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波蘭斯基四十多年後又站上了「審判席」，這一次的公訴人不是加州的檢察官，而是他的電影業同行和群眾。他的答辯詞已經預先寫好，那就是他的最新電影《我控訴》，此片在剛剛結束的凱撒獎獲得最佳導演獎。
可以把影片的勝利視為一次對他有利的判決嗎？看來並非如此。
儘管對波蘭斯基的司法審判已經懸置，但社會性「審判」還將繼續，恐怕在他的有生之年、身後之年都不會停止。
因此，我們有必要了解《我控訴》說了什麼。
文丨吳澤源
1 「德雷福斯事件」：法國的反猶之恥
《我控訴》的劇情，圍繞著19世紀末法國臭名昭著的「德雷福斯事件」展開。所以在探討這部電影之前，我們有必要了解故事所處的歷史語境。
在經歷了九個月的普法戰爭後，法國於1871年接受完敗結果，屈辱地向德國賠款割地，這對之後四十多年的法國曆史，造成了深刻影響，每當經濟與政局出現動盪，民族主義熱潮就會在法國抬頭，這其中最顯著的，是反猶主義。
普法戰爭中的法國士兵
民族主義煽動者，將猶太人視作唯利是圖的寄生蟲，並從宗教中尋找論據——是猶太人出賣了耶穌，所以背叛的本性，深深寫在他們的基因裡。這種偏見延伸到軍隊系統當中，就表現為對猶太軍官的妒忌和排擠，雖然這與法國宣揚的共和思想背道而馳。
另一方面，當時的法國軍隊系統中，官僚主義橫行。一部分人對猶太軍官抱有敵意，而另一部分人則照章辦事，對上級應聲附和，絲毫不關心事件的真相。於是在內外原因的合流之下，一封法國情報局從德國駐法大使館盜出的通敵信，成為了導火索。
信件內容證明，法國參謀部軍官中有通敵德國的間諜。上尉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則成為了軍隊中反猶勢力所指認的替罪羊。因為只有正在接受參謀部訓練的幾位見習軍官，才有可能掌握信件中透露的全部軍事信息，而德雷福斯是這幾個嫌疑人中唯一的猶太人。欲加之罪，就這樣落到了被矇在鼓裡的德雷福斯身上。
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
但德雷福斯其實並非完美嫌疑人。他生在當時被德國佔領的阿爾薩斯地區（都德的短篇小說《最後一課》的背景地），卻一直擁有對法蘭西的民族認同，以至於主動選擇法國國籍，併入伍軍隊。他的家境優渥，軍餉只是其投資收入的零頭；而他的筆跡也與那封通敵信有諸多不符之處。不論看動機還是看證據，德雷福斯都絕無犯罪之嫌。
但富有政治野心的軍隊首長，卻急於迎合反猶勢力，讓德雷福斯成為替罪羊。而參與調查的下屬和筆跡專家則順水推舟，把德雷福斯釘在了十字架上。就這樣，德雷福斯被法庭定罪，獨自流放到惡魔島關押。他萬念俱灰，但為了妻子和兒女的名譽，他還是堅持活了下來。
2 吹哨人皮卡爾：波蘭斯基電影的主角
對德雷福斯事件略有所知之人，或許都會想當然地認為，波蘭斯基在片中為自己代入的角色，就是德雷福斯本人。
畢竟，波蘭斯基是從納粹魔掌中逃脫的猶太人，對族群困境感同身受；畢竟波蘭斯基也經歷過頗具爭議的司法審判，所以他肯定在通過德雷福斯的經歷，為自己做辯解。
但事實卻遠非如此。在《我控訴》中，德雷福斯（路易·加萊爾飾）雖是整個故事的由頭，卻只是邊緣角色，出場戲份只有區區十分鐘。
《我控訴》
影片的中心人物，是情報局軍官喬治·皮卡爾（讓·杜雅爾丹飾）。通過調查，他發現了德雷福斯的無辜，卻在向上級彙報的過程中觸怒了整個法國軍事系統，並因此名譽掃地，鋃鐺入獄。
在波蘭斯基的敘述中，皮卡爾被塑造成一個未被官僚系統腐蝕，對真相抱有敬畏的義士。他對猶太人並非沒有偏見，但情報局系統之腐朽、審判過程之草率，依然讓他震驚。
作為影史上最傑出的敘事者之一，波蘭斯基僅用幾個簡潔的跟拍鏡頭，就表現出了皮卡爾任職的情報局統計處如草臺班子一般的荒誕景象：低級官員昏昏欲睡，技術官員對新上司戒心十足，而他的副手，則是個浸淫官場多年的老油條，深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對皮卡爾的調查處處掣肘。
皮卡爾最終將德雷福斯被冤屈的證據帶到了參謀部長那裡，然而部長給他的命令，卻是將真相封鎖。與上級意見不合的皮卡爾被放逐、監視，到最後，無處可逃的他只好選擇成為向系統外部求助的吹哨人。於是便誕生了大作家埃米爾·左拉那篇力穿紙背、追討整個腐敗系統的洋洋長文——《我控訴》。
3 「我控訴」中的「我」——誰在控訴？
波蘭斯基的新片無疑是一部大師之作：不尋求單純的情緒宣洩，而是用畫面來書寫人物無路可走的困局。他在四十多年前曾拍過一部名為「Cul-de-sac」的電影（意為「死衚衕」，通用譯名則是《荒島驚魂》），而在這部新作中，死衚衕的意象依然揮之不去。
《荒島驚魂》（1966）
皮卡爾首次走進自己在情報局的辦公室，卻發現窗戶怎麼都打不開；他把即將受審的德雷福斯帶進長官辦公室，自己卻被拒於遮蔽真相的大門之外；他對槍擊自己律師的殺手窮追不捨，卻在走進一片密林時迷失了方向。通往公義之路，對他來說永遠都以死衚衕作結。
在波蘭斯基的《我控訴》中，控訴的對象很明顯：一個官官相護、維護面子和權威，毫無糾錯能力的官僚系統。在這個系統中，司法程序只是一出滑稽戲，就像德雷福斯在法庭上的無奈回應所展現的一樣：「按您的邏輯，如果我的筆跡與信件相符，則證明我有罪；如果我的筆跡與信件相悖，卻同樣證明我有罪。」
但這部電影中的控訴者是誰？似乎是皮卡爾。起碼有一點很明顯：不論是左拉的《我控訴》還是波蘭斯基的《我控訴》，其中的主語都不是無辜的德雷福斯。
在波蘭斯基的電影中，對德雷福斯的冤屈心態著墨甚少，故事重點更多放在了個人與體制的抗衡上，就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這是波蘭斯基藉助電影對自身遭遇的表態，每個人都可以對此作出評判，最終歷史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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