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瑭（1758—1836），字配珩，號鞠通，系清代乾嘉道間的大醫，著名的溫病學家。關於他的籍貫問題，曾一度引起過爭論。由於有些資料當時未被發現，難以獲得全面瞭解；有此資料雖被發現了，但利用不到位。於是留下了繼續探討的可能和必要。本文想就這方面的內容，置喙獻疑。
“淮陰人”問題 “淮陰人”一說，典出《清史稿》卷502“藝術一”《吳瑭傳》（附《葉桂傳》後）。該傳雲：
瑭，字鞠通，江蘇淮陰人。乾、嘉之間遊京師，有名。學本於桂，以桂立論甚簡，但有醫案散見於雜證之中，人多忽之。著《溫病條辨》，以暢其義，其書盛行。
“淮陰人”之說是沒有錯的。吳瑭自己就這樣說的。他在《溫病條辨》自序末尾署名，就赫然寫的是“淮陰吳瑭”。難道他自己還能將自己籍貫搞錯嗎？根本不可能的。
但是，作為地名來說，“淮陰”是有許多講究的。
一般說來，自秦漢以至於宋代，淮陰是一個確切的概念，它是淮河南岸的一個縣。南宋鹹淳9年（1273）在大清河口置清河軍、清河縣，屬於泗州。後來撤銷清河軍，只保留清河縣。由此至元，清河縣與淮陰縣並存，同屬淮安路。元至元20年（1283），淮陰縣併入山陽縣以後，以至於明清兩代，歷史上便再也沒有淮陰縣這個建置和地名了。元泰定中，清河縣遷居淮陰故城，並在舊縣、甘羅城等處來回搬遷。後來清江浦及其周邊劃給清河以後，儼然淮水以南的一個縣，人們即以清河縣為原淮陰縣的繼承者。特別是進入民國以後，取消同名縣，清河縣徑改名淮陰縣，這一觀念得到了加強。人們由此產生一個錯覺：清河縣就是古淮陰縣，淮陰就是明清時代的清河縣。
其實秦漢時代的淮陰，與淮河以北毫無關係。古人為地方命名，習慣以山和水為標誌：山南為陽，山北為陰；水南為陰，水北為陽。古淮陰縣是因為在淮河以南而得名的，所以那個時代的淮陰縣，只能是今古黃河以南地方，它應包括今清河、清浦、楚州、洪澤以至更南更東的一些地方。後來因為不斷劃出新的縣來，一些本來叫淮陰的地方便才不叫淮陰，而以新的縣名來稱呼。以山陽縣（即今淮安區）為例，漢武帝元狩六年分淮陰縣所置，當時叫射陽縣。東晉義熙間7年（411）又分射陽置山陽縣。山陽縣雖然本屬古淮陰縣，至此便不再稱淮陰了。
相反，淮河以北的地方，因為後來與淮河以南地方合為一縣，原來淮河以南的人，繼續自稱是淮陰人，當然是是正常的；而原來就是淮河以北的人，本非屬古淮陰縣的人，於是也就成了淮陰人了。
同時，古淮陰縣的地方處於清口以南地帶，經常氾濫成災，縣城遷徙靡常，以致常併入山陽縣。使山陽縣又常為古淮陰縣的繼承者。而唐代楚州又曾一度稱淮陰郡，倚郭的山陽縣的當然也就是淮陰人了。
由於上述種種情況，淮陰與清河、山陽的關係搞得很複雜，不易分辨。
中國曆代文人，甚至今天的人，常喜歡用古稱說自己的鄉里，山陽本古淮陰縣地的一部分，特別是明清時代，古淮陰縣就併在山陽境內，所以許多山陽人常習慣將“淮陰”二字冠於自己名字之前。如吳承恩就常在書畫和文章中，自稱“淮陰吳承恩”。沈坤在南京做官，母親死了，運回山陽安葬，吳承恩不說他回山陽，而說“還葬淮陰”。總不至於把吳承恩、沈坤當作山陽縣以外的人吧。
周恩來早年寫過一篇文章回憶淮安（山陽）舊事，題為《射陽憶舊》，這個“射陽”就是山陽縣的古名，要是理解成今天的射陽縣就是大笑話了。此文講了幾件往事，其一是講有一人盜竊山陽“東長街”一家財物，被山陽縣捕獲後，又得便殺死“護兵”而逃脫。4年後在“清江”被捕，“帶其回淮”，被殺於“西門外”。總理此文中第一句就是“淮陰，古之名郡”，顯然，此“淮陰”即山陽城，而非清河縣或今淮陰區。
但是這種習慣風氣，一般都是在自稱或對稱時使用，在史書上就不能這樣了。稱吳瑭為“淮陰”人，在普通人則可，在《清史稿》則為不妥。因為在人們心目中，《清史稿》是一部“國史”，應當用規範的語言表述。清代在正式區劃地名中，根本就沒有一個地方叫“淮陰”，所以稱吳瑭為淮陰人是不妥當的。但《清史稿》還不是一部正式的“國史”，它是在北洋政權頻繁更迭的情況下，由一些遺老們，僅用很短時間閉門編就，無論是體例還是內容，都存在很多錯誤。更因為本書成於眾人之手，彼此照應不夠，完稿後又未經仔細核改，刊行時又不認真校對，是以體例不一，繁簡失當，以至年月、事實、人名、地名的錯誤往往可見。趙爾巽在《發刊綴言》中指出，本書是“作為史稿披露”的“急就之章”，“並非視為成書”。當年為了防止初稿散失才匆匆付印的，所以目前史學界正在組織重新編纂。對於它用含混的詞語“淮陰”表述吳瑭的籍貫，也就沒有必要作過多的責備了。
於是，就產生這樣一個問題：稱為淮陰人者，需作具體分析，不能簡單地都只以某一地名來對應。也就是說，明清時代書上講某人是淮陰人，這當中可能有三種情況：一是明清時本來就是清河縣人，即今淮安市清河區、清浦區或淮陰區人，二是本來就是山陽縣人，即今淮安區人。三是還有一種可能，原為山陽縣人，後在清江浦劃給清河縣時，其人便劃屬清河籍了，當然也就是今市區或淮陰區人了。對於吳瑭，也應該如此來分析考慮。不能一說吳瑭是淮陰人，就簡單地說他是市區人、淮陰區人，要作具體分析。
朱士彥《吳鞠通傳》說他是山陽縣人
