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看似只是一种工具，其实它是我们灵魂的解释者，它给我们的意愿和思想留有一个交流的空间，它的魅力塑造了个体的美丽。
谈及到语言，不免让我们想到这位中国超牛的老人，是他的缔造拉近了人与人的信任，国家的日益强大，在浮华乱世中，才得以使我国的文化撒到全世界的角落并播下了奇妙的种子。在这行色匆匆的时代，让我们停下来缅怀这位伟人吧！
思想的外衣——启蒙
1906年1月13日，周有光出生于江苏常州，曾祖父曾任职清朝云骑尉，家道颇为显赫。咸丰年间，常州失守，太平军攻陷，曾祖父一气之下投水身亡。十二岁候，周有光家道中落，只能依靠父亲教书维持生计，过着捉襟见肘的日子。
当时周有光就读于常州高级中学，当时学校提倡学生讲国语和写白话文，可是老师和同学仍然使用方言沟通，就连文章要求还是写古文，这对于当时的周有光来说百思不得其解，不过幸好有一位思想奇特的老师启蒙了他，
并大量宣传白话文，给他带来了对新事物的认知。 1923年他不负众望，凭借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可入学后发现学生只讲英文，不过好在有打字机，沟通起来也是方便。周有光突然意识到为什么中文没有打字机，也没有中文拼音，而他们国家却有很完善的体制。在一次课堂上接触到拉丁文，周有光更是思来想去，我国人口众多，地方语言差异化明显，造成了很大的沟通障碍。于是，兴起了他对文字改革的使命，在主修经济学的同时，毅然决然的学习研究语言专业。
大学毕业后，同学各奔东西，可他心中的使命驱使着他，这远远不够，于是选择飘洋过海赴日本留学。就在他学业有成，凯旋归来的时候，命运狠狠的给了他一耳光，此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尸横遍野，残垣断壁。周有光不禁感叹，一腔热血的抱负，何时才能得以施展，一时无奈之下，带着妻儿颠沛流离。
1945年，抗战胜利，硝烟散去，上海的经济业 逐渐恢复，他回到新华银行工作，被派送纽约华尔街任职，待了3年多，生活总算平定下来了。有一天，一个朋友对他说：“爱因斯坦现在很闲，想找个人来陪他聊家常，你想不想去？”周有光听罢，必须得去！于是梳妆打扮，精神满腹的去拜访。
只见他温文尔雅很绅士的推开门，
却看见爱因斯坦的穿着不修边幅，就像是见了老友一样，丝毫没有架势。谈话间，周有光正襟危坐，爱因斯坦对他说：“一个人活了60岁，工作了13年，除去吃饭睡觉的时间，还有17年的业余时间，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周有光听了这一席话，如梦初醒。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他都在利用业余的时间，不浪费每分每秒去钻研语言学，已然不是当初那个空有热血，使命未遂的周有光了。事业上惊天动地，却时常深思熟虑
在纽约期间，周有光与作家老舍，学者罗常培等人相谈甚欢，时常聊起关于对中国语言方面的看法，老舍更是对他赞赏有加。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举国同庆。周有光听到这个消息，辞掉了在美国的高薪工作，奔向祖国。他继续在银行工作，同时担任复旦大学的经济学讲师，并与其他经济学家创办了《经济周报》。然而命运又是这般冷血，恰逢又碰上工资改革，从他一百元的薪水降至到20%，踌躇满志的他二话不说，依然埋头苦干，业余时间经常撰写与文字改革相关的文章发给报刊，显然这颗种子已经在他心里根深蒂固了。
夏虫不语冰，井蛙不语海。1955年，终于迎来了总理的亲自致电邀请，希望他能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并全权由他指挥。起初，周有光犹豫，怕难负重任就婉拒了。一番斟酌后，他主动致电总理坦然接受了，愿意为国家文学事业献出一份力量。
周有光此时已年过半百，这个重任对他来说是莫大的考验，虽说在平时的语言学积累中有所造诣，但这远远不及他想要的结果，
不免黯然神伤，但在众人面前一直精神抖擞，本来业余时间已经很充实了，现在睡觉的时间也腾出来了，为的是能成功。就这样，功夫不负有心人。果不其然，这份事业上周有光做的惊天动地。在他的带领和安排下，三年的时间，从之前各抒己见的不断探索与发掘中，创立了一套汉语字母拼音系统，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赞扬。1979年至1982年，《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诞生，1988年《汉语拼音词汇》的出现，才有了今天我们使用26个字母拼音就能认识全部汉字的方便与快捷。
就像周老先生曾说：“理想是华夏民族的旗帜，前仆后继，亿万同风。”是啊，时常深思熟虑，忧国忧民的人，他的理想是散发着光芒的，他能谱写这语言的魅力，若不坚信与坚持，又岂能无憾呢。
九如巷的女人，是幸福的
她叫张允和，生在苏州九如巷的女人，她有三个姐妹，
个个都兰心蕙质，在这动荡的岁月里，都拥有了甜蜜的幸福，她也不例外，遇上了青果巷的周有光。大学时期，两人一见如故，情投意合，很快就走到了一起。周有光在爱情上并没有像事业上那么轰轰烈烈，相反更是平平淡淡，同心同德。有时候，周有光抱怨自己一无所有，怕配不上她，就写信说：“我这么穷，恐怕给不了你幸福。”张允和抿嘴一笑，心想这个傻子，就回信说：“幸福不是你给我，也不是我给你，是我们彼此携手去创造的。”就这样，1933年，两人结为夫妻，从抗战到解放，从建国到内乱，一路上风风雨雨，同甘共苦，至死不渝，70年以来的相濡以沫。
晚年生活的他们，更是闲情雅致。古有举案齐眉，他们乃是“举杯齐眉”。一日两次红茶，喝时都要先碰两次杯，一直延续到2002年，在那之后，就再也没有听到那个声音了。
张允和的离世，给周老先生带来沉重的打击，不过他并没因此颓废，而是把这份思念深深的埋藏起来，等到闲暇的时候，细细回味他们的时光。
已过期颐之年的他，仍然锲而不舍，把笔墨放在学习上，饱读诗书，依次出版了多部文学书籍：100岁《百岁新稿》、104岁《朝闻道集》、105岁《拾贝集》、108岁《周有光文集》、110岁时《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当被问及他的长寿秘诀时，周老笑称：“上帝太忙，把我给忘了！”
学到老，活到老。一具生锈的齿轮，只要他的核心在运作，尽管他112岁，也能自如的转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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