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北京和平解放的前夕，当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已经将老傅的4个兵团团团围困之时，中国的老百姓在做些什么？是“宜将剩勇追穷寇”的蓄势而发，还是“拨开云雾见青天”的欢欣鼓舞？
而此时，陈寅恪，这位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孙子，“三百年才出一位”的国学大师，却坐上了胡适的专机，寂寞而又无奈地离开了清华园，他的那种彷徨和焦虑，恰恰是每个时代落幕时，文人群体与众不同却又鲜明独到的缩影。
“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是陈寅恪一生写照
一个大师与萦绕着无数梦幻的学堂分离时那种如泣如诉的情感，或许只有在他的回眸一瞥中方能回味。
但梁思成没有走，他正与他那美丽的妻子一起为保护千年古国浩如烟海的文明古迹而努力着，正如当年他在二战中为挽救大和民族的文物所付出的一样。
夫妻俩热情的接待了总理的使者，一夜之间在北平地图上标出了全部不能炮击的文物景点。这样的行为，不仅挽救了文物，也挽留了一个赤子之心，梁思成夫妇大为感动，相信一个爱护文明成果的新政权即将诞生，于是，他们坚决拒绝了离开大陆的各种邀请。
才子佳人
现在每当看到故宫、鼓楼、大牌坊，实在都应该庆幸，若非先烈们的远见卓识，或许我们只能在老照片中一睹这些文化结晶的风采。但梁思成夫妇的留下，不仅仅于古文物的传承，更是新时代的开拓，新中国的国徽将会凝聚进他们一生的智慧和心血。
专机到了广州，柔肠百转的陈寅恪终于把心放在了岭南。应校长陈序经的邀请，出任中山大学教授，值400大洋一个月的教授之教授，就这样留了下来，要知道，《边城》的沈从文才值4毛呵。目中无人的数学奇才梁宗岱平生唯一心折的两个人就此开始了他们后半生传奇般的合作。
几乎在同时，新中国成立了，人民站起来了，北京城群贤毕至、俊采星驰。
老舍、梁思成、郭沫若，还有陈垣，这个与陈寅恪并称“南北二陈”的大学者，他们相继进入了政府或政协，参政议政，忙得不亦乐乎。三大国宝级人物，新社会得其二，时代变得更民主了，奇怪的是，前辈学人的创造力和研究力却似乎也就到此为止了。
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
陈寅恪是个例外，他的内心依然平静，依然空灵，依然保持着一个学者的质朴与单纯。傲对着各界的拳拳盛情，他的回应是冷静的三个原则“一不合群，二不参政，三不学习社会理论”，这活脱脱就是中立派的典型。
但他这么说了，也就这么做了，以一个文化人的傲骨亲身验证着其对好友王国维的评语：“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
“文艺批评风”几乎是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而吹来，高级知识分子一夜间开始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
建筑巨匠梁思成被封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郭沫若写书说自己以前的甲骨文研究一文不值，陈垣则做得更为彻底，他开始写反省材料，批判胡适，批判钱穆，批判陈寅恪，也批判自己，急切切地要与一切不良因素划清界限，为之得罪所有师友也在所不惜。
当钻研学术的学人失去严谨理性的治学态度时，是非常悲哀的。
毫无疑问，陈寅恪也受到了这股压力，从三大国宝沦为批判对象，昔日乘机离开北平成了被人抨击的铁打事实。
正如余秋雨所说的，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把绳索重重地一抖，大师和历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
但就在这样的年代里，《元白诗证史槁》《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相继问世，陈寅恪以其超然于政治之外的风骨与一尘不染的心境为动乱中的中华学术史添上了些许亮色，也许是唯一的亮色。
从柳如是身上，陈寅恪先生或许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陈垣识时务而寅恪重气节”，殆谓是欤？
现在一切都已成过眼云烟，陈寅恪却化作我心中永远也解不开的结。当我有幸站在清华园，抚摸王国维先生纪念碑时，“唯此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意志，必将历千万纪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不由映入眼帘。
王静安先生纪念碑
或许在写下这篇众口传诵的碑文时，陈先生不仅是在哀叹好友，也是想到了自己吧？正是这种精神才赋予了陈寅恪坚忍不拔的气度，才给予了他超凡脱俗的成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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