吳瑭的籍貫問題，其實本來無須討論，因為寶應朱士彥撰的《吳鞠通傳》，第一句話就已明白地直言，吳鞠通為“江蘇淮安府山陽縣人”。“山陽人”與“淮陰人”並不矛盾，如上所述，“淮陰”是個大概念，“山陽”是個小概念，“山陽人”是“淮陰人”中的一種情況。大約與“蘇北人”與“淮安人”的關係差不多。
我認為朱士彥的說法是具有權威性的，因為他本人與吳瑭的關係非同一般。
說起朱士彥，首先要講他的父親朱彬（1753—1834），就是那個為《溫病條辨》作序的朱彬，也就是那個為《溫病條辨》作注的朱武曹。朱、劉、喬、王是寶應四大家族，宜祿堂朱氏是寶應四大家族之首，是明代朱應登的後裔。從明代起朱氏歷來與淮安士人交往頻繁。朱曰藩與吳承恩的關係情同手足，曾住在河下躲避過倭寇。河下牛蟠、牛鬥父子與朱應登、朱曰藩父子兩代應天鄉試同年。朱曰藩兒子朱方中，是淮安新城顧達的孫女婿；孫子朱納夏是淮安探花蔡昂的曾孫女婿。朱氏有良田和園林在涇河，涇河明清時代都屬山陽縣。
《清史稿》列傳268儒林二有朱彬的傳，附劉臺拱傳後。他字武曹，號鬱甫。幼穎異，與外兄劉端臨臺拱齊名。乾隆60年，舉京兆試。自少至老，好學不厭。凡手寫書數百卷，丹黃者不下千卷。卒年82歲。他是清代治《禮記》的名儒，有《禮記訓纂》49卷。朱彬有三子：士彥、士達、士廉，皆進士。士彥在京為官，朱彬嘗就養於京師，故得與吳瑭有交往。朱彬《溫病條辨序》中說，“餘來京師，獲交吳子鞠通，見其治疾……往往神明於法之外。”在吳瑭的《溫病條辨》中，有人將朱彬的序排於貴官汪廷珍、醫友徵保的序之前，恐怕不光是因為朱序時間早於後二人的緣故，大概與吳瑭和朱氏關係更為密切一些有關吧。
朱彬給《溫病條辨》作點評時，署的名字是“朱武曹”。他點評的內容多為讚賞、提示性的，如“醒透”、“獨具隻眼”、“妙語可以神會”、“風字從無人辨析如此”、“提綱”、“吃緊語”“精能之至”等。也有很多心得體會，頗有同道者之感的評語，如“全書力闢以溫治溫之非，而以桂枝發端，明乎外塞搏內熱，或非寒而感寒氣者，本可用之，而純乎溫病者不可用明矣。”“此論反覆詳盡，無一字非的義，誠得《內經》、《金匱》之精。”“不知陰陽相抱之理，亦不知傷寒必當救陽，溫病必當救陰之妙”等。從這些點評來看，朱彬不僅是《禮》學名儒，對醫道也頗精通。他對吳瑭的醫學理論、醫療技術非常瞭解。他雖比吳瑭大5歲，但對吳的欽佩之情，不時流露於字裡行間。
朱士彥（1771—1838），字休承，號詠齋。少穎異，年15即入學為諸生，為“揚州十秀才”之一。嘉慶7年（1802）以第三人考中進士，即中了探花。當年同榜的第二名進士即榜眼，就是山陽縣人李宗昉。李是吳瑭好友汪廷珍的內侄和弟子，因此，他與汪、吳的關係不無又要增進一些。朱士彥曾官翰林院編修、禮部侍郎、兵部侍郎、吏部尚書。吏部尚書俗稱天官，故寶應人皆知朱天官。道光4年高堰決口，朝廷曾派汪廷珍與文孚為欽差大臣，來淮處理失職官員。朱士彥家鄉寶應與山陽同為裡下河城市，對於河患有同樣的感受與立場，所以他對於淮安河工事務極為關心與熟悉。此年，汪廷珍曾上書言河事，朱士彥也曾上條陳言高堰河工五事。
朱士達，字公孚，號恕齋。嘉慶丁卯舉人，丁丑進士。官安徽黟縣、南陵、霍山、懷寧等縣知縣。升鳳穎捕盜同知，擢鳳陽府知府，署廬鳳道。調署徽寧池太廣道，升廣西左江道。丁父艱。服闋，授雲南迤東道。升四川按察司，調陝西按察使，擢湖北布政使。以老疾致仕，年79卒於家，祀鄉賢及壽州名宦。著有《知足知不足齋詩文集》。他亦與山陽人過從甚密。吳昆田《柘翁先生年譜》記載，咸豐2年（1852）他致仕家居，已七十餘歲。4月29日，丁晏妾孫氏生其第六個兒子，他尚登門賀喜。有高壽老人相賀，故而丁晏即以“壽寶”為此子命名。
朱士彥撰的《吳鞠通傳》，載於吳瑭的《醫醫病書》之首。此傳除了說吳瑭是“淮安府山陽縣人”外，還似“獨家新聞”般的為我們提供瞭如下重要信息：
1，其父名守讓，淮安府學生以教書為業，從者甚眾；
2，19歲父死，棄儒，進京入四庫館傭書，得閱諸醫籍，學大進。著《溫病條辨》，創霹靂散，著《醫醫病書》；
3，初娶鮑氏，生子廷蓮，順天增生，既卒，有孫二人：繼祖、念狙。繼室崔氏，有子廷芷，國子監生，廷荃，婿周宗信，同里人，庶乎守君之教。
從該傳的全文來看，作者對吳的家世、如何從醫及醫學成就，以及吳之為人，說得清清楚楚，這是他與吳是好友的明證。又說：“同裡參知汪文端公（汪廷珍），知君最深，未幾卒，既士彥以憂歸，君遂無可語者。”汪廷珍死了，朱彬也死了，朱士彥回家為朱彬守孝以後，他便沒有可以說話的人了。由此可見，汪、朱、吳三人關係非同一般，用現在話來說當是特別知心的“鐵桿哥兒們”。特別是朱家父子與吳瑭是兩代人的友誼，幾十年的接觸，更應該十分相互瞭解。作為這樣一位探花翰林太史公，為這樣一位有兩代人密切交往的知心朋友立傳，不至於第一句就錯，將傳主的家鄉搞錯吧。
朱士彥不光熟悉山陽縣人，與清河縣人關係亦很密切。光緒《淮安府志》卷32清河縣人物中有《王照芳傳》，該傳說“照芳字德芬，邑增生。祖依濤、父寶樞皆有士譽。……初，寶應朱尚書士彥少跅弛，父彬惡之。照芳曰：‘此不凡器，奈何常兒繩之？’道光初，士彥銜命河上，威重一時，自監司以下，莫敢燕見。一日肩輿過小市，叩照芳門。照芳年七十餘，深衣大布，疏須飄然，扶杖而出，尚書升堂再拜，禮甚恭；照芳裁一揖。為設蔬食，諸子執器傳餐，進退秩如，成禮而去。”光緒丙子《清河縣誌》也有此傳，在卷21。朱、王老輩如何結識，有過什麼樣的交往，現無資料，但從文中可以看出，他們的關係非同一般。像這樣既熟悉山陽縣，又熟悉清河縣的人，應該不會將自己朋友的故里是山陽還是清河分不清的。
