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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江蘇一位農婦在田間耕作時，無意發現了一枚金印，隨後將其上繳南京博物院。經過鑑定，該金印屬東漢廣陵王劉荊所有，上書：廣陵王璽。

廣陵王璽的發現，在中國並未引起多大轟動，因為那個年代，中國有太多的重大考古發現，每一件都足以掩蓋廣陵王璽的光芒。然而，在遠隔重洋的日本，這枚金印卻引起了極大的轟動——

廣陵王璽對於當時具有強大文化自信的日本而言，無疑抽了一記響亮的耳光。這一記耳光對於日本文化界而言，不啻於美國丟在日本的兩枚原子彈。更令其羞愧難當的是，這樣的耳光，在200年內，已經抽了第三回了。

俗話說，只有再一再二，沒有再三再四。每當日本某些學者覺得自己經濟“強大”了、想要擺脫古代中國在東亞文化圈的主導地位時，兩國的“某些”考古發現總是恰當的提醒他們：在古代，日本只是中國的藩屬國。

這件事，要退回到200年前的日本。

1784年，日本兩個農夫在田間耕作時，無意發現了一枚帶有漢字的金印，隨後將其上繳給他們的地主。這位地主也是個文化人，一看金印上的字，非常困惑，又連夜將其送給大名，並請求他進行鑑定。

經鑑定，兩位農夫發現的金印，上書：漢委奴國王。

委奴是啥？委奴就是倭奴啊！委奴二字，翻譯過來就是低矮的奴隸，此二字帶有明顯的侮辱性。對於強漢而言，根本沒必要主動“侮辱”一個弱國。賜予他們金印，只是名義上確定藩屬關係。此印在正史《漢書》中有明確記載：

可是，日本卻無相關記載，這卻是為何？

唐時，日本國王遣使來唐，請求唐太宗取締“委奴國”，並採用“日本”這個名字。當時兩國交好，加之太宗認為自己是“天可汗”，普天之下都是自己的臣民；臣民有此請求，為何不可答應？

於是，在兩國官方交流中，倭奴國逐漸以日本代替。

日本國內雖處於分裂，各個地區之間在“國名”問題上卻保持驚人的一致，用中國古代的話來說，就是：“兄弟睨於牆而外御其辱！”這個“外御其辱”，自然就是外御中國給他們的“辱”。

為了“御其辱”，日本史學界甚至將所有與倭奴相關的歷史，統統抹黑曲解乃至刪除。

決定文化強弱的從來都是經濟，經濟不行，強裝的文化就是紙老虎！譬如同為四大文明古國的印度，現在混成了什麼德行？

日本千方百計掩蓋“倭奴”這一事實，在明朝，甚至不惜以武力騷擾中國海疆，以證明自己已非昔日的“吳下阿倭”。然而，被戚繼光一次次挫敗了他們的進攻之後，明朝還給他們起了個更具侮辱性的名字——倭寇。

不過，日本國內是“任爾東西南北風”，甭管明國如何稱呼他們，在內部堅稱自己從來都是日本國這一名字。

直到1784年“漢委奴國王”金印的發現，日本仍舊不相信這一事實。在日本，很多文化學者甚至認為：這枚金印根本就是假的，是與某些日本商人為了巴結清國，刻意捏造出來的假貨，要不然，日本為何沒有相關記載？

那會兒還沒有“二重證據法”（出土文物與文字記載一致性），要不然，日本文化界一定以此法“坐實”自己的觀點。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國力蒸蒸日上，“漢委奴國王”印的真實性，再次遭到質疑。在日本官方干涉、民族自信覺醒的雙重影響下，“倭奴國”這一稱呼，徹底淡出了視線，那枚“漢委奴國王”金印也被當做大清抹黑日本的證據。

再後來，中日之間的甲午戰爭、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等侵略戰爭，中國的不斷戰敗，更是讓日本人對中國“嗤之以鼻”。一些受過軍國主義影響的日本人認為：這樣的中國，只配給日本人當“奴”！

