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与欧洲呼吸学会候任主席安妮塔·西蒙斯博士进行视频连线，向欧洲呼吸学会介绍了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成果和经验。
欧洲疫情持续拉响警报，意大利宣布从周二起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封城禁令。总部位于瑞士洛桑的欧洲呼吸学会10日接受环球时报-环球网书面采访时表示，欧洲正在借鉴中国的抗疫经验，积极为疫情暴发做准备，欧洲公共卫生专家已经认识到中国的快速诊断、可能的新疗法，以及隔离策略的重要价值;学会赞赏中国团队在临床信息和病例结果上的快速分享和高度透明，并称“这是非常宝贵的”。
欧洲呼吸学会告诉环球时报-环球网，欧洲正在世界卫生组织和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指导下，积极为疫情暴发做准备。学会正在协调各项方案，并将中国等国在疫情应对上的丰富经验纳入其中。
“学会赞赏中国团队在临床信息和病例结果上的快速共享和高度透明，这是非常宝贵的。”欧洲呼吸学会表示。
3月3日至4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与欧洲呼吸学会候任主席安妮塔·西蒙斯博士进行视频连线，向欧洲呼吸学会介绍了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成果和经验。学会对环球时报-环球网表示，钟院士就临床护理和研究方面做了非常“有用和全面”的介绍，并参与了之后的问答环节。
另外，欧洲呼吸学会表示，将与中国加强抗疫合作。学会计划在今年9月在维也纳举行的欧洲呼吸学会国际大会期间与中方举办联合教育活动，分享迄今为止从疫情中吸取的教训，同时学会也在与中方讨论开展新冠联合研究的可能性。
钟南山院士应邀向欧洲同仁全方位解析新冠肺炎（配中文文字版）
11日，ERS欧洲呼吸学会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将钟南山院士解析新冠肺炎的演讲进行中文翻译，全文如下。
视频截图请勿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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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想谈谈COVID19的临床特点。在中国，我们已经收集了1099个案例，数据来自31个省的452家医院，疾病和严重程度按照ATS标准进行分层。我们使用所谓的复合终点，包括进入重症监护病房，接受有创通气或死亡都算作终点事件。结果提示，COVID19的潜伏期可能是平均四天，大部分患者潜伏期为2到7天，其中大多数有接触史，多数曾到过武汉或者接触过从武汉来的人。
发烧和咳嗽最常见是入院时最常见的症状，因此在第一次入院时不到一半患者实际上仅患有咳嗽和其他不适，乏力等，住院期间非常快出现发热，然后咳嗽。有部分患者主要症状是胃肠道不适，在我们的病例内这并不常见。这些症状在重症患者中也较常见，重症患者也有比较多的合并症。
超过85％患者出现胸部CT异常，毛玻璃样改变（GGO）或双侧浸润是最常见的表现。有一些无症状患者，没有CT异常。
从实验室检查结果来看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淋巴细胞减少症和CRP水平升高非常重要，实际上，这表明了患者的预后。超过1/3的患者有淋巴细胞减少症或血小板减少症。
当然，在病人中还可以发现肺功能或d-二聚体等的异常，但在严重病例中这些改变最为常见。在非严重病例中，1/3的病例接受氧疗或机械通气治疗，糖皮质激素的平均使用率为18.6％。有41.5％重症病例使用了激素，仅13.8%的非重症病例使用了激素。激素治疗时间比较短，剂量也相对较小，例如每公斤体重2-4毫克甲基泼尼松；大部分只用了一个星期的激素。
当时该人群的死亡率仅为1.4％，就像其他国家现在的情况一样，与其他报告相去甚远。因此，地区不同，时间不同，COVID的致死率也大不相同。在其他一些报告中，死亡率则高达15％或11％。我们的报告中，有67例达到了终点。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在重症病例中，达到终点的风险是非重症病例的9倍。
然后我们来谈谈传播过程中传染性是否有所改变。比较武汉（包括来自武汉、居住武汉、有武汉病人接触史）和武汉以外的病人，我们发现，在武汉至少有一种合并症的患者比较多。所以在武汉更高。武汉的患者疲劳和呼吸困难的症状比非武汉患者高，武汉的患者有CT异常的比率也比较高。而在武汉地区，与非武汉地区相比，COVID 19感染年轻人和较少合并症的人也较多。