淮安地方誌中吳瑭是山陽人，從未列入清河縣
除了朱士彥的《吳鞠通傳》說吳瑭是山陽縣人以外，淮安地方誌（包括《淮安府志》、《清河縣誌》、《山陽縣誌》等）的記載，都將吳瑭列為山陽縣人，而不列入清河縣。
吳瑭生於乾隆，卒於道光，乾隆時期的志書是不可能有記載的。乾隆以後的淮安府志編於光緒初年，縣誌則編於咸豐、同治以後。我們即以此鹹、同間的方誌，作如下考察。
一，光緒《淮安府志》。該志第28至第34卷皆人物傳，它的排列方法是按縣分卷的：第28、29兩卷是“山陽縣人物”，第30卷至第34卷依次是“鹽城縣人物”、“阜寧縣人物”、“清河縣人物”、“安東縣人物”、“桃源縣人物”。在第29卷30頁A面《吳水雲傳》中有吳瑭的記載：“嘉慶中有吳瑭，字鞠通，有學術，工為醫。嘗著《溫病條辨》，發前人所未發，業是術者多遵之。”第32卷是“清河縣人物”，其中並無吳瑭的記載。這說明吳瑭是山陽縣人，不是清河縣人。請注意，光緒《淮安府志》是乾隆年間將清江浦劃給清河縣120多年以後編纂的，不會再把乾隆26年已劃給清河縣的人當作山陽人來記載了。
二，同治《山陽縣誌》。卷13《人物三》第33頁A面《童養大傳》傳載：“嘉慶中，又有吳瑭，字鞠通，有學術，工為醫。嘗著《溫病條辨》，發前人所未發，業是術者多遵之。”卷18《藝文》載山陽人著作中，在第7頁A面有“吳瑭《問心堂溫病條辨》”一條。該志“凡例”雲：“舊志《藝文》，於本籍外籍人詩文，概為收載，殊失裁製。今用班書《藝文志》例，止載邑人書目。”此說明，同治志編者對於入志者是否是山陽縣人，是經過認真考訂的，他們認定吳瑭是山陽縣人，所以才將他的著作記入同治《山陽縣誌》。
光緒《淮安府志》的主要編纂者有兩個人，一是刑部郎中吳昆田，二是監生高延第。魯一同亦列名編纂。吳昆田（1807-1882），原名大田，字雲圃、伯海，號稼軒，晚號漏翁。先世元末由滁州遷清河之漁溝。後有吳泓者，字德源，受業於相國張玉書，以文學重當世，任教習，授知縣。曾孫朝觀，字殿升。朝觀子以詔，以詔子昆田。昆田早年師從山陽高士魁、丁晏，成人後又到車橋拜入潘德輿門下。道光14年中順天榜舉人，官中書舍人、刑部員外郎。因大興莊有他家的田，從昆田起始遷居吳城大興莊，他的後世子孫皆在大興莊，所以他也是大興莊人。在老輩文人凋謝之後，吳昆田成為當時績學名人，地方上修志都請他出山。他主持或參與修纂的方誌有光緒《淮安府志》、咸豐《清河縣誌》、同治《山陽縣誌》、光緒《安東縣誌》等。
同治《山陽縣誌》掛名編纂者是何紹基，實際主要編纂者是我國著名經學家丁晏（1794-1875）。他是道光元年（1821）舉人，《清史稿》中有較長的傳。他與雖比吳瑭小三十幾歲，但他們卻有過交往，（詳見後）對吳瑭有相當的瞭解，事情是不搞會錯的。另據段朝端《淮著收藏記》載，丁晏當時年齡較大，同治《山陽縣誌》之實際工作是高延第、吳昆田、魯蕡三人所做。
對於吳瑭是清河還是山陽人，對於丁晏、吳昆田來說，是非常清楚的，他們都和吳瑭有過直接或簡接的接觸。丁晏的懷念吳瑭的詩可證，見後文。吳昆田道光12年（1832）26歲，即去北京應北榜鄉試，道光14年在北京中了舉人，15年又去應春試。每次入京應試都是陪同其師潘德輿一起來去。潘在京曾與吳瑭有交往，昆田當然應該知道或參與的。吳瑭卒於1836年，距咸豐4年（1854）吳昆田編《清河縣誌》才18年；至1884年吳昆田編的光緒府志刊成，才46年時間，編志者吳昆田等當仍然對他有清晰的記憶。對吳瑭是哪縣人，在當時來說，是不需要作什麼考證的。
吳昆田編纂的咸豐《清河縣誌》，及其坿編、再續編，均無吳瑭的記載。上述三書後由吳昆田、魯蕡整編增續為光緒丙子《清河縣誌》，也無吳瑭的記載；民國8年續纂《清河縣誌》，吳昆田孫吳仲谷曾“討論潤飾”，亦均無吳瑭的記載。
上述幾種府志、縣誌，多出於吳昆田、魯一同、魯蕡之手。吳昆田就是清河縣大興莊人。魯一同雖是山陽人，但長期居住清江浦。他與吳昆田私交甚厚，吳曾將大興莊的一塊贈與他，因而他晚年即定居在大興莊。魯蕡是魯一同之子，當然也可算是大興莊人。如果吳瑭是清河人，怎麼能在他們這些清河縣大興莊人手裡搞錯呢！大興莊人總不至於將大興莊先賢說成是山陽人吧？
三，《淮安藝文志》。此志是淮安府六邑（山陽、清河、鹽城、安東、桃源、阜寧）人的詩文。全書10卷，其中文8卷，詩2卷。前有目錄，目錄的體例是，先列作者名，後另行列作品題名。在作者名下有小注，注其字、號和簡略事蹟。其中有一要素，就是註明作者為何縣人，且無一例外。如卷5陸騰駿、丁象臨、胡應華、卷6楊穆等均注“清河人”，卷6劉沁漚、成永健等注“鹽城人”，程鑾、程崟等注“安東人”，（實際此二人均寓居山陽河下）項樟注“阜寧人”。吳瑭在第7卷，名下注“字鞠通，山陽人。”他的文章只有一篇：《問心堂溫病條辨自序》。他之前為汪廷珍，汪文目中有《溫病條辨序》。此卷中，吳瑭之前的薛懷、汪汲則分別注為“桃源人”和“清河人”，他之後的汪椿則注為“清河人”。（此三人實際上也都寓住山陽）這說明此書編者對書中的書目文章作者的鄉貫是明確的，他們認定吳瑭是山陽縣人。