另一方面，日本人在中國佔領區大肆破壞文物，銷燬對日本有負面影響的證據。試圖將“倭奴”二字，從中國的史籍裡抹除。

1956年11月，隨著日本戰後經濟迅速恢復，兩顆原子彈帶給他們的“痛”，快要被忘卻的時候，在中國雲南，考古出土了“滇王之印”金印。

滇王之印的奇特的地方在於，它與日本出土的“漢委奴金印”，在形制、大小、用料、字體、作用上幾乎一模一樣，甚至有專家認為，兩枚金印出自同一人之手！

這下，輪到日本史學界慌了。

為啥呢？

自唐朝到漢委奴金印被發現，超過1000多年的歷史中，日本一直在否定“倭奴”的歷史；自1784年至滇王之印被發現，超過170年的歷史中，日本以強大的經濟實力，繼續否定這一段“黑歷史”。因為除了中國史書的單方面記載，並無更多的考古證明作支撐，漢委奴國王金印的真實性，並未得到日本官方的正式認可。

滇王之印的發現，無疑是一重磅炸彈，對日本民族自信心造成極大的動搖。

可是，當時的世界格局正處於冷戰，中日兩國又處於斷交狀態，日本史學界部分專家對此枚金印的真實性仍保持質疑態度——孤立不證，有本事你們再找一枚出來？

於是，1981年，中國就真的又找到了一枚金印（廣陵王璽），與滇王之印一樣，廣陵王璽的形制、大小、用料、字體、作用與漢委奴國王金印別無二致。三枚金印，有可能均出自同一人之手。

這一次，日本史學界再也無話可說了。

一來，中國綜合國力變強、又是五常之一，日本想從戰略上藐視中國，已經不夠資格；二來，兩度發現同類型金印，一次是考古正式發掘，一次是民間無意發現，直接令“孤立不證”的幻想破滅。

至此，日本史學界不得不承認，在2000年前，日本的確是中國的藩屬國。當然了，日本史學界屈服的根本原因，還是中國不斷變得更加強大、自信。

祗樹

1981年，江蘇邗江縣剛好趕上修路，在施工隊伍中有一位女性工人，這位婦女無意間挖到了一個金閃閃的東西，一眼看上去，誰都知道這個東西不是一般的東西，於是剛開始她並沒有聲張，而是把這個“寶貝”裝進了口袋裡。

等到當天施工結束之後，她將撿到的這個“寶貝”進行清洗，結果她發現這是一枚黃金印章。

依這位婦女看來，這個黃金印章肯定不是現在的東西，隨後，為了大局考慮，她無私的將這枚黃金印章交給了南京博物館。

在南京博物館的專家拿到了這件寶貝之後，專家組對其進行鑑定的結果為：廣陵王璽。

在得知這一結果後，一些嗅覺靈敏的專家馬上就聯想到了在那段施工地下面，非常有可能葬著我國一位重要的歷史人物。

隨後，南京博物館組成專家組，專門來到了這個地方進行勘察，勘察結果表明，地下是一座大型古墓。

經過一番挖掘工作之後，考古學家們確認這座古墓中埋葬的是東漢開國皇帝劉秀的兒子劉荊。

說到劉荊，可能很多人並不熟悉，的確，劉荊在我國古代的知名度並不高，但是出自劉荊墓中的這枚黃金印章卻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準確的說這枚黃金印章是一枚玉璽，同時也是東漢國內同姓王中現世的唯一一個玉璽。

而沒過多久，這個消息傳到了日本，在日本也引起了不小的轟動，不間斷的有日本國內的學者、考古學家等等前往我國一睹玉璽的尊容。

其實，廣陵王印章的消息之所以會引起他們的轟動，是因為早在1784年，在日本也發現了一個相似的蛇形金印章，上面刻著“漢委奴國王”五個字，而且，出土自日本的這枚印章和我國的這枚有著眾多的相似之處。

日本發現這枚印章的時候正好趕上我國明清交替之際，但仍舊在當年的日本國內引起了強烈反應。在之後的兩百多年時間裡，圍繞著這枚“蛇形金印章”，日本各界一直爭議不斷，大多數日本學者和歷史學家們相信這枚“蛇形金印章”是真的，因為追溯到東漢的歷史，劉秀確實曾經送給過他們一枚金印章。

