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一位在美國留學的中國學生從電視上看到前總統卡特為克林頓助選所發表的演講，大為詫異。為了指責共和黨12年執政期間“殺貧濟富”，卡特對美國貧富懸殊和社會不公的揭露比其他國家對美國的抨擊有過之而無不及，其所描繪的美國大城市貧民窟圖景堪比揭露資本主義早期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作品相提並論。
美國的影視作品也相當喜歡對美國政治冷嘲熱諷，樂於把從政者們塑造成心狠手辣的大壞蛋。前兩年熱火的美劇《紙牌屋》中，華盛頓充滿了謀殺、色情、謊言、收買、角鬥、欺騙、陰謀，貪婪狡詐的政治家在“民主”的外衣下爾虞我詐、欺騙民眾，為自己謀取利益和權力。
紙牌屋
對美國政治的“抹黑”如此之盛，乍一看還以為美國政治毫無希望，美國社會一塌糊塗，整個國家更是沒有前途。但換個角度來想，既然政府之“惡”不可避免，那就要時刻警惕著美國政府為非作歹、肆意妄為。在美國，以“民眾代言人”自居的新聞界扒糞揭醜、懲惡除奸、監督政府、警示兇險的傳統由來已久，正是這種政治文化的重要表現。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社會進入了所謂的“鍍金時代”，當時的美國經濟迅速發展，急劇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造成了各種社會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普利策倡導報紙進行揭露性報道，他說：“罪惡、卑鄙、腐敗最怕的就是報紙，因為任何法律、倫理、規章制度都無法和報紙相比。”由普利策擬定的“新聞揭醜”思想後來不但成了他本人發起成立的普利策新聞獎的“主旋律”，而且逐漸演變成了美國新聞報道觀念的主流話語。
“報刊應成為對行政、立法、司法起制衡作用的第四種權力”的主導觀念，加上“受眾是上帝，市場競爭和經濟收益永遠第一”的商業邏輯，無疑為美國大眾傳媒長期傾心各種負面報道提供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精神動力。於是，我們看到的美國媒體充斥著對諸如災害事件、暴力衝突、商界醜聞、政府腐敗等負面消息的報道。其中，尤以對政府的批評最為尖銳，無怪乎有人把美國媒體稱作“烏鴉嘴”。
扒糞者
難道美國政府就光捱罵不還嘴？難道政府官員就不懂得弄些正面報道來引導輿論、增加傳播影響力？美國政府一定這樣想過。不過，出於對政府控制輿論和壟斷信息的擔心，美國自建國之日起就不允許聯邦政府設立自己的宣傳機構，不允許任何政黨，不管是執政黨還是在野黨，創辦自己獨立的媒體。
雖然政府部門有“發言人”發佈“官方”正式認可的消息和決定，但是決定是否傳播這些消息以及如何傳播，還是隻能由非官方的民間媒體來做，美國政府本身沒有自己的電視、電臺、報紙。美國人民並不傻，何必讓政府花納稅人的錢，來“王婆賣瓜，自賣自誇”呢？
當然，美國政府也有自己的媒體，那就是“美國之音”。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時期，出於對外戰略的考慮，為了讓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瞭解美國的政策和觀點，美國人搞起了聲勢浩大的對外宣傳，以期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效果，這就是“美國之音”的由來。
CNN記者採訪白宮
不過，從1942年2月24日第一次廣播到現在用53種語言對外廣播，“美國之音”只能針對國外聽眾。對內的新聞傳播主導權還是在民間，也就是說，美國政府的“喉舌”只能去影響外國人，“干涉”別國的內政，不能影響美國人。
當然，美國政府尤其是軍方也有過主導輿論的做法和嘗試，只是結果相當失望。“9·11”以後，美國軍方一方面定時由“發言人”提供消息，一方面限制本國記者在戰場上的行動。為了配合美軍軍事行動，國防部成立了“戰略影響辦公室”，負責用飛機向作戰地區撤傳單等“宣傳”工作，必要時還要發佈些瞞天過海、忽悠敵軍的假消息。比如，如果美國打算在西面進攻，辦公室就“宣傳”美軍有可能向北面進攻的消息。
這樣的宣傳在戰時似乎沒什麼大驚小怪的，所謂“兵不厭詐”，古今中外都一樣。可是這個辦公室的職能被《紐約時報》披露後，輿論譁然，讀者質疑：反恐戰爭中美國國防部對外發布的消息，美國民眾如何來區別真假呢？如果你欺騙了敵人，那怎麼可能不欺騙美國民眾？這個矛盾國防部和白宮無法自圓其說。《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裡德曼諷刺說，阿拉伯人民連我們告訴他們的真話都不信，如果以為他們會相信我們的假話，這種念頭簡直是荒唐可笑。
結果是從《紐約時報》的披露到國防部解散這個辦公室，僅用了五天時間，一批文弱書生，就幹掉了五角大樓剛誕生的宣傳機器。所以，儘管美國媒體以負面報道為主調的風格常常會使受眾產生驚恐或者看客心理，或者對政治的厭惡、冷漠等心理，但很多美國人還是認為“負面”之風不吹，“美利堅”大廈根基難固。
普利策新聞獎
普利策獎是美國新聞界最高獎項。根據《普利策獎內幕》一書的統計，從1917年到1990年頒發的普利策獎中，約有40%屬於揭露性報道，另有40%屬於戰爭、犯罪、公民自由、種族關係、自然災害和國際方面的報道。這反映了美國的主流媒體一直是以揭露性和災難性事件為報道主體的，而其中政府官員往往充當不光彩的角色。
這些直指掌權者的新聞報道，讓社會時時保持對權力和政府的不信任感，豈不是可以讓真實世界的掌權者更加謹慎用權、如履薄冰？中國社科院前美國研究所所長資中筠先生對美國“逐醜揭黑”曾有過精彩的評論：由於人性的弱點，每個社會無法擺脫醜事的發生，但是，醜事能否成為人所皆知的“醜聞”，進而通過制度的建設，來減少醜事的概率，卻是衡量一個現代政府透明的程度、一個社會輿論監督力度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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