我所見《淮安藝文志》是同治12年6月刻本，書無編者署名。段朝朝《淮著收藏記》中雲，此書的編者是王琛（1807—1880），當時段先生還曾為王提供過資料。他的《淮人書目》中則徑將《淮安藝文志》列於王的名下。續纂《清河縣誌》卷15也將此書列於王琛名下。王琛字獻南，號玉航，清河人，拔貢生，亦寓居山陽河下鎮。續纂《山陽縣誌》卷10《人物·流寓》中有傳雲：“工分隸，好為駢儷之文。耽金石，精鑑別，手輯《淮安藝文志》若干卷。性謙謹，無競於世，人稱馬糞長者。”續纂《清河縣誌》卷10、光緒《淮安府志》卷32亦均有他的傳記，內容與此差不多。他是一位學者，多識遺聞軼事，編輯淮安地方掌故成書曰《淮郡故實》、《玭珠賦鈔》，他不可能將一個與他同為清河縣的人注為山陽縣人的。
另有一書，名《山陽藝文志》，是《淮安藝文志》同類書，不同的是僅限於山陽一邑而已。其書序中言明：“無取越俎，第就山陽人遺文墜什，慎加蒐採，斷地為之。大要以《淮安藝文志》為藍本，……他邑人概不闌入。”而該書卷4即收有吳瑭的《溫病條辨自序》，及汪廷珍《溫病條辨序》全文。這表明了吳氏為山陽縣人，即今之淮安楚州人。
四，《河下園亭記補編》。此書記載：“問心堂，吳鞠通先輩著書室也，在中街文昌閣右側，額為先文端公廷珍所書。”文端公即汪廷珍。作者汪繼先說：“餘先不知所在，系餘太姑丈嶽公寶書所云。”寶書名樹森，明末嶽鍾秀的後人，世居河下，精岐黃，亦一時名醫。嶽的家也在中街旁邊，靠近吳瑭故宅。
吳瑭父親吳守讓即山陽人
朱士彥《吳鞠通傳》中說到吳瑭的父親則雲：“父守讓，郡庠生。”檢《淮山肄雅錄》，吳守讓，字遜夫，是乾隆14年（1749）歲考中，以第2名考入淮安府學的諸生，與“郡庠生”說正相合。按，《淮山肄雅錄》是專門記載各次科考和歲考錄取的諸生名單的書。其中包括兩部分，一是山陽縣學的，二是淮安府學的。從明代萬曆40年起，至清代光緒30年停止科舉為止，基本上一科不少。從順治14年起，府學與山陽縣學新進的生員分列。從順治18年起，府學新諸生的縣籍，開始有標記區分。此書體例，每考先列淮安府學的新生名單，後列山陽縣學的。山陽縣學的新諸生不用說全是山陽縣人，府學則是各縣的人。為了區別是何縣人，便在名單中，於每人名下加其縣名的第一字為小注，如有“安”字是安東（今漣水）人，有“鹽”字是鹽城人，有“清”字是清河人，有“桃”字是桃源（今泗陽）人，有“阜”字為阜寧人。山陽縣錄取的人每佔多數，則不加小注。也就是說，府學諸生名單中名下無注者，則全是山陽縣人。此年山陽人考入府學者有14人，吳守讓名列其中，且名下無注。由此可知，吳守讓是山陽縣人。吳瑭當然也是山陽人了。
吳瑭與汪廷珍“同裡”
汪廷珍《溫病條辨敘》末，自己署名為“同裡愚弟汪廷珍謹敘”。此語明確表明，汪吳同裡。“裡”作何解釋？古書上有多種說法，一般解釋為“人所聚居的地方”，如鄉村宅院，市廛街坊，如今之巷弄社區。至今仍有些地方稱“××裡”，如“梅芳裡”、“均泰裡”等。這實際是古代城鄉最基層的社會行政組織名稱。但戶數多少說法不一，現從各種辭書典籍中撮錄如下：
第一種說法，25家為1裡。《說文解字》的解釋：“裡，凥（古居字）也。《鄭風》：‘無踰我裡。’《傳》曰：‘裡，居也，25家為裡。’《周禮》：‘載師廛裡。’鄭雲：‘廛裡者，若今雲邑居矣。裡，居也。’‘縣師郊裡。’鄭雲：‘郊裡，郊所居也。’‘遺人鄉里’，鄭雲：‘鄉里，鄉所居也。《遂人》曰：‘5家為鄰，5鄰為裡。’”
第二種說法，50家為1裡。《管子·小匡》：“制5家為軌，軌有長；10軌為裡，裡有司。”，《鶡管子·王鈇》：“5家為伍，伍為之長；10伍為裡，裡置有司。”
第三種說法，72家為1裡。《尚書大傳》卷2：“8家而為鄰，3鄰而為朋，3朋而為裡。”孔穎達引《論語撰考讖》疏《禮記·雜記下》亦云：“古者72家為裡。”
第四種說法，80家為1裡。《公羊傳·宣公十五年》“什一行而頌聲作矣”，漢何休注：“在田曰廬，在邑曰裡，1裡80戶。”
第五種說法，1百家為1裡。《舊唐書·食貨志上》：“百戶為裡，5裡為鄉。”看來此制唐代仍在使用。
第六種說法，110家為1裡。此是明代制度。《明史·食貨志二》：“以110戶為1裡，裡分10甲曰裡甲。”清代亦沿此制，《清史稿·食貨志二》：“凡裡百有10戶，推丁多者為長。”
綜上所述，直到清代，“裡”的概念是很小的，是一個不大的住宅社區，少則25戶人家，最多也未超過110戶，相當於一個街巷、裡坊。
汪廷珍是精通小學的，刊刻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時，他曾參與校字，其中第五篇（下）即為汪所校。他對“裡”字的理解是不會錯的。他一貫反對擬古，用古稱說今事。他的《實事求是齋遺稿》卷四《雜著》中有一篇《復阮定甫先生》的信，信中說：“文中有偶用古人成語習調，須撿點削去。地名、官名，不可用前代者。又如舉人為孝廉，以貢生為明經之類。小品尺牘中或可，傳志碑狀則必不可也。”他所用“裡”字一詞，肯定符合古制，不會是模稜兩可的。所謂“同裡”，雖不能拘拘地就定在110戶的範圍之內，但能表明汪廷珍與吳瑭家在同一里閈之中，住得很近。清代程晉芳為山陽縣吳進作《一詠軒詩草序》，也自稱為“同裡弟”。程住河下乾魚巷，吳也住河下，他的帶柳園就在蓮花街頭，確實住得很近。同樣道理，汪廷珍家在山陽縣的河下，吳瑭也應該住在山陽縣的河下。
吳瑭回淮省墓，就是回淮安山陽縣
