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肆虐之后，全国各地的捐款活动也是如火如荼的展开，很多明星的捐款数额多寡也成为了键盘侠的

挑战话题，韩红捐款事件也是一波三折，其中有一个过气的明星捐款又引来一阵不大不小的风波，他捐的不是现金，而是捐了很多大米：二万斤。

他就是被网友制作成表情包的明星——周杰。

当然让他再次引发关注的问题并不是他捐了很多大米，而是他发布了捐大米的消息之后的23天里，他的大米还在自己的仓库里，仍然没有捐出去。许多键盘侠又开始臆想，周杰是不是假捐。之后周杰发布微博解释了这件事。

当然，今天我在这里讨论的不是捐款的问题，我是由周杰的"大米"风波联想到在大明朝也有一件事情和"大米"紧密相关。

周杰是捐"大米"，而明朝是罚"大米"。

要说起罚米制度，得先说一下"赎罪"制度。

赎罪制度由来已久，自《尚书》记载始，历秦汉魏晋至隋，至唐进一步法律化，经宋元至明代，赎罪规定更为详尽。《明史刑法志》称明代"赎法比历代特详"，赎罪制度广泛适用于明代。

其中明代赎罪制度中重要一款就是：罚米赎罪

明代赎罪制度发端洪武大帝朱元璋，至于为什么要实行赎罪制度，史料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工部尚书王肃坐法当笞，太祖（朱元璋）曰："六卿贵重，不宜以细故辱。命以俸赎罪。"

老朱说，朝廷官员身份尊贵，就算犯错了，不应该用棍子揍他的屁股，咱们改成罚俸赎罪吧！

天哪，这是洪武大帝吗？他竟然能说出这番宽厚的话来，还是那个剥皮萱草的霸道总裁吗？

但是历史书上明明白白就是这样记载的，洪武三十年定赎罪制度，"凡内外官吏，犯笞杖者记过，徒流迁徒者"，也就是说五刑之中除了死刑之外，笞杖徒流这四种刑法都准许赎罪，赎罪制度也肇于此。

甚至到了洪武三十年，赎罪制度也行用于死囚，规定:犯死罪者纳运米"一百石"。明代的一石约等于120斤，一百石也就是12000斤，也就是6吨的米。

这种车装满大约就是6吨的大米，一车米换来一条命也是值了。

永乐三年定"徒罪三年60石，二年半50石二年井迁徒者45石，一年半35石，一年30石；杖罪90、100俱25石，60至80，20石；笞罪10石。"

当时还规定犯罪者自运到北京官仓纳米赎罪，宣德皇帝二年改为"杂犯死罪以下，各自备米于南京仓上纳赎罪"。判死罪的那家伙想想也是可怜，要把6吨粮食运到南京或者北京，是不是还不如死了呢！

其后诸帝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永乐三年所定罚米石数。尽管纳米石数不断变动，且在纳米赎罪外尚有纳铜、纳钞、纳银等形式，纳罚的内容主要是取决于各个时期的需要，也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紧密相关。但纳米赎罪自始至终是明代赎罪制度中重要的形式。

明代赎罪的范围相当广泛，适用于官吏军民各色人等。对统治者而言，纳米赎罪实质上就是统治者对犯罪者罚米，减轻刑罚，同时将罚获之米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补充。对犯罪者而言，则可以通过缴纳一定数量的米减免部分罪刑，双方互惠互利。统治者既达到了对犯罪者的惩罚，又体现了统治者为政的宽容。从某种程度上说，赎罪制度制定的出发点是好的，对犯罪者、统治者不无裨益起到缓解社会矛盾的作用。但一项良好制度的实施，依赖于人而得以实现，在"人治"为主的社会，人的因素尤为重要，因此，到了正德皇帝朱厚照的时候，冒出一个大太监刘瑾，刘瑾擅权专恣，罚米制度被他滥用到极致。

刘瑾专权是明代宦官专权的重要阶段。刘瑾专权期间对明代的制度多有变乱，主要有：一、创设内行厂，这是继东西厂后又一个臭名昭著的宦官特务机构，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二、滥用重枷法，不少官员冤死于此种酷刑下。三、把持批红权，取代明武宗行使皇权另外，刘瑾滥用廷杖、罚米法等任意处罚官员，打击忠良。

刘瑾专权时，明代罚米赎罪达到了顶峰时期，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明弘治年间，国库亏空，财政吃紧。边陲虏患不绝，储蓄缺乏、饷银不济，又灾荒连连。通过罚米，补充国帑。

比如当时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一清出任陕西管理马政，杨一清上奏管理马政费用不够。

弘治帝批复"查文兵部奏发马价，并马政、茶法衙门有行赎罪、赃罚、纸价银两，置办物料，"