我们使用了Cox模型，针对地理区域进行调整分析。数据提示，湖北省外的患者出现症状到入院时间为4.5天，湖北省内为5.7天，其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换而言之，湖北有更多危重症患者可能与去医院相对比较迟有关系。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当时武汉的医疗保健资源枯竭。这样我们这些湖北以外医生的援助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我们还要看一下癌症患者患有COVID19以后的数据，您可以看到癌症患者中的重症病例较大，相关结果提示预后不良。
同时我们发现肿瘤合并COVID19的患者发生严重事件的比率明显增高。我们可以看到年龄、肿瘤这两条与死亡和不良预后密切相关。同时高血压，COPD，糖尿病的患者也有比较高的不良预后相关性。因此，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推迟稳定患者的辅助化疗或择期手术。因此，我们需要为癌症患者提供更强大的个人保护，并加强对癌症治疗的观察监测。
我们收集了超过44000的病例，特别是危重患者中的病死率达到49％。这太高了。我们使用10个风险因素来建立预测模型，由此区分容易发展成这些难以治疗危重病人的风险，是低风险，中风险还是高风险人群。
这是一个之前大家知之甚少的疾病，没人知道如何治疗这类病人。因此，目前在中国有很多随机研究，但是目前并没有结果出来。
因此，目前已进行了包括柯立芝，阿比多尔，硫酸羟氯奎，利巴韦林和一些中药在内的试验；只有少数经过精心设计的随机对照研究，包括瑞德西韦等仍然在进行中。因此，简单的说，已开展近150种治疗COVID感染临床研究，包括抗聚合酶药物，抗疟疾药物，恢复期血浆，细胞治疗，及中药等。我想特别提一下，我们研究的硫酸羟氯奎。这个实验包括了10家医院的156位患者，患者每天服用氯喹宁500毫克，每天两次，共10天。
初步数据显示，在120名参与者中，有103名实现咽拭子病毒转阴。患者耐受性都很好，药物血药浓度是1.17umol/L，非常接近硫酸羟氯奎对COVID 19的EC50值。实际上这是单臂研究。因此，无法与对照组进行比较。因为这是威胁生命疾病，没有人能够使用安慰剂对照组。但是也许我可以给你看一些其他的证据，比如进行克力芝组、阿比朵尔组、硫酸羟氯奎组之间的比较。
可以看到三组之间，发烧的持续时间、咳嗽的持续时间大致相同。与阿比多尔和克力芝组相比，硫酸羟氯奎组RNA检测转为阴性的原因似乎更快或更短，硫酸羟氯奎组的改善率似乎更好。一些中药已经在我们的p3实验室内进行细胞层面进行了测试。研究证明，特别是中药显示出对抗病毒和抗炎有效。
在这里，我不过多谈关于中药的事情。这里是六神丸相关数据，使用活六神丸后病毒的数量减少了。另一个莲花清瘟胶囊也提示出较比较少的病毒负载。以上数据可以为使用中药的医生提供指导。另外关于康复血浆的使用。我刚刚从武汉的朋友那里得到了一些非常好的数据：他在10个重症患者使用了康复者血浆，对比使用前后可以发现，康复者血浆致使患者的RNA检测全部由阳转阴。其原理可能是康复者血浆中的抗体起效了。
我在这我还想谈谈机械通气的特殊问题。大多数危重患者的治疗中接受有创通气，甚至在这些患者中接受ECMO治疗。但是我们遇到的问题是，患者出现呼吸困难，但呼吸频率和吸气肌力正常，无创通气时无呼吸急促，这些相关体征给了医务人员错误的信号，看似把患者的氧饱和度维持在了“正常”水平，但是实际上它导致插管的延迟。
这在不同城市的重症监护病房中很常见。第二点是，尽管插管或机械通气后PaO2 / FiO2的比例很快改善，但由于患者与呼吸机之间有非常严重的不协调，因此似乎很难撤出镇静剂/肌肉松弛剂。因此，临床表现与SARS或常规ARDS完全不同。一旦有了ARDS，一旦PaO2 / FiO2比例提高，镇静剂就可以非常平稳地撤出，但在COVID19的重症患者中就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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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参数是，政府管理，它是非常有力的干预。往年春节的大迁移表明人群的巨大流动。基于这些参数，我们进行了预测。这是我们的预测。这实际上是通过使用AI预测患者，结果非常接近实际曲线的情况，这是一条曲线。因此，就是在1月10日提出并实施的干预措施中。因此得出病人的峰值将在2月底出现，数目大约是60000，很接近目前现实。而如果将干预推迟到五天后进行，那么患者将达到16万人，这是非常庞大可怕的数字。然后，如果该措施提前五天实施，我们假设患者大约只有20000。在湖北省外的第二十六日，新发确诊的病例下降了，随后湖北也在下降。因此，我认为政府采取强有力的行动进行早期防护，早期诊断，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早期隔离是控制该病的关键。
最后，我想谈谈中国控制进一步扩散的战略。这是SARS-CoV-2冠状病毒爆发的时间线。这是高级专家的第二组。因此于1月20日了解到。因此我们考虑了明确的人际传播，并确认许多医务人员已被感染。如此看来，中央政府已采取非常有力的行动来控制COVID 19的传播。因此，首先是在1月23日武汉封城，不要去武汉，不要离开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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