關於吳瑭的家世行年，目前尚未見完整資料，惟其《醫案》中，略有涉及。在未遊京師之前，曾為自己的女兒治過痘證，並取得明顯成效。那時的施治思路與方式，即與常醫大不一樣。進京以後，先是傭書讀書，後即以醫人為業。中途上他回老家了幾次，說法不一。但是，道光4年下半年回淮了一趟，是不會有錯的。這有記載和醫案作證。胡沄《醫醫病書序》雲：“惜郟君已於甲申卒，而傳遂絕，餘深悔未曾習其傳也。是歲秋，吳君抵淮省墓。”此年年底去紹興遊玩，也是應胡沄所邀。後又遊嵊縣，會吳雲章遊越中山水也。作為一位名醫，他在淮、在浙，都免不了隨時為人治病。這時期的醫案，記載了他同時為淮安、紹興兩地人治病的事。
金本《吳鞠通醫案》卷3“肝厥”（裘本在卷2），有甲申（道光4年，1824）11月初2日，他在淮安為一49歲的姓楊的室女治病的醫案。此醫案記載：12月11日，“餘有由淮上至紹興之行”。次年乙酉2月底回淮，復為楊女治病。4月初3日，“餘復由淮至紹，初八日至蘇州，不放心此病，作書一封，令其調適性情。5月間又作書一封，痛以大道理開導之。10月間始得回書，據云竟以餘書作座右銘，每日諷誦一過，飲食又進，精神大長，闔家歡樂。”說明他雖去了浙江，心中仍想著淮安的病人，人不能到，便多次寫信調治。
金本《吳鞠通醫案》卷4“痰飲”（裘本在卷3），有乙酉年（道光5年，1825）正月30日，在紹興為一46歲的趙某治病的醫案。此案在時間上與上案交叉著。醫案中記載：吳瑭“4月初1至初5日，自淮安復至紹興”。吳瑭醫治趙某之病，一直延續到本年12月16日。在此期間，同時又給多人治過病，其中有為35歲的陳某治病的病案，從該年4月21日起，一直延續到次年正月初10。
此次回淮赴浙之事，趙彥暉《存存齋醫話稿》卷1第15條亦曾提及：“因憶族兄雲濤病痰飲氣喘，身軀肥胖，行不數武，輒喘甚。因偕同志聘吳鞠通來紹，時道光乙酉也。”
由以上的醫案和記載可知，吳瑭此次的行蹤為：道光4年下半年回淮安省墓，冬月初2為楊姓女子治病，臘月11去紹興，道光5年在紹興過春節，正月30為紹興趙某治病，3月初回淮，4月初3“復由淮去紹興”，此後以書信指導淮安楊女治療，同時繼續為趙某、陳某治病，直至次年正月。道光6年的春節肯定也是在浙江過的了。吳瑭此次省墓，實際在淮時間較短，在浙的時間較長。
這裡邊牽涉一個問題：吳瑭回淮，回什麼地方？醫案中有三個詞：“淮”、“淮上”、“淮安”。“淮”意頗廣，不能落實於淮之某地。“淮上”，明清時代通常就是指淮安。“淮安”則明確矣，淮安是府，府城所在地山陽亦可直接稱為淮安，而淮安府之他邑，如清河、安東則不行，這是古時之常識。就像如今到了金湖不能說是到了淮安，只有到了清河清浦城區才能說到了淮安，是一樣的道理。
友朋詩文的印證
一、呂兆龍的《偕容圃訪吳鞠通不遇，歸贈以詩》，言及吳瑭岳父家鮑氏是山陽人。呂兆龍與吳瑭有“蒹葭”之戚。
呂兆龍，字乘雲、澂雲，號御堂、遇堂，乾隆23年（1758）山陽縣學諸生，33年（1768）舉人。阮葵生說他“才藻震爆一時，歌行直追唐十四家。”呂當年在淮安地方上有“人倫領袖”之目，據楊慶之說，汪廷珍自其曾祖始來淮，大約初未入籍，至廷珍始以山陽籍應山陽縣考試。當時有人反對汪參考，是呂兆龍、陳師濂極力支持遊說，汪廷珍方能進學，以後才有可能得中榜眼，官副宰相。呂是汪廷珍的前輩，當然也是吳瑭的前輩，而且與吳瑭還有點親戚關係。他有一詩，題為《偕容圃訪吳鞠通不遇，歸贈以詩》，載《山陽詩徵》卷21，詩云：
十有五載辭皇都，伏櫪久忘千里途。
一朝命駕偕公車，前者唱喁後者於。
得佔即次樂蘧蘧，呼朋遠訪延陵吳。
家傍廊廟儼江湖，名花百盎羅庭隅。
門外闐闐九達衢，門內寂寂幽人居。
幽人遣興出閫闍，走馬攬勝恣遊娛。
中閨靜好雅且都，少君德曜古為徒。
潘楊之戚忝葭莩，離鄉廿載音訊疏。
入室淨少塵埃汙，短聯長幅皆手書。
詩情畫意超然殊，鄭虔三絕良不誣。
稚川囗人非凡夫，《肘後》仙方今所無。
坐久健羨心踟躕，似此清福誰享諸。
亦有小山桂千株，豈無濠濮同觀魚。
舍之奔赴胡為乎？甘作勞人毋乃愚，因君高尚轉愁餘。
此詩在“葭莩”後有一自注雲：“夫人為鮑中翰嗚岐先生孫女，予伯娣之侄孫女也。”朱士彥《吳鞠通傳》雲，“初娶鮑氏”，此鮑氏當即是此注中鮑嗚岐先生的孫女。據說鮑斐英以德義著稱，而且精通水利，同治《山陽縣誌》卷13記載：
鮑斐英，字嗚岐，舉人，文筆雅健。嘗究心河防諸書，傅澤洪纂《行水金鑑》多采其說。性慷慨尚義，撫族女孤貧者，給資嫁之邑人王某，父子相繼死，為殯葬之，並資其家。
光緒《淮安府志》卷29亦有傳，附周憲傳後，內容與上相同，並說“後官內閣中書”，與當時的杜首昌、徐轉迅、倪典學、邱聞衣、鄒增、王燦、邱起元、魯顗諸人齊名。據《淮山肄雅錄》記載，他是康熙46年（1707）山陽縣學諸生，56年（1717）考中舉人。同時記載其兩個兒子也是諸生，一是鮑驄武，字步永，乾隆5年（1740）山陽縣學諸生；另一是鮑蘭生，字紫崖，乾隆20年（1755）山陽縣學諸生。從他們考中諸生的時間上來看，鮑氏父子做吳瑭的岳父和岳父的父親，正好合適。但是，我們不知道鮑夫人是鮑斐英哪個兒子的女兒，也不知鮑斐英究竟有幾個兒子，或許鮑夫人的父親就是此二人中一個的。
