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一位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从电视上看到前总统卡特为克林顿助选所发表的演讲，大为诧异。为了指责共和党12年执政期间“杀贫济富”，卡特对美国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的揭露比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抨击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所描绘的美国大城市贫民窟图景堪比揭露资本主义早期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相提并论。
美国的影视作品也相当喜欢对美国政治冷嘲热讽，乐于把从政者们塑造成心狠手辣的大坏蛋。前两年热火的美剧《纸牌屋》中，华盛顿充满了谋杀、色情、谎言、收买、角斗、欺骗、阴谋，贪婪狡诈的政治家在“民主”的外衣下尔虞我诈、欺骗民众，为自己谋取利益和权力。
纸牌屋
对美国政治的“抹黑”如此之盛，乍一看还以为美国政治毫无希望，美国社会一塌糊涂，整个国家更是没有前途。但换个角度来想，既然政府之“恶”不可避免，那就要时刻警惕着美国政府为非作歹、肆意妄为。在美国，以“民众代言人”自居的新闻界扒粪揭丑、惩恶除奸、监督政府、警示凶险的传统由来已久，正是这种政治文化的重要表现。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进入了所谓的“镀金时代”，当时的美国经济迅速发展，急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造成了各种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普利策倡导报纸进行揭露性报道，他说：“罪恶、卑鄙、腐败最怕的就是报纸，因为任何法律、伦理、规章制度都无法和报纸相比。”由普利策拟定的“新闻揭丑”思想后来不但成了他本人发起成立的普利策新闻奖的“主旋律”，而且逐渐演变成了美国新闻报道观念的主流话语。
“报刊应成为对行政、立法、司法起制衡作用的第四种权力”的主导观念，加上“受众是上帝，市场竞争和经济收益永远第一”的商业逻辑，无疑为美国大众传媒长期倾心各种负面报道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动力。于是，我们看到的美国媒体充斥着对诸如灾害事件、暴力冲突、商界丑闻、政府腐败等负面消息的报道。其中，尤以对政府的批评最为尖锐，无怪乎有人把美国媒体称作“乌鸦嘴”。
扒粪者
难道美国政府就光挨骂不还嘴？难道政府官员就不懂得弄些正面报道来引导舆论、增加传播影响力？美国政府一定这样想过。不过，出于对政府控制舆论和垄断信息的担心，美国自建国之日起就不允许联邦政府设立自己的宣传机构，不允许任何政党，不管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创办自己独立的媒体。
虽然政府部门有“发言人”发布“官方”正式认可的消息和决定，但是决定是否传播这些消息以及如何传播，还是只能由非官方的民间媒体来做，美国政府本身没有自己的电视、电台、报纸。美国人民并不傻，何必让政府花纳税人的钱，来“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呢？
当然，美国政府也有自己的媒体，那就是“美国之音”。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出于对外战略的考虑，为了让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了解美国的政策和观点，美国人搞起了声势浩大的对外宣传，以期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这就是“美国之音”的由来。
CNN记者采访白宫
不过，从1942年2月24日第一次广播到现在用53种语言对外广播，“美国之音”只能针对国外听众。对内的新闻传播主导权还是在民间，也就是说，美国政府的“喉舌”只能去影响外国人，“干涉”别国的内政，不能影响美国人。
当然，美国政府尤其是军方也有过主导舆论的做法和尝试，只是结果相当失望。“9·11”以后，美国军方一方面定时由“发言人”提供消息，一方面限制本国记者在战场上的行动。为了配合美军军事行动，国防部成立了“战略影响办公室”，负责用飞机向作战地区撤传单等“宣传”工作，必要时还要发布些瞒天过海、忽悠敌军的假消息。比如，如果美国打算在西面进攻，办公室就“宣传”美军有可能向北面进攻的消息。
这样的宣传在战时似乎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所谓“兵不厌诈”，古今中外都一样。可是这个办公室的职能被《纽约时报》披露后，舆论哗然，读者质疑：反恐战争中美国国防部对外发布的消息，美国民众如何来区别真假呢？如果你欺骗了敌人，那怎么可能不欺骗美国民众？这个矛盾国防部和白宫无法自圆其说。《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讽刺说，阿拉伯人民连我们告诉他们的真话都不信，如果以为他们会相信我们的假话，这种念头简直是荒唐可笑。
结果是从《纽约时报》的披露到国防部解散这个办公室，仅用了五天时间，一批文弱书生，就干掉了五角大楼刚诞生的宣传机器。所以，尽管美国媒体以负面报道为主调的风格常常会使受众产生惊恐或者看客心理，或者对政治的厌恶、冷漠等心理，但很多美国人还是认为“负面”之风不吹，“美利坚”大厦根基难固。
普利策新闻奖
普利策奖是美国新闻界最高奖项。根据《普利策奖内幕》一书的统计，从1917年到1990年颁发的普利策奖中，约有40%属于揭露性报道，另有40%属于战争、犯罪、公民自由、种族关系、自然灾害和国际方面的报道。这反映了美国的主流媒体一直是以揭露性和灾难性事件为报道主体的，而其中政府官员往往充当不光彩的角色。
这些直指掌权者的新闻报道，让社会时时保持对权力和政府的不信任感，岂不是可以让真实世界的掌权者更加谨慎用权、如履薄冰？中国社科院前美国研究所所长资中筠先生对美国“逐丑揭黑”曾有过精彩的评论：由于人性的弱点，每个社会无法摆脱丑事的发生，但是，丑事能否成为人所皆知的“丑闻”，进而通过制度的建设，来减少丑事的概率，却是衡量一个现代政府透明的程度、一个社会舆论监督力度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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