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镇妖图|大唐寺观壁画最后的吉光片羽

佛光镇妖图|大唐寺观壁画最后的吉光片羽

鸟瞰佛光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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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梁思成誉为“中国第一国宝”的佛光寺,创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于唐武宗会昌五年灭佛时寺宇被毁。现存的佛光寺东大殿重建于唐大中十一年,距今1162年,寺内的唐代建筑、雕塑、壁画、题记被梁思成、林徽因誉为“四绝”。

这四绝之中,尽管唐代建筑、雕塑、题记在国内寥若星辰,但毕竟可以找到同类。而唐代寺观壁画,却只有佛光寺一寺留存,茕茕孑立,为世间孤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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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莫高窟第61窟壁画《五台山全图》描绘的大佛光之寺

大唐是中国古代最辉煌的时代,唐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光辉夺目,不仅诗歌发展攀上巅峰,美术也步入昌隆。盛唐时期的绘画、雕塑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据着绝对重要的地位。

随着佛教的繁荣,唐代的寺观壁画皆规模宏伟,色彩富丽,艺术水平大大超越往代。据《历代名画论》《两京耆旧传》和《记两京外州寺观壁画》记载,当时绘制寺观壁画的著名画师有八十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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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传吴道子《八十七神仙卷》局部

仅吴道子一人,在两京的寺观作壁画300余堵,吴道子的宗教壁画,不仅在当时就已成为一种格式,对宋元壁画也产生了里程碑式的影响;而周昉所创的《水月观音》、尉迟乙僧的宗教壁画,都对中国壁画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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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壁画里的《水月观音》周家样

在两京寺观壁画的影响下,全国各地寺庙纷纷仿照两京寺庙壁画的粉本请画师画壁。可惜经过一千多年的风云变幻,这些名噪一时的壁画早已荡然无存。特别是唐武宗的会昌法难,令皇皇大唐寺庙几近毁绝,反而成就了大中年间重建的佛光寺东大殿壁画,使其成为大唐寺观壁画最后的吉光片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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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历代名画论》、《寺塔记》以及《图画见闻志》等唐、宋时的绘画史籍记载,唐代佛寺多有壁画。

大唐两京的佛寺是唐代绘画与雕塑艺术最主要的集中地,一如西方的大教堂,融建筑、绘画、雕刻于一身。唐长安城几乎所有著名寺观皆有大量壁画塑像充斥其间,且大都出自隋唐第一流的艺术家之手。如果在开元时的长安里坊寺观之间流连,唐代名家绘画俯拾皆是。但今天这些画作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我们只能用唐代名家的存世画作作为配图,与时空家国的读者,一起遥想当年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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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道子《天王送子图》局部

以唐长安城平康坊的菩提寺为例。相传菩提寺的住持会觉上人曾酿酒百石,引得嗜酒如命的吴道子留下诸多杰作,使得该寺堪称吴道子的专题美术馆。该寺大殿内东、西、北壁皆有吴道子壁画,东壁所绘《菩萨》“转目视人”。在寺内食堂前东壁上,有吴道子所绘《智度论色偈变图》,“笔迹遒劲,如磔鬼神毛发”;又有《礼骨仙人图》“天衣飞扬,满壁风动”。

平康坊中的万安观,原为玄宗之女永穆公主宅,后公主出家,舍宅为观,其内公主影堂东北小院有大画家李昭道所绘《山水》。李昭道与其父李思训同为唐代著名画家,世称大李将军和小李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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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昭道《明皇幸蜀图》

在道政坊的宝应寺,原为王维之弟门下省侍郎王缙宅,后舍宅为寺,内多大画家韩干的白描画,佛殿东西壁二菩萨皆韩干作品。院南门外韩干绘《侧坐毗沙门天王》,西南院小堂北壁有张璪绘《山水》,西塔院有边鸾绘《牡丹》。韩干年轻学画时曾受到王缙资助,故成名后为此寺绘制许多杰作、韩干以画马著称于世,有杰作《照夜白图》等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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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干《照夜白图》

据《历代名画记》《寺塔记》所载,长安拥有名家绘画之寺观不下数十座,而佚名画家之作品估计遍布每个里坊的寺观之中。因此,长安的善男信女们足不出坊,即可在各自居住的坊间寺观进行礼佛、拜神等宗教活动,并且顺便欣赏当时最杰出的绘画与雕塑,何其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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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寺作为五台山名刹,又是京都女弟子宁公遇布施重建,便可推测当时主殿四壁都是绘有壁画的。但后来因历代修葺檐墙,明代曾依壁塑造五百罗汉像,致使殿内壁画大部分被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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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殿佛坛之上供奉的宁公遇等身像

佛光寺东大殿现存的唐代壁画有七处,共61.68平米。绘制在殿内拱眼壁上和明间佛座背面壁画,是其中的精品。

拱眼壁是两个柱头斗拱之间的空档。东大殿拱眼壁长度为4.5米,高度为0.69米。前两梢间拱眼壁外侧绘的是绿色卷草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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栱眼壁绿色卷草纹壁画

前檐北次间拱眼壁外侧绘《阿弥陀佛说法图》,其左右两侧分别为观音、大势至二菩萨,呈现“西方三圣”的陈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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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弥陀佛说法图》(整体)

