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战国时代，寄亲寄子制度是战国大名为实现富国强兵这一目标而实施的一项重要制度。战国大名里织田氏、后北条氏、今川氏、武田氏等这些典型的战国大名都实施了这一制度。本文以寄亲寄子制度为着力点，并结合现阶段国内外学者对于该制度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与总结，论述该制度由来与发展，重点分析该制度对于战国大名们政治以及军事上的意义。
一、寄亲寄子制度的由来及发展历程
“应仁之乱”爆发半个世纪以后，日本的战国时代拉开序幕。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传统的旧秩序逐渐泯灭在历史的长河中，战国大名们为了强化自己在领地内的控制，并达到不断对外扩张的目标，需要加强家臣团的军事力量，寄亲寄子制度就承担了这样的历史任务而登上历史舞台。
镰仓幕府时期的总领制度寄亲寄子制度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镰仓幕府时期。幕府建立者源赖朝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以及弘扬幕府的权威，通过指派地头和守护大名的方式，建立了以总领制为基础的领主管理制统治全国。总领将非血缘关系的武士也编人自己的旗下，通过建立虚拟的亲子关系确立和明确上下间的主从关系。室町幕府时期逐渐形成然而，成为地方武士统领的守护大名和室町幕府一样，无法有效地对领内和人民进行统治。守护大名领内大小豪族林立，他们在自己的领地内有着很大的独立性，自己掌握着内政、军事、外交等重大权力，仅仅名义上听从守护大名和幕府的指挥。这也是室町幕府时代重要的时代特点。
室町幕府的建立基于日本地方有力大名势力互相制衡之上，这样松散的上下关系也就决定了幕府的控制能力薄弱。这种薄弱与日本后期国内战乱不断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应仁之乱”后，传统的名门豪族、显赫一世的守护大名在这场战乱中有的逐渐消亡了，有的则要面临被守护或有力家臣取代的局面，新兴的战国大名制兴起逐渐取代了大名领国制。这一时期传统的封建组织关系已经不再适应日本封建社会发展的需要，寄亲寄子制度在这一阶段逐渐孕育形成。战国时期时代的需要战国大名和守护大名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能够在自己的领地内实行独立自主的领土权。这一点上，战国大名明显做到了。传统的庄园制度已逐渐被战国大名们所废除，战国大名通过一系列威逼利诱的政治手段迫使手下的家臣以及在野武士集团听命于自己，大名们于领地内牢牢地将武士与农民掌握在自己手中。
而自“应仁之乱”后的半个世纪里，战国大名仅仅只是确保在自己领地内“至高无上”是不够的，吞并其他大名，获得更多的领地、资源、人口成了他们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战国大名们也需要更加有效、严密的御下手段，要让家臣们发挥“人尽其职”的职能。再这，仅仅依靠同族血缘关系为主体的统治体系也不符合大名们扩大统治基础的需要。大名们在争霸过程中，扩大领土维持实力就必须构建一支有力的家臣团。如何有效动员自己领内的人力、物力与财力也是大名们急需思考的议题，并能够组织一支强大的军队进行对外扩张。寄亲寄子制度就承担以上的历史任务登上历史舞台。
二、寄亲寄子制度的政治意义
寄亲寄子制度总体而言是由一种虚拟同族血缘关系所构成的主从关系，或者是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战国时代诸多强力大名皆采取此制度，例如武田氏、织田氏、今川氏、后北条氏等。在政治上，寄亲寄子制度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增强家臣团的生命力，提高家臣的忠诚度在寄亲寄子制度中，“寄亲”则属于大名的直属家臣，是接近权利中枢的人员。大名的家臣往往被分为“同名(同族)”“谱代”叭‘外样”三种。“同名”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成为大名属下，一般而言，“同名”“一门”等家臣在大名统治机构中能够占据一席之地。但大名往往不可能无条件信任自己的同族，“同名”也需要新鲜外来“血液”来维持权力的制衡；或者，当大名同一血缘的同族人员稀少时，则需要通过婚姻、改姓等拟造虚拟同族血缘关系的方式维持同族集团的生命力。
对于大名而言，通过婚姻、恩令家臣改姓等方式也能够使受到恩赐的家臣更加完美容纳于大名的统治体系内；对于家臣而言，能增加他们对大名统治的认同度和忠诚度。战国大名将自己无直接血缘关系的得力家臣编人到“同族”“一门”的事例很多，现以后北条氏的北条纲成为例叙述。北条纲成的父亲为今川家的福岛正成，关于福岛正成的死亡史学界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在大永元年(1521年)饭田原之战中为武田家武将原虎胤杀死；另一种则是在天文五年(1536年)在今川家爆发的“花仓之乱”中，福岛正成支持与今川义元敌对的玄广惠探而被杀。无论这两种说法如何，北条纲成在其父死后逃亡至后北条氏二代当主北条氏纲处。北条纲成深得北条氏纲的器重，氏纲将自己女儿嫁给纲成，纲成不久后也改姓北条，其名“纲成”也是将“氏纲”的“纲”和其父“正成”的“成”合一而来，至此纲成正式成为后北条氏的一门众。后在北条氏康(后北条氏第三代当主)时期，纲成以氏纲女婿和氏康义弟的身份深受氏康的信任，常以氏康的名代身份全权负责外交与军事。
