稱為挽車，因為是人力車，所以車上只有輿、輪，而沒有系駕馬匹的轅、衡、軛。第三種說法認為是婦女的首飾盒，蓋角的四隻小鳥是可以旋轉的，四鳥轉向內、盒蓋就鎖住，四鳥向外蓋就可以開啟，如此獨特的設計用“車模”似乎難以解釋，而用做首飾盒則恰到好處。類似的車型器目前只在山西還出土過兩件，春秋時期，位於山西的晉國是最強盛的大國，很多當時的秦國器物都明顯受到晉國風格的影響，這既體現了秦、晉兩國關係的密切，也說明了秦人一直在以積極的態度學習、融入中原文化。
△蟠虺紋青銅盉，春秋，圓頂山秦墓出土，禮縣博物館藏。盉蓋呈覆鬥形，蓋頂中部一隻大鳥，四角附四隻小鳥，下有四隻仰首行虎；器身扁體方口，飾密集的蟠虺紋，也就是相互交錯、盤旋勾連的蛇形紋飾；前部有獸首形流，後為獸首形鋬，鋬上部有一隻蹲坐的公熊，熊的前爪與器蓋上回首虎的後爪相連為軸，扳動虎尾就可以開啟盉蓋，獸首流後飾一隻下行虎，與另一側的熊、虎實現了視覺平衡；足部是四個蹲坐屈膝、頭頂臥虎的小人。全器共飾各類動物32只，使用了圓雕、浮雕、鏤空等多種技法，大小不一、形態各異，生動活潑、配置協調，襯以繁密細緻的紋飾，充分展示了春秋時期秦國青銅器華麗瑰異的風格和高超的製造工藝，大量裝飾動物形象和密集的模印蟠虺紋也是這一時期秦國青銅器的典型特徵。
黃河蘭州段以西，在龍首山、合黎山、馬鬃山與祁連山之間有一條綿延1千多公里，寬數十至數百公里的天然狹長地帶，是中原通往西域、中亞的重要通道，稱為河西走廊。在海上絲綢之路興起之前，河西走廊一直是中原王朝對外交往的重要窗口，擁有不可替代的戰略地位。公元前139年、前119年，張騫兩次出使西域，公元前121年，少年將軍霍去病遠征河西，征服匈奴各部，將河西走廊納入漢家版圖，匈奴哀嘆：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
△張騫出使西域圖（局部），敦煌莫高窟第323窟，初唐。畫中坐在馬上、身材高大的人物是漢武帝，後面群臣打著傘蓋相隨，武帝身前正在跪拜辭行的就是張騫的形象。張騫鑿空西域、霍去病開地河西之後，漢武帝先後設武威、酒泉、張掖、敦煌四郡，築長城、建障塞、起列亭，對河西走廊進行有效的行政和軍事管理，開啟了對河西走廊的開發經營與文化傳播，也打開了一扇中國通向世界的窗口。
△這件漢代彩繪木軺車出土於甘肅武威。軺車是漢代常見的一種乘用車，多用於官吏出行和傳達王命，常見的木軺車多為單馬雙轅。西漢中期以後，車的形制出現重大變化，因為單轅車要系駕雙數的馬匹，而雙轅車可以只用一馬，節省馬匹、操控也更加方便，所以逐漸取代了單轅車。這輛木軺車由車輿、傘蓋、御奴和轅馬組成，施紅、白、黑三色彩，規格接近真實車輛，是目前我國發現的最大的一套漢代馬車模型。從軺車傘蓋的顏色和質地還可以區別主人的等級，根據漢代車輿制度，二百石以下的官員用白布蓋，三百石以上用黑布蓋，千石以上用黑繒蓋，王用青蓋，皇帝用羽蓋，這輛車的主人應該是一位食俸三百石至一千石的官吏，相當於今天的縣處級幹部。