但是，有少部分日本的學者和史學家們不願意相信，因為“蛇形金印章”中的三個字“漢委奴”讓他們感到非常敏感，他們不想承認之前日本曾經想東漢俯首稱臣的歷史事實。

直到廣陵王劉荊的金印章被發現，日本人已經再也沒有理由不承認東漢時期日本曾經向我國稱臣的事情了，鐵一般的證據已經擺在了日本人的面前。

根據東漢的相關史料記載，劉秀在把蛇形金印章賞賜給日本人的時間，相比劉秀封劉荊為廣陵王的時間，僅僅相差了一年。根據這一史實，不少學者都覺得這兩枚金印章很可能出自同一位工匠之手。

夏目歷史君

事實是這樣的。

1981年江蘇一女士修道，挖出一件金光燦燦的物件，上交博物館，這就是日本為我國附屬鐵證。原來這是我國漢朝光武帝的兒子，廣陵王劉荊之後的金印，上面刻的是：漢倭奴國王5個大字。

日本在200年前出土的一枚金印，

這枚印章，在日本出土時轟動日本國內。因為這充分證明，日本國天皇是漢朝皇帝委任的，所以金印出土後的200年間，日本不願承認，態度一直忌諱莫深。

如今由於廣陵王金印的出土，專家觀察確認，此章與日本出土的印章工藝外觀完全相似和接近，製作年限不超過一年，專家共同認定，出自一人之手。

劉荊之後的金印的出土後，日本學者紛紛來我國觀察這枚金印認定，這枚金印與日本國內的金印出自同一人之手，所以說日本，在漢朝時是我國附庸國的歷史記載，完全真實可信。

這一歷史事實必然震動日本朝野，日本是我國漢朝時的附庸國，是不可爭辯的歷史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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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五千年文明史，歷經風雨滄桑，老祖宗為我們留下了無數文物。直到現在，城市在擴建時依然能夠不斷髮現各種深埋於地下的古墓，出土大量文物。遠的如馬王堆、兵馬俑，近的如海昏候墓，人們都已經見怪不怪了，更少在國際上引起大的轟動。

但是1981年在江蘇考古時發現的一枚印，卻讓我們的鄰國日本起了不小的震動，這是為什麼呢？因為這枚印，印證了長期以來的一種說法，那就是日本在很早以前就是中國的藩屬國。

要說清楚這件事，時間還得首先拉回到1784年，當時日本出土了一枚金印。日本歷史上曾經戰國林立，出土一枚金印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問題是這枚金印上居然是用篆文刻寫了五個字——漢委奴國王。

也就是說，日本在很早以前有可能是漢的藩屬國，漢帝賜金印給日本國王，令他代漢統領日本。這下子不得了，日本人炸開鍋了，日本在歷史上怎麼可能是中國漢的藩屬國呢？所以從發現金印的1784年起，日本國內史學家就不停的爭論，直到1981的中國江蘇的一次考古發現才閉嘴。

1981年，中國江蘇考古找到了一枚金印，定名為廣陵王璽，專家經過反覆的考證、研究和對比，最終確定這枚金印和在日本發現的那枚金印無論是在材質、款式、文字還是花紋等各個方面，都有著極高的相似度。

這兩枚印的製作年限前後誤差應該不超過一年時間，可以認定為同一人所製作。日本研究學者也千里迢迢來到中國進行對比，最後他們得出的結論讓自己都十分沮喪，那就是這兩枚印幾乎可以肯定是同一時期製作的。

這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日本至少在中國漢朝時，確實是中國的藩屬國。當然了，當時的日本戰國林立，但是其中最強的一支倭奴國肯定是受了漢封，師出有名，才有能力逐漸統一日本。

這一研究成果出來以後，日本全國震動，對一直以來以天造大神為驕傲的日本人來說，這一結論是不可接受的。但是不可接受也得接受，這是改變不了的歷史事實。不過現在也有另外一種說法，那就是這枚印也許是當時的日本人出使漢朝時帶回來的，又或者是他們自己私自刻的，總之說什麼的都有。