从北条纲成的例子可以看出，北条纲成在其父死亡后逃亡北条氏后成为其家臣，这时纲成在家臣团身份是“外样”。之后纲成娶氏纲之女成为后北条氏的一门众，后被赐姓北条，加上主君北条氏纲的喜爱，纲成也就顺理成章地进人到后北条氏的权力中心。后北条氏以纲成这样的有力武将作为“寄亲”，之后北条纲成成为镰仓地区玉绳城城主，纲成手下的武士和玉绳城附近的土豪也就必须服从纲成的领导与指挥，这些人编人到“寄亲”——纲成手下的武士则被称为“寄子”。“寄子”是“寄亲”的属下，“寄子”需要服从“寄亲”的指挥与调动，并承担责任与义务。2．加强大名对领内控制，加强家臣团的凝聚力，协调家臣团组织关系寄亲寄子制度可以表述为大名手下有力家臣是“寄亲”，而“寄亲”之下又有很多“寄子”，这些“寄子”则是家臣的家臣。通过这样的模式明确规定了大名与属下上下组织关系，以一种稳定的主从或者是契约关系使大名们达到有效控制下属和动员全领资源的能力。这种模式与制度也极大克服了室町幕府时期松散的上下关系，大名、寄亲、寄子之间构成了严密的金字塔关系。
同时，为了防止“寄亲”权力过大威胁到大名的统治，战国大名都对“寄亲寄子”做出了严格的规定。往往一个“寄子”只能有一个“寄亲”，决不允许“寄子”与“寄亲”之间关系缭乱；对“寄亲”下属“寄子”数量做出了明确规定，同时“寄亲”对于“寄子”的赏赐、“寄亲”与“寄子”之间婚姻等诸事务不仅仅要“寄亲”同意，大名也必须应允方能实行。“寄亲”与“寄子”的上下关系便如字面上的父子关系一样，主从之间等级森严，武士上下级封建依附关系大大加强了。这种关系对内表现在战国大名有效协调组织内部关系，保证领国稳定，减少内部矛盾，充分发掘本领人力资源；对外也有着让家臣团“一致对外”，抵御外敌的作用。
三、寄亲寄子制度的军事意义
在“应仁之乱”后的半个世纪里，日本绝大部分地区都面临着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大名集团内讧不断，“下克上”愈演愈烈的情况，这些情况都昭示着日本传统统治秩序的崩溃。无论是不断实现对外征服，还是对内镇压农民起义、武士叛乱、进行对外战争，都少不了一支强大的军事队伍的支持。在此，寄亲寄子制度作为大名军队组织制度为大名争霸提供了重要支持。在军事方面，寄亲寄子制度起到的重要作用有：1．完善了军事组织制度，提高军队组织性、纪律性和战斗力战国大名虽然不承认“寄亲”与“寄子”之间存在私下主从关系，但是在军事组织制度这一层面上，“寄子”则需要服从“寄亲”的指挥与调动。大石慎三郎在《江户大名》对于寄亲寄子制度的解释是：“战国时代战国大名以有力家臣统帅武士团，成为寄亲。以加入武士团受其指挥的乡武士为其寄子。其中‘寄’就是认义父，收养子之意。”根据此言可以看出，“寄子”是“寄亲”的干儿子，是以一种虚拟的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组织制度。[6]
战国大名需要在战时动员领内全部力量组成一支军队，如何保证这支军队有组织、纪律，服从大名指挥，并能将统治核心下达的命令有效传达给基层集团等，这样的问题只能依靠完善的军事组织制度来保障实行。寄亲寄子制度在此就作为大名的军队组织制度发挥着重要作用。战国诸多大名如后北条氏、毛利氏、今川氏、织田氏皆采取此制度。
综上所述，寄亲寄子制度在日本战国时代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任务。政治上，寄亲寄子制度终结了自镰仓、室町幕府时代松散的上下组织关系，大名能够通过寄亲寄子制度有效控制属下武士，并通过此制度不断扩大自身的统治基础，有效地巩固了大名的统治。另一方面，寄亲寄子制度也能够不断吸收转化日本的地主、豪族作为大名统治的助力，为大名扩张消化领土提供了便利，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世纪日本边远地区封建化的进程；军事上，寄亲寄子制度作为一种军事组织制度，对大名有效控制军队，提高大名领地内军事资源的利用，提高军队战斗力，消化吸收占领地区新的战斗力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切实地为大名提供了一支强大的军事队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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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石慎三郎．江户大名[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1．
[5]万邦成宁．最好看的日本战国史[M]．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14．
[6]黑田基数．战国大名[M]．东京：吉川弘文馆，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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