呂先生這裡還說到，此鮑夫人是他伯娣的侄孫女。“伯娣”，不知作何解釋，如果是大嫂的意思，則當作“伯姒”，不當用“娣”字，如作弟妹來解釋，又不當用“伯”字。疑“娣”為“姊”之誤植。如姑解作“大嫂”的話，則此大嫂當姓鮑，為鮑斐英的姐或妹，為吳瑭妻鮑夫人的姑太太；吳瑭為這位“伯姊”的內姪孫女婿。如解作“伯姊”的話，那麼呂的大姐則當嫁於鮑家，與鮑斐英為叔嫂的關係。然不管是“伯娣”還是“伯姒”，輩份則相同，呂兆龍與鮑斐英都是郎舅一類的姻親關係。難怪呂兆龍說“潘楊之戚忝葭莩”了。
詩題中所說的“容圃”是張廷傑（1747—1801），張字彙英，號容圃，乾隆35年（1770）山陽縣學諸生，44年（1779）舉人。河下人。曾與汪廷珍合編過《淮郡歷科題名碑》2卷。
乾隆26年，江蘇巡撫陳宏謀上書，請將山陽縣清江浦劃給清河縣做縣城，並將清江浦附近十幾個鄉同時劃給清河縣。不久，凡清江浦及其附近鄉人在和山陽縣學的生員，全部劃撥給清河縣學。在《淮山肄雅錄》中有全部具體名單，共35名。吳守讓是府學生員，自然沒有他的名字。上面所提到的呂兆龍、鮑斐英父子等，這些山陽縣學的生員，名字也不在其列。萬鏞《南清河肄雅錄》亦有這批人的名單，但也無他們的記載。這說明吳守讓的這些親友，都不住在清江浦或新劃給清河縣的其他地方，他們的家仍在這次區劃調整後的山陽縣，他們仍然是山陽縣人。而後面說到的阮鍾瑗、潘德輿、丁晏等人，在吳瑭長期在外的情況下，仍與吳瑭保持密切友好關係的人，都是他的老家山陽縣人，這為證明吳瑭是山陽縣人，起了很有力的佐證作用。
仔細體會此詩，就會知道他們是在北京去訪吳瑭的，因為詩中對吳府的住處、內部陳設說得很細。詩中說吳家住處靠近“廊廟”即皇宮，門外即“九達衢”，交通很方便，院內有“名花百盎”，“入室淨少塵埃汙，短聯長幅皆手書。詩情畫意超然殊，鄭虔三絕良不誣”，佈置很是雅緻。
呂兆龍是乾隆33年舉人，張廷傑是乾隆44年舉人。他們中舉後均要參加會試。這次來訪大約是在嘉慶6年（1801），參加本年會試之暇進行的。詩中說是在吳瑭“離鄉廿載”之後訪吳的。吳瑭離家來北京大約在乾隆48年（1783），距本年頭尾19年，亦可稱“廿載”了，詩中不一定要那麼落實嘛。再說張廷傑即卒於本年，再遲是不行的了。曹鑣《淮城信今錄》說：“明年辛酉會試，（張廷傑）大挑二等。歸途驟得疾，卒於汶上旅次。逾月，吏部銓選授沭陽訓導，而已不及聞矣。歿時年55。”詩中還說：“十有五載辭皇都，伏櫪久忘千里途。一朝命駕偕公車，前者唱喁後者於。”這說明呂兆龍中舉後參加了幾次會試，中途曾停了15年沒有應考，直到本年復又與張廷傑一起赴京參加會試。他在空暇時間，拿著同鄉兼親戚吳瑭的地址，“呼朋”即喊上張廷傑，一同得便來拜訪吳瑭。不巧的是，吳這次剛好不在家，只見到吳的“少君”即夫人。然而他留下的這首詩，卻給我們傳達了一些關於吳瑭當年生活的信息。
二、阮鍾瑗的《吳鞠通自京師歸過訪》，稱吳瑭為“故人”，歸來後見到吳當年親手植的“桑榆”和與阮“丁年”時的“釣遊處”。
阮鍾瑗（1764—1833）字次玉，號定甫，乾隆47年山陽縣學諸生，嘉慶22年歲貢生。其家原住淮安新城，後遷城內百姓巷。湖南學政阮學浩是其叔祖，阮葵生是其族叔。他雖然功名不高，但是學問很好。段朝端在《跰餘話》中談到淮安古文時說，乾隆中推任東澗、邱湘亭，嘉慶中推曹鑣、阮鍾瑗，道光朝推潘德輿、魯一同。他是淮安一位有影響的人物。同治《山陽縣誌》卷14本傳說，他關心地方公益事務，“凡邑中大利害，多侃侃與守令辨，無少奪。當事者聞其名，或先造門，不見，亦不報。”曾與曹鑣合編過《淮山兩庠上舍題名》1卷，即《淮山肄雅錄》之前身。阮先生的《修凝齋集》今不存，此詩見《山陽詩徵》卷23。詩云：
故人聲望重京畿，頭白歸來見令威。
睥睨貴人猶自若，經過華屋已全非。
心通《靈》《素》肱三折，手植桑榆拱十圍。
話到丁年遊釣處，夕陽休問舊烏衣。
此詩當是吳瑭回淮時，過訪阮先生，阮感慨而作。詩云“故人聲望重京畿，頭白歸來見令威。”既稱“故人”，當是早年之友，後來分別很久了；“頭白”，當已很老了；“令威”故事，則是說似有隔世之感。可不是“華屋已全非”了嗎？當年親手栽植的桑榆，已長成“拱十圍”了呀。考吳瑭回淮省墓當在道光4年秋，兼去越中一遊。當時吳已67歲，阮也61歲了。阮雖比吳小6歲，但小時候還是在一起遊玩過，一起垂釣過。今天雖同樣是夕陽垂釣之處，但不能再提當年的“烏衣巷”了，因為當年老屋已毀了。此詩末“烏衣”二字後阮氏自注雲：“謂城西北沈宅已墟。”這是說家鄉世易時移，“城郭是，人民非”，一切都不一樣了。此“城”指淮安城，“西北”則指河下，此“沈宅”當指抗倭狀元沈坤的故宅。此宅嘉道間毀壞，轉售於他姓。詩中“丁年”指成丁之年，但亦常泛指青壯年。若為干支紀年的話，應是乾隆42年（1777）丁酉，當時吳20時，阮14歲。從1777年到1824年，中間隔了近半個世紀，難怪有“故人”之嘆。
三、潘德輿（1785—1839）的《秋夜就吳丈鞠通飲》，稱吳瑭是“我鄉”的“高士”，“七十如孩嬰”。
此詩作者潘德輿，字四農，山陽人。《清史稿》卷44《文苑三》有傳。傳雲：“其說經，不袒漢、宋，力求古人微言大義。其論治術，謂天下大病不外三言：曰‘吏’、曰‘例’、曰‘利’。世儒負匡濟大略，非雜縱橫，即陷功利，未有能破‘利’字而成百年休養之治者。道光8年，舉江南鄉試第一。入都，座主侍郎鍾昌館德輿於家，語人曰：‘四農乃吾師也。’大挑以知縣分安徽。德輿詩文精深博奧，有《養一齋集》。”因為清河吳昆田是其門人，故吳的簡短小傳即附於《清史稿》潘傳之後。詩載其《養一齋詩集》卷5內。詩為五古二首，詩云：
