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到中國已經四十七年了。延安時期的戎馬生活，使我真正懂得了人生的意義，決定了我一生道路的選擇，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
我原生長在美國紐約州水牛城一個工人的家庭，二十三歲獲得醫學博士學位時，為了考察在東方流行的一種熱帶病，來到了上海，那正是中國人民內憂外患，災難深重的一九三三年。原來計劃只在中國呆一年，可是“冒險家樂園”的上海那種奇形的繁榮和不可言的黑暗，卻驅使我把考察熱帶病的興致轉移到考察中國的社會上來。
一九三五年底，中央紅軍勝利結束長征到達陝北，從延安突然傳來一個振奮人心的喜訊，黨中央要邀請一位外國新聞記者和一名醫生去陝北，實地考察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和邊區的情況，這對我來說，夢寐以求的機緣來到了，於是我和斯諾一起，經宋慶齡先生和新西蘭朋友路易・艾黎的介紹，離開上海西行，穿過層層封鎖線，歷盡艱辛，到達延安。
毛澤東與馬海德在延安
當時確實使我感到延安是一個神奇的嶄新世界，邊區在國民黨胡宗南幾十萬大軍的封鎖包圍下，一針一線都受到禁運，生活是嚴峻的，而延安的人每天除了緊張的工作和學習外，還要開荒種地,打柴和挖窯洞，自己洗衣服、打草鞋、縫補衣被等,雖然物質生活艱苦，但大家出於共同的信念和理想，都生活得非常快樂。人們在工作、學習和生產勞動之餘，都踴躍參加各種體育鍛煉，這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那時開展的體育運動項目很多，我見到的籃球、排球、乒乓球、田徑、作集體操、舉重、游泳、爬山、滑冰等，這裡竟然能打上網球，是我們未曾想到的事。軍事體育項目有擲手榴彈、耍大刀、賽馬等。
每天，當太陽從東方升起，戰士、學生、工人和機關幹部都成群結隊的跑步、作集體操。
午間，籃、排球場上總有排成長龍似的隊伍，大家輪流換班打球，球場周圍站滿了觀眾，很自然地形成“啦啦隊”來助威。夕陽西下，吃過晚飯後，山坡溝渠和延河兩岸就更熱鬧了，球場上、空地上都是鍛鍊的人群，還有許多人民在跳集體舞，作集體遊戲。
當時體育設備只能因地制宜，因陋就簡，自己動手修建球場和製作器材，在空地上樹一根木樁，釘塊木板安上鐵圈就是藍球架了，自己動手用麻繩結織球網；用磚和土坯修砌跳馬；用木棍作單槓；木板下面釘上鐵條，上面繫著繩子就成了冰鞋；牛羊皮內裝著棉線或鬃毛包縫起來就是球······
夏季延河是天然的游泳場，清涼山西邊有一塊突出的石崖，離水面約三米高，成了練習跳水的跳臺，到了冰封的冬季，延河又成了天然的溜冰場。
朱總司令喜歡和同志們一塊打球。他乒乓球打得很好，籃球打個“不厭”。但終究年過半百，當時也許已有五十三、四了，跑動得不那麼快。廖承志和朱光（前廣州市市長）球打得好。我和斯諾等人也組成一個球隊與他們比賽，我們年紀雖輕，但體力弱，技術差，常常被打敗。
很多學校都提倡賽馬，積極倡導者之一是賀龍將軍。他從第二方面軍來到西北後，帶來好幾匹南方馬，這些馬比北方馬矮小。賀龍騎馬技術很高明。和我第一次見面就要同我比賽，我推辭說：“不會騎”。賀龍說：“不要緊。”結果比賽時，我從馬背上摔下來了。
在延安，出門就要走路、爬山，到抗大、黨校聽報告要爬山，開會也要爬山。有時組織群眾性的爬山活動看誰先爬上制高點。我們醫務工作者從實際出發抬著擔架爬，這對我們的專業工作帶來好處，日後拾擔架不那麼費勁，歇下腳來還能處理傷病員。
打獵，特別是打野雞，朱德、任弼時、葉劍英、楊尚昆等同志都是積極分子。他們用得是土槍，並進行比賽，看誰打得多，要求打天上飛的，不打地上走的，這就可以練習槍法，還可以改善生活。
任弼時打獵照片
舉重，即舉石頭，大小重量形狀不ー。在中央鑿一窟窿，安裝上木柄，用一隻手提舉，可以鍛鍊臂力。這種活動也極為普遍。
耍大刀，軍隊訓練時有這門課，然後像滾雪球一樣，由軍人作教練，把民兵、老百姓組織起來，成了全區的運動。以後還組織這項目在運動會上進行比賽。
在魯迅藝術學院、王家坪、楊家嶺、邊區政府、衛生學校禮堂常常舉行周未晚會。毛澤東、朱徳、周恩來、葉劍英等同志經常參加。葉劍英同志還幫助樂隊伴奏，大部分奏得是廣東音樂。
體育活動目的性很明確，不是為體育而體育，而是鍛鍊身體、備戰、娛樂三者相結合。
毛主席和馬海德打乒乓球
此外，我們也把體育與醫療結合起來治療一些慢性病。毛澤東常期住窯洞，曬太陽很少，由於潮溼患肩關節炎，手抬不起來，就要求他種點菜，參加少量體力勞動，多散步，打乒乓球，擲一種體操用的瓶狀棒，收到了較好的療效。周恩來騎馬把手臂摔斷了，形成了粉碎性骨折，無法開刀根治。我們要求他經常練習瓶狀棒，他配合得很好，堅持了好幾個月。後來手臂雖然不能伸直，但生活上能自己料理。
正由於延安精神施加給我們的影響和教育，哺育了我這個外國血統的中國人，為了更好地接近邊區人民，我把自己原來的美國名字喬治・海德姆，改成了中國名字馬海德，也就是說，在保留美國姓的前頭又加上了一個邊區回族同胞的姓氏中較多的“馬”姓，以表示我對中國人民的感情和為他們的事業奮鬥終身的決心。
（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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