壁画构图分为三组,中间一组表现阿弥陀佛说法场面。阿弥陀佛身披袈裟,袒胸腹,露右臂,结跏趺坐于仰覆莲佛座上,双手交合,静谧慈祥。佛身后身光、头光俱全,其右侧立胁侍菩萨3尊,左侧立胁侍菩萨2尊,花髻缀头,项佩璎珞,身着青绿色衣裙,身姿微曲,飘带自双肩下垂,或两手捧物,或双手合十,或结“吉祥式”手印,均有头光。莲花座正前方绘博山香炉1只,香炉两侧绘供养菩萨各1尊,手执莲花半蹲于莲花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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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弥陀佛说法图》中间部分

左右两组以观世音和大势至菩萨为中心,由胁侍菩萨、天王、飞天等相伴护持,作赴会行状,场面壮阔,人物众多。观世音、大势至二菩萨像顶部为腾云的飞天和祥云,祥云内端坐众菩萨及弟子。观世音菩萨两侧绘胁侍菩萨5尊,前方绘持花天女2尊,后部绘护持天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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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弥陀佛说法图》左边部分

大势至菩萨像两侧绘胁侍菩萨像8尊、供养菩萨像和听经菩萨像3尊,前为高扬龙幡的天人像,后为身穿高冠广袍的诸官拜辞菩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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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弥陀佛说法图》右边部分

由于年深日久,且太阳直射,整组壁画漫漶不清,绘画时施用的铅粉已经变为铁青色,青、绿色不再艳丽而趋于浅淡,但仍能体现构图敷色的笔法技巧,其风格及色泽与敦煌石窟现存唐代壁画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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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迦牟尼佛座背面壁画《镇妖图》(整体)

释迦摩尼佛佛座背面壁画是1964年拆除堵塞泥壁后发现的,由于此处光线幽暗,很难被人注意,所以历代装饰佛坛和彩塑时均未及此。又由于被土坯墙封护,发现时色泽如新,完整地保留了唐画原貌。

画上绘有天王、天女、神官、鬼怪妖猴、神龙等,俗称《镇妖图》,高0.35米,长1米,虽然面积不大,但画面清晰生动,色泽如新,保存完好,是除敦煌之外早期寺观壁画的仅存之物,异常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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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妖图》左侧

壁画由左、中、右三部分组成。左侧为毗沙门天王,头戴金盔,身披甲冑,持利剑前奔,眉峰高耸,怒目圆睁,嘴唇眦裂英武勇猛,突出的肌肉、强健的体魄更显雄猛无比的气势。其下部绘二鬼怪,赤身露体,面目狰狞,鼓筋张臂。侧面绘一站立的女子,手托一香,眉清目秀,双髻高梳,发际簪花,宽袖长衣带飘逸,衣纹流畅,为典型的唐代仕女装。右手掌心托一花朵,左手托一香孟,孟内燃香,烟气袅袅,似呈惊恐之状,整体色调简朴淡雅,线条流畅飘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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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妖图》中部

中部为镇妖图,绘有一个神官,头戴噗巾,身穿翻领貂皮长袍,须眉直竖,双目圆睁,手擒驯服妖猴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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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妖图》右侧

右侧为手执长杵之神官,上身袒露,腰系貂皮裙,头披长发,青面獠牙,赤足向左,作追妖状。一位小妖赤身裸体,惶恐万状,跌倒在地。右上角绘一三爪神龙,张牙舞爪。

此外,殿内北内槽前间状眼壁外侧绘3排58尊诸苦萨像,后间棋眼壁外侧绘3排55尊诸菩萨像;南内槽前间棋眼壁外侧绘4排78尊诸菩萨像,后间棋眼壁外侧绘4排74尊诸普萨像,后槽北梢间眼壁外侧绘4排102尊诸菩萨像,南梢间棋眼壁外侧绘3排65尊诸菩萨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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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菩萨像》局部

这些普萨像总计432尊,海会云集而,齐聚于此,高度在0.33~035米之间,大多头戴花冠而身穿长衣,肩部绘帔巾飘带,身后绘头光罩顶,足履祥云,由于太阳光线不能直射于画面壁画色彩丰富,靓丽鲜艳。

在北次间内槽后墙外侧墙壁上绘有壁画,内容为线描菩萨像,画面四周残缺,现能看到完整的菩萨像8尊,分上下两排,每排4尊,各菩萨面相丰满,线条简洁流畅。壁画画面采用粗细二层黄土泥抹成,底层粗泥内掺麦秸作拉筋,压抹牢固,与北魏、北齐做法相同。第二层则用麻筋细泥涂于壁面压平抹光后在上作画。在色彩设置上,以朱砂、石绿、土黄为主,有唐画“焦墨淡彩”之风,脸和胡须绘制笔法尚存汉画之遗风,人物衣着线条飘逸流畅,有“衣带当风”之笔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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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描菩萨》

天女面频上的红色向四面渐趋晕散,正如展子虔“画人物描法甚细,随以色晕开”川的技法一样。在表现人体轮廓和衣纹时,以朱红、土黄色进行晕染,既强调了传统勾线特点,又增加了衣纹线条的流畅感与立体感。所有这些技法与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相仿。

如今,大唐两京的寺观已不复存在,那些名家笔下绘就的壁画均已湮灭。只有远离都市繁华的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历经千年风霜,孤独地伫立于斯,使我们得以在千年之后,借着这最后的吉光片羽,遥想当日之盛况。

之所以说这几幅壁画是大唐寺观壁画最后的吉光片羽,是因为与公元七八世纪间的两京佛寺的艺术水准比,佛光寺东大殿的唐代壁画数量不多,篇幅不大,不能代表唐代壁画艺术的全貌,但已然是国内绝无仅有的唐代寺观壁画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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