其實骨子裡都是不願意承認日本在歷史上曾經是中國藩屬國的事實，話說回來這也真的沒有什麼丟人的，那時候的漢朝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作為日本來說，成為藩屬國，也表示中日之間的友好往來十分頻繁，交往的歷史十分悠久，而兩國之間的經貿往來最早從漢朝時就已經開始了，只是近代以後，隨著日本明治維新變法的啟動，中日兩國各方面的實力對比開始倒轉，日本才慢慢超越了中國。

今天我們再來翻一翻幾千年前的歷史，看到所謂的日本藩屬一說，不過是噹噹笑話罷了，怎麼可能當真呢？

小小嬴政

說道日本震動有些誇張，但是讓日本史學界沮喪確實是真，為何？因為這枚金印側面驗證了日本作為我們華夏屬國的事實。

日本雖然沒有韓國那麼無恥直接篡改歷史，自己編造歷史，但是日本方面因為，顧及自身尊嚴，一直不承認，中原方面對於自己有主僕關係，哪怕是唐朝也只是學生關係。

但是在日本1781年發現了一古墓，古墓中出土一金印，上刻有：“漢倭奴國王印”這就意味著早在，公元1.2世紀左右，日本已經向漢朝稱臣納貢。以此得到漢朝的支持。但是當時日本史學界很多人不支持此理論，日本可能另有原因。

這段稱臣納貢時期稱為日本的彌生時代中期，約公元一二世紀之際，日本有一個很大的女王國叫作“邪馬臺國”，統治該國的女王就是“卑彌呼”。對於邪馬臺國的位置，有的學者認為是在近畿大和（今奈良）地區，另一種說法認為在九州，兩說各有依據。此時已由中國傳入水稻

闡釋君

日本震驚，這是為何？不是因為這枚金印璽的價值，而是因為金印璽的形狀和所刻字體，讓日本不得不接受一個事實，那就是日本曾經是中國的藩屬國。1981年江蘇的一個村民陶秀華在地裡翻土時，意外發現一個東西，於是拿回家給自己的丈夫看，陶秀華的丈夫曾經跟隨考古隊當過民工，當他看到是一個金燦燦的東西時，他認定這個東西價值不菲，於是夫妻二人帶著東西來到了南京博物館鑑定。

當時的文物專家紀仲慶看過之後大喜，這是一枚龜型金印璽，再聯想起一年前，在金印璽的附近發掘的一座漢墓，墓中就缺少墓主人的印璽，再看這一枚金印璽，肯定就是這位墓主人的信物，而這個墓主人就是東漢廣陵王劉荊。

《後漢書》中曾經記載：“太子及諸侯王金印，龜紐。”因為在東漢時期，劉姓諸侯王的印璽是龜型印，其他的異性諸侯採用蛇形印。

而這枚印璽的發現，勾出來一段塵封的歷史，它所散發出的光芒，讓日本史學界在也沒有質疑事實的勇氣，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1784年的日本，兩個農夫在田間耕作時，發現了一枚帶有漢字的金印，隨後交給了他們的地主，地主看後大驚，於是連夜將這枚金印送給大名，在之後經過鑑定，這枚金印上的所刻漢字為：漢委奴國王。

而委奴即倭奴，那為什麼中國歷史上有記載，而日本對此並無記載呢？

這是因為日本人並不喜歡這個詞，唐朝時，日本國王曾經遣使來唐，特意向唐太宗請求用“日本”取締“倭奴國”，當時的唐太宗批准了這一請求，於是倭奴國就被日本國取締，而無論當時的日本國內有多亂，在國名上的使用都是統一的“日本”。

因為在當時的大和民族看來，倭奴已經被很多國內人士看成“羞辱性”的名詞，於是不願在使用，而“倭”和“奴”都有不好的意思，而當時的漢光武帝劉秀是為了顯示自己皇威，同時也確實是對周圍國家的藐視，才給予“倭奴國”一名字。

所以當日本經濟有所強盛時，像唐太宗請求更名，也就是在更名之後，日本也開始變得內心強大起來，與中國也隨之形成對立，明朝時更是以武力騷擾我國海疆，明朝人更是給他們起來一個羞辱性的名字 —— 倭寇。