△彩繪木雞棲架，西漢，武威磨咀子漢墓出土。三隻雞棲息在高架之上，中間體型稍大的是公雞，兩邊是母雞。雞用木板直接削刻而出，再以墨線勾繪出喙部、眼睛和羽毛，生動的彩繪使“木雞”不僅不“呆”，而且充滿了生機和意趣。中國是最早馴養家雞的國家之一，可追溯到新石器時代中期，雞也被列為中國古代“六畜”之一。在河西走廊漢代墓葬中出土了較多的木雞俑、木雞房，反映了漢代大量中原百姓遷入河西之後的生活景象。
△這是一組西漢時期的銅博戲俑。兩人對弈，兩人觀戰，表現的是漢代流行的六博棋遊戲場景。四俑相向跪坐，身穿漢代常見的高領深衣，或挽髮髻，或裹頭巾，坐姿不同，形態各異，有的前傾仰首，有的垂臂塌肩，有的象在伸手抓取棋子，有的在默默扶膝靜思。最為精彩的是他們的面部表情，或喜笑顏開，或怒不可遏，或凝神沉思，或憂傷悲愁，獨具匠心，刻畫細膩，具有極強的藝術感染力，是漢代河西地區人民安居樂業、娛樂生活的生動寫照。漢代對河西走廊的開發，不僅體現在軍事和經濟層面，而且這一時期，中原文化也遠播到西北邊陲。
△“白馬作”毛筆，漢代，武威磨咀子漢墓出土。筆桿陰刻“白馬作”三字，“白馬”可能是制筆機構的名稱，也可能是制筆工匠的名字。當時，有這種款識的筆都是精工細作的頂級產品，有可能來自官方定購。筆長約23釐米，相當於漢代的一尺，說明這時制筆已經採用標準化生產。筆頭略尖，當時的書吏隨時需要撰寫公文材料，筆不離身，這樣的設計可以以筆為簪，插在髮髻上，方便隨時取用。中國使用毛筆的歷史悠久，專家分析，中國新石器時期彩陶上圓潤流暢的線條就應該是用毛筆一類的軟筆畫上去的。目前為止我國發現的最早的毛筆實物是湖南左家公山楚墓、湖北包山楚墓出土的戰國毛筆。秦代，筆的形制出現重大改進，將原來用筆毛包住筆桿的做法改為將筆毛先集納成筆頭再納入筆桿之中，不僅耐用，而且凸顯筆鋒，書寫更加方便美觀，這一技術相傳是秦國將軍蒙恬發明的。今天的毛筆使用的材料主要是羊毫或狼毫（黃鼠狼毛），羊毫軟、狼毫硬，而這支漢筆的筆毛分為兩層，外層使用狼毫，中鋒部分使用的是紫霜毫，也就是秋天捕獲的老野兔後背上最硬的一撮紫色毛髮，所以毛質極硬，筆鋒犀利。因漢代的主要書寫材料是竹木簡，所以對筆鋒的硬度要求遠遠超過後世在紙上寫字的時期。
△《儀禮》簡，漢代，共469枚、27000多字。根據漢制，書寫普通文章的簡長1尺，書寫重要典籍的簡長2尺4寸，書寫法律的簡長3尺，即所謂三尺律令，這套簡每枚長55釐米左右，約合漢代2尺4寸，說明了其內容的重要。《儀禮》記述了周代有關冠、婚、喪、祭、射、朝、聘等禮儀制度，是儒家重要經典，我們看到的這部分是其中的《士相見》篇。簡文用毛筆書寫，墨色如新。每篇文章首尾俱全，保存了篇題、頁碼，如此完整的《儀禮》為目前出土漢簡中所僅見。簡中書體是成熟的漢隸，筆勢流暢、工整秀麗，是研究漢代書法藝術的珍貴資料。因此，這套《儀禮》簡也有“天下第一漢簡”的美稱。《儀禮》簡的出土地，是武威磨嘴子漢墓群中的一個小型墓葬，墓主人據推測是一位漢代的教書先生。墓中隨葬品非常簡單，除了這套放置在棺蓋上方的書簡，只有幾件簡陋的陶器、木器，幾枚銅錢而已。可以得知，這位老師生活清貧，這套簡是他最珍貴的東西，也許是他生前最擅長教授的課程內容。漢代武威地處偏遠，又是新開發的地區，但已經有老師向當地的學生傳授儒家經典，這既體現了武帝“獨尊儒術”之後儒學的昌盛，也見證了一次偉大的文化傳播的歷程。