弘治帝在另一份奏折还批示"合无通行陕西司、府、卫、州、县大小问刑衙站，今二经问人犯赎罪

通过这些奏折，可见当时边境窘困，为解燃眉之急，朝廷釆取了各种措施，其中明确准许犯罪者纳米赎罪，并作出了具体规定。

正德帝即位后，边陲窘况丝毫未改观，反有加强趋势。荒唐的正德帝一方面大婚在即，另一方面又要吃喝玩乐，在内外交困下，刘瑾专权后采取了两项重大措施。

第一要盘查全国仓库，凡是仓储不足定额的责令各级官员设法补足。

第二是大肆行用罚米法。罚米法又与清查全国仓储有密切关系。刘瑾往往以仓储亏损为由，责令官员罚米填补。

正德初年，刘瑾清查陕西延绥仓库，他以"延绥仓储亏损"为理由，罚主政官员陈寿"米二千三百石、布千五百匹" 。并且还以"延绥仓储糜烂"为由， 罚官员熊绣 " 米五百石" ，最后责罚熊绣自己运输罚米到边境。

从国家财政紧缺方面来说，罚米法在正德年间频频行用，有客观形势合理需要的一面。罚米法是在正德帝允许下施用的，但又与刘瑾专权有密不可分的关联。

其二，刘瑾用罚米法作为达到专权的手段之一。从这个层面而言，罚米赎罪的本意丧失殆尽，罚米法被滥用，变成刘瑾排除异己、打击忠良的有力工具。刘瑾滥用罚米法的打击面很宽，官员动辄被责罚米。

《明史刘瑾传》记载:"尝忤瑾者，皆擿发(罚米)输边"。刘瑾靠着罚米主要达到了这些功效：

打击正直朝臣

刘瑾权势炙手可热之际，朝中一些奴颜媚骨者，为保官位不惜丢弃尊严，巴结刘瑾，丑态百岀，出现"朝贵争赂遗"刘瑾的情状。如吏部尚书焦芳、刘宇等人都先后成为阉党焦芳私交刘瑾，得以入阁。刘宇为保官位及让其子做官，一次贿赂刘瑾白银一万两，而且让儿子拜瑾为父。刘宇首开以巨额财物贿赂刘瑾的恶例，后党附刘瑾者皆以巨资贿瑾。这大大刺激了刘瑾的权欲贪欲，致使刘瑾公开向官员索贿。然正直不阿之士并不以刘瑾权倾天下而附瑾，他们耻与刘瑾辈为伍，如户部尚书顾佐、左副都御史杨一情、刘瑾同乡雍泰等。因此，刘瑾对这些不附己的官员，摘寻小错罚米。

有一位吏部尚书韩文，他每次退朝，与属下谈到刘瑾恶行，都声泪俱下。户部郎中李梦阳对韩文说，您是国家重臣，看到国事如此，哭有什么用？您应该出面，与其他重臣一起向皇上谏言，将其铲除才是。"

韩文于是与其他重臣联系好，上疏痛斥刘瑾的恶行，请求正德帝不要玩物丧志，刘瑾等人也是非常害怕，跑到正德帝面前痛哭不已。正德帝心一软，不仅饶了他们，还让他们分掌宫中要职。

韩文由此得罪刘瑾，不久被诬陷落职，列入奸党。韩文返乡时，只乘坐一轿子，随身一车行李，别无他物。刘瑾仍不解恨，又捏造罪名把韩文逮捕，打入诏狱（由皇帝直接掌管的监狱，即臭名昭著的锦衣卫监狱）。

数月后，韩文才得以释放，被罚米千石，最终使得"家业荡然"。

控制言路

台谏之臣本负有纠过之责，上至皇帝，下至大小官员凡不合国家制度，违悖伦理道德者，台谏官员皆要弹奏。刘瑾用事时"尤恶谏官，将台谏之臣控制在手，故此时台谏之臣基本不起作用。但毕竟有正直朝臣就刘瑾专权纷纷谏言。

刘瑾、马永成等八名太监被人称作"八虎"，刘瑾更是自封九千岁，天天诱导皇帝淫乐嬉游，朝廷诏令多被阻碍不能实施。严肃正直的内阁首辅刘健多次阻止武宗嬉游，规劝他要专心治理朝政，还上疏揭露刘谨、"八虎"的罪状，要求严惩这些奸恶。刘健见皇上置若罔闻，根本不听他的意见，只好以退休来抗争。武宗一气之下，竟批准了刘健和另一辅臣谢迁的退休申请，使内阁大权更加名正言顺地落入刘瑾手中。当时任南京户科给事中的戴铣，于是上奏皇上，要求把刘健、谢迁等内阁老臣请回来，并指名道姓公开弹劾宦官刘瑾。

戴铣说，大学士刘健等三人接受先帝的旨令辅佐陛下，即使有罪，也应宽宥，不容轻动，何况他们没有罪。武宗怎能听得进如此逆耳的意见，刘瑾更是恼羞成怒，竟将戴铣除去功名，廷杖后投入监狱，兵部主事王守仁上疏援救戴铣，也遭刘谨陷害。

还是那个陕西延绥主政官员陈寿，现在已是给事中，得知消息后，冒死上书皇帝愿以身相保。刘瑾得知后大怒，下令免除陈寿的二品官职，革除俸禄，并罚米2300石、布1500匹。