秋陰曖西陸，萬籟騰商聲。黃塵起通衢，誰與宣精誠？
入世蓄真氣，七十如孩嬰。我鄉有高士，觀物提鑑衡。
感愴民瘡痍，血淚相和傾。熱心抱古痛，豈曰身命輕。
我聞三太息，位賤猶怦怦。
飲酒亦何為，不飲彌味長。道淺悉自多，假酒伸迴腸。
嵇阮豈酒徒，悲時親醉鄉。此即根柢疏，所學難升堂。
讀書數十年，豈師晉士狂。歲月苦不居，世事真難量。
丈人勿幽憂，月上姑傾觴。
此詩作於吳瑭70歲以後，因為詩中有“七十如孩嬰”語。潘氏自道光8年（1828）中江南解元以後。從次年起，一直赴京參加會議試，其中經過了9年、12年、13年、15年4次會試，都未考取進士。潘先生一生科舉很不順利，雖然是江南解元，但考了12次方考上（13次應試，其中有一次因有病未入場考試）。考進士又考了4次，至道光15年，時年已51歲，已筋疲力盡了，不想再考了，便大挑安徽知縣而歸。潘德輿訪吳，並飲於其家，當在此7年之間。然細味此詩“七十如孩嬰”語，當在靠近70歲時，如在15年，吳瑭已78歲高齡，不當再說“七十如孩嬰”了，即使說成“八十如孩嬰”也不為過。甚至道光13年（吳76歲）、12年（吳75歲）也不合適。
比較合適的時間是道光11年。道光9年（1829），潘館於鄉試座主鍾昌家，課其二子讀，會試未中，至11年9月辭館回裡。就是在一年多時間內，潘在家書中曾多次提到吳瑭，一次是在道光10年2月25日信中說，周木齋（周寅，淮安山陽之書法家）曾請他在京求顧南雅的字，他就請吳瑭替他辦。信中要家裡人告訴周：“已託吳鞠通丈”了。
顧南雅名顧蓴（1765—1832），江蘇吳縣人。字希翰、吳羹，號南雅，晚號息廬。嘉慶7年考中二甲第７名進士，與李宗昉、朱士彥同年進士，並同年入翰林院為編修，當與李宗昉、朱士彥及吳瑭很熟悉。此時為通政司副使。他工詩文，善書畫。書法以楷書最工，學歐陽詢，兼行、草、隸書，深得山陽書法家周寅的寶愛。潘來京時，週一直將潘送到西門上船，多半是為了拜託潘辦這件事；畫以梅、蘭為主，深為山陽魯一同所喜歡。魯《集外詩》有云：“南雅先生絕世姿，鐵梅老子畫中師。百年粉本無人見，記取當窗月上時。”據胡沄《醫醫病書序》說，顧南雅是胡沄的老師，曾經在道光元年得過“燥疫”，是吳瑭為他治好的。顧因此曾贈吳瑭一副楹帖雲：“具古今識藝斯進，空世俗見功乃神。”以此表感謝。胡沄評價說，此聯“言之親切有味”。大約吳瑭在道光4—5年間回淮省墓時，曾對人講過此事，因而引起周寅的求字慾望，故有此一節。顧蓴明年5月卒於官，不知吳瑭最後搞到手沒有。
另一次是10年8月10日，潘在家信中說他生了小病，請了鮑太史馨山診視。他曾將其人醫術與吳鞠通比較過。這說明他在京一直與吳保持著聯繫。在《養一齋集》中，此詩被編在道光11年秋的作品內，在《將之蘭陽出朝陽門》詩前。潘去蘭陽向鍾昌辭行在9月初，9月13日搬出鍾昌家，住到淮安會館，20日啟程，與其弟子孔繼鑅等一同回家。也就是說，此詩就是這個時候所作，當時吳瑭已74歲了。詩中“西陸”、“商聲”，說明當時的節令是秋天。詩的第二首，潘向吳傾訴了自己“讀書數十年”，仍一事無成，窮困潦倒的窘迫心情。並且還互相安慰，一直飲到月亮升起的時候方散。這表明他們的家鄉情誼是深厚的，非一般外鄉人所能有的。
此詩在“豈曰身命輕”後，原有小注雲：“鞠通聞東南數省大水，民死無數，為之痛哭咯血。” 潘在11年秋一次家書中說，“今年共八省（貴州、四川、湖北、湖南、江西、江蘇、安徽、浙江）大水，民生嗷嗷，流亡滿道。此變為數百年所未有，不獨吾鄉一邑已也。”聞說家鄉水災，痛哭咯血，可見吳之仁愛之心。於是有 “我鄉有高士”的讚歎。
另外，上述的一些事情，不但反映了吳關心家鄉的一切，也反映了山陽人對吳的行蹤和生活情況十分了解，他與老家保持著良好的聯繫，到北京去求官求財的人，都曾去找過他。他的事蹟經聽到和見到的山陽人從京城帶回來，在山陽老家廣為傳說，播在人口。
吳瑭入了大興縣籍，死後葬在大興，後人留在了北京
一、丁晏《吳鞠通醫士》說吳瑭與自己“同籍”，吳“厚遇同鄉”，是“古之益友”。吳的兒子廷蓮“入大興籍，為上舍生”。
丁晏（1794—1875）與汪廷珍、李宗昉的關係至為密切。丁晏進京會試就是與汪的眷屬自淮同行北上的，在京就住在汪的家中。丁晏《重編汪文端公實事求是齋集後跋》：“嘉慶庚辰之歲，晏以優貢應廷試至京，主同鄉汪文端公家，自春徂秋凡八閱月。朝夕晤言，深蒙賞識。”汪廷珍寄給淮安阮鍾瑗的信中，談到丁晏時說，“接談數次，洵可謂豪傑之士，氣平心細，識見明確，吾淮後進，從未見有此人者。異日成就，當可追蹤前哲。”丁晏將他編的《山陽詩徵》給李宗昉看，李特為之作序，稱“邑孝廉儉卿丁君晏，風雅士也。……卓犖雄奇，敦行厲志，將摛掞天之才，儲妙選於顧問，朝章國典，用備史宬，非獨翶翔倫黨間，羽翼儒雅，為一鄉一邑之光。”丁晏自言與吳瑭“相善”，吳瑭在京“厚遇同鄉”，為“古之益友”，在京期間他們肯定有許多交往。
丁晏作過一首題為《吳鞠通醫士》詩，詩前有一小序，序雲：
名瑭，與餘同籍。久客京師，以醫術濟人。著《溫病條辨》，行於世。嗜學好奇，與餘相善。直諒多聞，古之益友。首春自署其門曰：‘雲呈五色，鳥畫雙睛’。本《拾遺記》：唐堯在位，重明之鳥一名雙晴，今人每歲元旦圖畫遺像。有達官醉過其居，遣奴子問出典，君叱而不答。又有孝廉官山東知州，地在濟北，啟事用‘濟陰’字，君謂‘水北為陽，水南為陰，爾未見《詩》孔疏耶？我嘗謂爾文理不通，爾不之服，今果然矣’。孝廉陰怒而陽謝之。在都中，厚遇同鄉，人懷其德。七十後返淮祭墓，旋入都，數年卒。其子入大興籍，為上舍生。