兩晉時期中原大亂，唯有河西社會安定、經濟富庶，高門大族、文人儒士紛紛避居河西，中原文化在這裡得以保存發揚，河西也成為全國重要的文化中心。據記載，十六國時期，河西割據政權奉東晉南朝為正朔，而他們定期朝覲的貢品，就包括了諸子百家的經典書籍，這說明歷經長年戰亂，這些經典在中原、南方已經殘缺難尋，只有河西還在完整傳承。北魏統一北方後，推行漢化改革，恢復中原文化體系。公元439年北魏滅北涼，遷涼州民3萬戶至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這些移民中，既有後來開鑿雲崗石窟、傳播“涼州模式”的僧侶和工匠，也有大量儒生和學者。當時除年過70歲或家中獨子之外，涼州儒生一律遷往平城，依靠這些儒生重建國家的文化禮儀制度，而北魏的典章制度，又對後來的隋唐產生了重要影響。所以，這一時期的河西成為保留文化火種的“諾亞方舟”，後來又反哺中原，在中華文明史上書寫了重要的篇章。
△彩繪牛耕壁畫磚，魏晉，高臺縣出土，繪一人二牛架直轅犁、也就是俗稱“二牛抬槓”的形象。畫中男子右手扶犁、左手揚鞭，正在驅趕二牛耕地。身後樹上的幾隻小鳥似乎受到了鞭聲的驚嚇，兩隻鳥慌忙飛走，另一隻則在樹梢驚慌觀望，生動表現了魏晉時期河西民眾農耕的場景，極富生活情趣。魏晉時期移民屯墾，促進了河西地區的開發，特別是西晉“永嘉之亂”後，大量中原民眾遷入，帶來了“二牛抬槓”、鐵犁鏵等先進農耕技術和工具，河西地區的農業進一步快速發展。甘肅敦煌、嘉峪關、酒泉和張掖高臺等地魏晉墓出土的壁畫磚上，大量的牛耕圖、播種圖、揚場圖等，正是這一時期農業興盛的真實寫照。
△這件彩繪車馬出行圖壁畫磚也出土於高臺縣魏晉墓，繪一輛帶蓬馬車和三個人物。主人出行，馬兒突然受驚，奮蹄揚身、鬃毛炸起，車前待從手挽韁繩、身軀後仰，正奮力拉住馬匹，車中主人儘管保持端坐、強裝鎮定，但身體卻微微前傾，臉上也隱隱露出驚懼的表情。畫面線條洗練、生動傳神，是魏晉壁畫磚中的傑作。這一時期，遷居河西的中原人士仍然保留著原有的生活習俗，我們看到的人物服飾、車馬型制等等，都與中原一脈相承。隋唐時期國力強盛，河西走廊迎來了第二次發展高潮，成為當時最為富庶繁盛的地區之一，史載“閭閻相望，桑麻翳野”。商貿往來也空前暢通，“商旅往來，無有停絕”，甘肅成為隋唐絲綢之路上的黃金路段。
△雨中耕作圖（局部），敦煌莫高窟第23窟，盛唐。這幅壁畫本是佛教題材，法華經變中的藥草喻品，用漫天大雨比喻佛法，用山川草木比喻世間萬物，喻意佛法滋潤萬物無不平等、無不惠及。同時，這幅壁畫也充滿生活情趣，左邊有農夫駕牛在雨中耕作，下面是一家三口在田間休憩，送飯而來的母親看著父子二人享用午餐，溫馨和美、其樂融融，表現了唐代河西地區農業發達、百姓安居樂業的場景。我們可以注意到，這時耕作的犁已經從魏晉時期的直轅犁改進成了曲轅犁，不僅更加輕便靈活、便於操作轉彎，而且可以調節耕地的深淺，提高了生產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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