這就是日本歷史為甚沒有記載任何關於“委奴”和“倭奴”的歷史，但是日本農夫發現的這枚金印璽卻狠狠的打了日本人臉，但是為了不接受這一事實，日本學者說：這枚印璽是日本商人為勾結清朝官員，而做出的假貨，要不然日本歷史怎麼會沒有記載？

但這一說法，得到了日本大名、官員以及百姓的認可。隨之日本明治維新之後，強大的日本戰勝清政府，更是不屑於日本曾經是中國的藩屬國一說法，並在清末至抗日勝利期間，大肆破壞中國文物，凡是有日本負面的文物必須銷燬，試圖將“倭奴”二字在中國歷史上抹去。

可是在1956年11月，中國雲南出土的“滇王之印”金印璽，與日本出土的“漢委奴國王”金印璽形狀、大小、材質、字體等等方面幾乎一摸一樣，雖然在日本史學界引起一陣慌亂，但是因為冷戰時期，中日兩國又斷交的狀態，所以日本史學界對“滇王之印”始終懷疑，甚至說這並不能代表什麼，此時中國在國際地位上的不如日本，也導致話語權並不如日本，所以日本官方更不認可這件事。

但是，1981年的這枚金印璽“廣陵王璽”，將日本史學界臉打的不清，“廣陵王璽”與“滇王之印”的形狀、大小、材質、字體等方面也是相同的，更加印證了這三枚金印璽的各個方面均保持相同，甚至極有可能出自一人之手。

這讓日本無論是史學界還是日本官方甚至是日本的民眾都大為震驚，因為他們不得不接受的事實，就是在兩千年前日本就是中國（漢朝）的藩屬國，更加讓日本當時不在反駁的是中國在世界的地位已經今非昔比了，中國的再次崛起，也讓日本人意識到正確對待曾經的中日曆史。

歷史文武君

這枚刻有“廣陵王璽”四個字的金印，是在三十八年前被一農婦在考古清理出的渣土中發現的。這枚金印的發現意義重大，一是印證了漢朝分封姓諸王時用龜鈕，二是面破解了日本委奴國王受漢朝冊封的事實。

劉荊金印的發現過程

這枚金印屬於國寶級珍品，由高純度黃金製成，重約一百多克。龜鈕外形精緻且紋飾精美，四字篆書印文佈局疏密有致。印面為2.3釐米見方，印臺上烏龜高2釐米，身上有龜背紋和魚子紋，現藏於南京博物院。

1980年，南京博物院對江蘇邗江縣甘泉二號漢墓進行搶救性發掘發掘，這座漢墓被盜掘嚴重，墓室中堆滿了碎磚瓦和雜土。考古人員對墓葬進行了清理，發現了一件漢代雁足銅燈，底盤邊緣鑄有十七字的銘文。

據史書記載，東漢光武帝劉秀的第九子劉荊在建武十七年被封為山陽王，漢明帝永平元年又被徙封為廣陵王。據此，考古人員從雁足燈文字初步推斷出這座漢墓的墓主人可能就是劉荊，但光憑這個還不能確認。

第二年，邗江縣甘泉公社組織修路，社員陶秀華在取土時發現了一個黃色的小玩意，取土處正是前一年考古時堆放渣土的地方。陶秀華隨後對小玩意進行了清洗，才發現是枚黃色的印章，他丈夫覺得事關重大。

次日，二人便趕往南京博物院，最後鑑定出這枚印章正是甘泉二號漢墓中的東西。有了金印上“廣陵王璽”四個字，考古人員確定這座漢墓就是廣陵王劉荊之墓。劉荊一生極不安分，多次預謀叛亂造反而未遂。

後被漢明帝改封為廣陵王，不甘心的劉荊又想造反，但漢明帝還是選擇原諒了他。之後的劉荊再次咒罵朝廷，被告發後畏罪自殺。這枚金印的出土，讓史學家漢代分封時都用金印，而分封的劉姓諸王都用龜鈕。