陈寿平时清廉不取，除去俸禄外，一无所有，被命罚米布，贫苦不能偿，只好上书自诉，刘瑾也知道他的清贫，只好免除对他的物质惩罚。

还有一位官员吏科都给事中王承裕，他上疏请求武宗皇帝进用君子、斥退小人，因此冒犯了刘瑾，罚王承裕出粟300石，输送边疆。正德三年，父亲去世，王承裕回家守孝。孝满时，刘瑾已经伏诛，遂以原官迁太仆寺少卿，后为太仆寺卿，调南京太常寺卿。

由此可看出刘瑾把控言路之一斑。

索贿不成，存心报复

刘瑾除贪赃枉法获取不义之财，还公然索贿朝臣，如果不得，刘瑾就寻机报复。

明朝有个官员叫做冒政，他以御史身份，巡抚宁夏，指导、检察工作，发现武器、马匹、粮食储备不足，立刻转奏朝廷，朝廷指示户部和兵部，向宁夏调运粮食，给银购买军需。冒政指示军营"无事暂听安居生理"，"有警即时征调起行"，冒政还制定了军队复员、换防、增设黑山营防计划。但仅工作四个月，就祸从天降，冒政被押入天牢。为什么这样优秀官员会突然获罪呢？

原来是他没有向刘瑾行贿，当时潜规则是各地官员进京、升迁等事，都要向他行贿，谓之"见面礼"，少则白银千两，多则万两。

可是冒政上任后无一文见面礼，刘瑾见他不买账，恨之入骨说：巡抚宁夏非冒政不可？难道他就不贪分毫？于是，就派人去辽阳查账，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刘瑾终于在辽阳查出一个"贪官"，就借口冒政曾分守辽阳，必有瓜葛，将他逮捕下狱。刘瑾"觊贿不得，遂假辽东事逮之，罚米至三千石"。刘瑾罚米3000石，对于清廉的冒政来说是天文数字，辽阳的都督、指挥、千户、镇抚等官员说：冒公守我土，一尘不染，如今罗难，我们怎能坐视不管？纷纷解囊捐出粮食三千石，总算保出冒政， 正德五年瑾诛后，冒政才官复原职致仕。

干预有司正常职能

刘瑾专权期间全方位干预国家政事，盘查天下仓储，遣派中官四出监军采税，干预有司正常职能。

谢迁像

太子太傅谢迁认为乘皇帝年幼，独揽大权，排斥忠良，多次向皇上陈述已见，但都遭到拒绝。直到要求诛杀刘瑾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刘瑾由此怀恨不已，正德四年刘瑾借口浙江推举的德才兼备的人，如余姚人周礼、徐子元、许龙，徐文颜都是谢迁的同乡，而草拟的诏书又出自内阁首辅、谢迁的好友刘健之手，胡说余姚隐士这么多，肯定徇私勾结，互相拉扯。企图以此作为谢迁、刘健的罪状。最后周礼、徐子元等四人戍边，受牵连者一十九人则以罚米。最后朝廷下令：从此余姚人不得入选京官，只能派作县令。

刘瑾专权期间绝大多数官员都被罚米，《明武宗实录》中确切记载了正德三年九月一百四十余人的罚米数字，有资料统计了罚米一览表：

输大同1000石，1人；500石，9人；300石，1 人。

输宣府500石，16人；300石，4人200石，6人；100石，68人；30石，1人。

输宣大二府300，34人；200石，17人。

输松潘300石，1人。

这次罚米中出现一个令人奇怪的罚米数据30石，此人是正是大名鼎鼎的复古派领袖李梦阳。

李梦阳因为替户部尚书韩文出过主意并代他写过弹劾刘瑾的奏章，被勒令致仕。第二年又被刘瑾借故逮捕入狱，危在旦夕。许多想救李梦阳的人都无计可施。

唯有一人——陕西状元康海，也是明代著名文学家，才气横溢而又狂放不羁，如果他出面便可以救李梦阳。因为刘瑾也是陕西人，与康海有同乡之谊，他总想将康招致门下作为装点，但没有成功。刘瑾多次登门拜访，指望康海会来回拜，可是康海老是瞅他不在家时去答礼。两人关系只在不即不离的状态中。

在紧急关头，李梦阳于是求助于康海。

康海登门求见刘瑾。刘瑾焚香鸣炮请其上座。康海与刘瑾虚与委蛇，把酒言欢，痛饮直到次日天明才告辞回去。

李梦阳果然被释放了，只是象征性的罚米30石而已，但康海从此脱不开与刘瑾的关系。正德五年刘瑾垮台，康海也被划入"刘党"而削职为民。然而，他从不跟人辩白他接近刘瑾的原因。

明代赎罪制度建立的本意是以"济法之太重"，减轻犯罪者的罪刑。而刘瑾专权却利用固有制度反其道而行之，曲用、滥用赎罪制度。罚米法的施行虽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国需，但同时又是刘瑾打击正直朝臣的手段之一。不过，与后来魏忠贤专权对朝臣残酷的迫害相比，刘瑾的以罚代刑毕竟要温和得多。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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