這裡透露兩點信息：一是吳瑭與丁晏“同籍”，即吳瑭也是山陽人。二是，吳瑭的兒子入了當地籍了，即入了大興縣的籍。明清時代北京為順天府，大興、宛平二縣倚郭，吳瑭加入了其中一個縣籍，實際人還是在北京城內。當時遊宦在外的人，佔籍順天是平常的事情，如孔繼鑅是原籍曲阜，後來就曾入過大興縣籍。其實，這在朱士彥《吳鞠通傳》中已經說到了。他說：“初娶鮑氏，生子廷蓮，順天增生。”按照清代規矩，考秀才非本地籍是不能參加當地考試的。因為每屆錄取名額是固定的，你參加考試，如果考上了，就佔了本地讀書人的名額，當地人當然是不會答應的。但是如果通過正常渠道加入了本地籍，便具備參考的資格了。由此可知，吳瑭早就由流寓而佔籍大興了。
此詩是《頤志齋感舊詩》中的一首，曾被山陽寓公羅振玉刻入《雪堂叢刻》。詩云：
桑生豁達人，坦白無芥蒂。
格物繪圖說，五行審真諦。
厚德重梓鄉，感嘆羈異地。
藥餌究俞跗，瘡痍思物濟。
直道獲令終，罔生何所冀。
桑生指長桑君，戰國時仙人良醫，能將醫術著書傳於扁鵲，見《史記?扁鵲倉公列傳》，借喻吳瑭醫術高超。俞跗，黃帝時良醫，並能“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意思是說吳瑭與此二古代名醫一樣，關注瘟疫災荒，心繫天下蒼生。感舊詩一般都是為懷念亡友而作。“感嘆羈異地”，當是說吳瑭死了以後就葬在外地了，令人感嘆。“令終”即善終，保持善名而終其天年；“罔生”就是苟活，平淡地活著。“時醫乘命運，俗醫工便佞”，“便佞”是巧言善辯，阿諛逢迎的意思。如果能像俗醫那樣“便佞”，即可以混得一個美譽。而吳先生一生“心正口直，性剛氣傲”，故而“譭譽不一”。（胡沄《醫醫病書序》）以行直道而獲得善終，還有什麼追求呢！
二、孔繼鑅詩《吳鞠通布衣瑭》說吳瑭“燕薊覆抔土，不返淮流東”。
孔繼鑅，字宥函，原籍曲阜，孔子第69世孫。其先人遊宦入大興籍。其父孔傳坤，官南河主簿，住清江浦。光緒丙子《清河縣志卷》22“人物·流寓”雲：“孔繼鑅……道光丙申成進士，用刑部主事。性至孝，無兄弟。居京師年餘，思親心切，急歸。以家在河上，改官南河同知，為養親計。”母親去世後，在家中守孝。副都統德興將他起用，死於戰事，贈太僕寺卿。著有《心響往齋集》。子廣牧，改入寶應縣籍。（光緒《淮安府志》卷32清河縣人物“流寓”中也有他的傳，與此相同。）孔繼鑅的父親孔傳坤，道光中還曾在阜寧、安東任管河縣丞，在宿遷皂河管河，長期生活在淮安。他本人生長於清江浦，又在清江浦任過南河同知，故於寶應、山陽、清河情況都非常熟悉。他與吳昆田一樣，是潘德輿的門生，曾多次與潘一起赴京應試，在京也是住在一起，所以他與吳瑭也有過交往。他的《心向往齋集》卷4，有一組詩名《感逝十六章》，為五言古風。此詩為其中的一首，是吳氏逝世以後的悼念之作，題為《吳鞠通布衣瑭》。詩云：
一真際百物，七十猶兒童。
術粗道不曲，乃自嬰其窮。
在腹有羲皞，抵掌無王公。
燕薊覆抔土，不返淮流東。
觀其“燕薊覆抔土，不返淮流東”，可知吳瑭死於北京，葬於北京。如上所言，其後人入了大興籍，成了順天人了，就此不再回“淮流東”了。與上引丁晏詩“感嘆羈異地”正好相合。詩為戊戌年所作，戊戌為道光18年（1838），距吳瑭去世僅兩年時間，故此詩所說情況當不會有錯。
由上述材料可知，吳瑭是山陽縣（今淮安區）河下人，其父吳守讓是淮安府的秀才，“以學教授裡中，弟子從者甚眾。”（朱士彥《吳鞠通傳》）而吳瑭棄儒從醫，生前長期在北京行醫。對於他的身後，我作如下大膽的猜想：吳瑭長期在北京，為解決子女上學讀書等問題，加上子女在京城婚嫁，在北方紮下了根，就由流寓而佔籍大興縣了。他的元配夫人鮑氏死了，可能先葬在大興縣；長子也死在他之前，留下兩個孫子；續娶崔氏，生子廷芷為國子監生，在北京讀書。當時他們都跟隨他在北京，不在原籍。女婿周宗信，雖是“同里人”，但被從山陽帶去北京，並延請胡沄為其家塾師，與他的次子一起接受教育，使得其婿能“守君之教”，即能懂醫術，能接他的班。《溫病條辨》二次刻印時，其婿與兒子廷蓮參與校字，可見他們都是懂醫的。徵保序《醫醫病書》說：“幸其子及婿傳而習之”，吳瑭醫術是有傳人的。此外，《吳鞠通醫案》記載，嘉慶14年曾為他60歲的“堂伯兄”治肺癰，說他“坐熱炕，晝夜不寐”，好像也是在北京（淮安無炕）。為《溫病條辨》校字的有“受業姪嘉會”，可能就是這位堂伯兄的兒子，也是習醫的。醫生是有地域性的，吳瑭是在北京經營幾十年的名醫，後人當很珍惜這個熟地方，不會輕易離開的。有可能隨他在北京生活的還有一些本家族的其他人，他們多從事醫療事業，都決定在那兒安家。如果是這樣的話，吳瑭死後就葬在北京是合於情理的。他的墓當在北京大興縣，不是在淮陰的大興莊。他的子女應當都在北京大興縣，沒有人在淮安，所以在淮安是找不著的。據山陽醫派後人說，他的墓在大興縣杮子坡。（ 作者：劉懷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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