從這枚金印的造型和用料來看，它是漢代印章中的極品，可當做文物斷代的器物。廣陵王璽的發現印證了史料中關於漢代諸侯王的印章的形制規定，也印證了日本二百多年前出土的“漢委奴國王”印的真實性。

金印為何引起日本震動？

劉荊金印的發現，在當時的日本引起巨大的震動，它既是中日交往的最早實物，也是解開“漢委奴國王”金印之謎的一把鑰匙。在二百多年前，日本福岡東郊的一戶農民在修水渠時發現了一枚上綴蛇鈕的金印。

金印的印面用篆文刻有“漢委奴國王”五個字，當時的日本學者查閱史料後認為，這枚金印是日本倭奴國奉貢朝賀時，東漢光武帝劉秀賜予的印綬。清末時的維新人士在日本曾見到過此印，認為就是漢代之物。

但秉持這一說法的人在日本只佔少數，大多數日本學者認為這枚金印不是漢朝所賜，而是委奴國王私自鑄造，甚至他們認為這是發現金印的那個農民編造的騙局。最終大部分人覺得這枚金印是江戶時代的偽作。

這兩種相對立的觀點相持了兩百多年，日本學者一直不願相信這是漢朝所賜。廣陵王璽的出土，有力的駁斥了這種說法。這兩枚金印就像一個模子刻出來的，生產時間上只差一年，有人說可能就是一個工匠所鑄。

專家們根據金印推斷，當年日本的委奴小國使節渡海來到朝鮮半島的樂浪郡，再由當地官府（屬漢直轄）護送抵達洛陽，向東漢光武帝劉秀進貢，得到了光武帝紫綬金印的賞賜，金印就是得到漢朝承認的信物。

廣陵王璽的出土，印證了“漢委奴國王”金印的真實性，也說明日本的委奴國曾向漢朝進貢，並得到冊封和承認。這就是引起日本震動的主要原因，這枚金印有力的駁斥了一些學者認為金印不是漢朝所賜的觀點。

野史也是史

〇日本古代稱為倭國，唐代後才改稱日本。在中國漢代，日本尚處在原始社會末期，其中1個較強大的部落國家的王，漢朝封為漢委（倭）奴國王，並賜以金印。

〇近代日本明治維新後，開始向西方學習，國力漸強，開始看不起中國，否認其曾為中國藩屬國。1784年日本志賀島出土了漢代冊封委奴國王的金印。遭到日本某些學者的否認，金印被斥為偽造。

〇1981年，中國江蘇發現1枚金印“廣陵王璽”金印，其形制丶重量丶大小丶花紋丶雕刻字形與日本當年發現的漢朝賜予委奴國王金印一樣，證明委奴國王金印並非偽制，在日本引起轟動。歷史是不可篡改的，鐵的事實證明，漢代時日本1個部落國確為中國藩屬國。

趙凡丁201

趣談唐宋元，胡侃元明清！

這枚金印之所以在日本引起了巨大的震動，是因為在這枚金印發生之前200年裡面有著另一枚金印出現。那枚金印當中已經明確表示，日本是聽從與漢王朝的。

事件回顧

公元1981年，農民到地裡幹活的時候碰到了一個堅硬的東西。儘管這位農民不曉得自己找出了什麼，可是從當時的質地以及這個物件的造型來看，像極了一些數據當中記載的玉璽，於是這位農民便直接把它上交給了國家，然後由國家相關部門進行查處。

有趣的是當時所能夠查到的玉璽是漢朝的玉璽，而且質地非常奇特。可是咱們的歷史學家還沒有發表出相關的言論，日本就沸騰了。像開水鍋裡面煮餃子一樣，撲騰騰的亂響。

為什麼呢？原因很簡單。200多年前的時候，日本曾經也發現了一個玉璽，而這個玉璽是大漢王朝贈送給日本的。想必大家都不曉得，可是如果把玉璽上的字翻譯成白話文的話，那就是日本這樣的一個小小的國家，是需要時刻聽從大漢王朝命令的。

只不過結合於當時的日本狀態，以及日本一直想要脫離東亞文化圈的那種思想。玉璽發現之後極力的詆譭這枚玉璽的真實性，將這枚玉璽列為偽造之物，而這位農婦發現的最新玉璽卻已經狠狠的打臉日本，讓日本哭笑不得，卻又不得不接受這樣的事實。

沒錯，這就是事實

好了，我們繼續需要來講一講與這枚玉璽相關的歷史記錄，以及這枚玉璽的重要性。

前文講過劉秀有很多兒子，而最終只傳位給了自己最心愛的那個孩子，可是其中有一個人並不聽從劉秀的安排，那邊是劉秀的兄弟劉荊。之所以不聽從皇帝的安排，重點表現在不遵守皇家的禮儀，並且最終這個兄弟被流放。

這樣能夠看得出來，整個漢王朝對於兄弟之間的禮儀，對於皇家以及普通人之間的禮儀問題非常看重。玉璽這樣的物件，往往更是非常看重，並且把它當作了一個至高無上的禮節。

有趣的是，漢王朝諸多玉璽當中的兩枚一枚在日本，一枚被中國的一個農民發現，這兩個玉璽無論從質地、從尺寸、從中間的花紋來看都極為相似，就不難揣測當初日本發現的那枚玉璽是真的，這也確確實實的打臉了日本的某些專家。

趣談唐宋元明清

這個事情其實最早要從兩百年前說起，這是在1784年，日本兩個農夫在田間無意發現了一枚帶有五個漢字的金印，隨後他們將其上繳給自己的主人。

這位主人是個文化人，當他看這個金印時，就隱約覺得這絕非尋常金印，於是他連夜將其送給專業人士進行鑑定。

後來，經過專業人的鑑定，這個金印上面的五個漢字是：漢委奴國王。至於這塊金印，是中國東漢開國皇帝劉秀送個日本國王的印綬。

對此，在我們《漢書》中有明確記載：“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

只不過，在日本史書上卻並沒有這段記載，因為日本國的正統歷史，是從唐朝時期開始，之前的日本，實在談不上嚴格意義上的國家。

因為在唐朝時，日本國王遣使來唐，請求唐太宗取締“委奴國”，並採用“日本”這個名字。當時中日兩國交好，日本又表示臣服大唐，唐太宗自然欣然同意。

於是，在兩國官方交流中，倭奴國逐漸以日本代替。同時，日本國內，各個地區臣民在“國名”問題上，都稱自己國家為日本。

後來，明治維新後的日本變得強大起來，而旁邊的清帝國卻軟弱不堪，日本開始謀求成為東亞霸主。這種背景下，日本史學界開始將所有與倭奴相關的歷史，統統抹黑曲解乃至刪除。

就在這個時候，這枚“漢委奴國王”金印的存在，無疑是公開打日本人的臉。因此當時學很多日本學者便認為：這枚金印根本就是假的，是某些日本商人為討好清帝國政府，刻意捏造出來的假貨，要不然，日本史書上為何沒有相關記載？

類似的爭論一直持續了一百多年，尤其是後來深受日本軍國主義影響的日本民眾，他們更是極力否定這一事實，在他們看來，日本怎麼可能向中國稱“奴”！

在這種背景下，等到1981年，江蘇考古學家們在江蘇也發現了一枚金印，這一枚金印被人們稱之為是廣陵玉璽，屬東漢廣陵王劉荊所有。

後來人們發現，這枚廣陵玉璽無論從款式、花紋以及年代方面，都與日本的那枚金印十分相似。於是經過專家鑑定，大家一致給出結論，這枚印跟日本發現的那一枚印，是來自於同一個時代製作出來的金印。也就是說，日本想極力否認的那段歷史，是真實存在的。

這個結果，對於當時具有強大文化自信的日本而言，無疑是抽了一記響亮的耳光。所以消息傳到日本之後，日本國內直接引起了不小的震動，甚至後來日本還特意派出專家遠赴中國進行對比鑑定。

結果呢，日本專家給出的鑑定結論，和我們專家給出的竟然是驚人的一致。在事實面前，日本終於無法再自欺欺人。

關鍵字: 金印 日本 漢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