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1月12日，中國土木工程學家、橋樑專家、工程教育家茅以升去世。這位93歲老人一生事業輝煌，為他送別的人很多，可讓人唏噓的是，骨肉至親只有小女兒茅玉麟一人為他送終，晚景十分淒涼。
茅以升膝下七個孩子，兒孫滿堂，枝葉茂盛。可最後怎麼會落得這個場景呢？這背後的原因還得從茅以升50歲那一年說起。
茅以升的人生轉折點
茅以升50歲那一年是1946年，俗話說，五十知天命。這一年是他人生中比較特殊的一年，事業上他主持設計、修建的錢塘江大橋，為阻止日軍進攻而自行炸燬的部分終於可以修復重建。也是在這一年，在上海遇到了小他30歲的年輕女子權桂雲。
認識權桂雲是茅以升人生的轉折點，這段婚外情是不倫的，我們可以比較一組數據，茅以升當年50歲，妻子戴傳蕙51歲，長子茅于越30歲，而權桂雲才剛滿20歲。即使放在如此開放的今天，也是難以讓人接受的。
自從見到這個年輕美麗、青春洋溢的姑娘後，茅以升春心蕩漾。茅以升總是找各種理由與她約會，權桂雲對這個足以可以做自己父親的男人也非常仰慕。一來二去，兩人水到渠成。
而此時的戴傳蕙，茅以升的妻子，卻一無所知，還在南京的家中打理家務，整理資料，照料孩子。與權桂雲同居後，茅以升對待妻子戴傳蕙和平常沒有區別，他對妻子一如既往的溫柔體貼，也正因為茅以升這樣，戴傳蕙對自己的婚姻非常滿意。她從來沒有擔心自己的婚姻會有危機。
可事與願違，這個“從來沒有擔心”的事情卻發生了。因為有著戴傳蕙對丈夫茅以升的深信不疑，他家裡家外兩邊穿插，茅以升平平安安地過著家外有家的生活，日子過得非常滋潤。這期間，權桂雲還為茅以升生下了女兒茅玉麟。可以說，如果不是茅以升後來自己坦白，戴傳蕙或許會永遠矇在鼓裡。
1950年，新中國剛剛解放，錢塘江大橋還在修復重建中，這時候新中國興起了“忠誠老實運動”，這個運動的宗旨就是批評與自我批評。在那種特殊的歷史背景下，茅以升迫於壓力向組織上交代了他的“資產階級腐朽生活”，徹底坦白了他與權桂雲同居及生有小孩的事實。
組織上坦白後，妻子及家裡人也是瞞不住的。茅以升非常擔心妻子的身體，戴傳蕙曾因自己建錢塘江大橋時，擔驚受怕患有抑鬱症，病情剛剛初愈。在這種情況下，她不能經受太大刺激。為了儘可能地減少出軌對妻子的刺激，茅以升以非常婉轉的方式向妻子做了坦白。
讓茅以升意想不到的是，戴傳蕙聽完後大驚失色，目瞪口呆，一言不發地呆坐著，一坐就是好幾個小時。無論茅以升如何勸導，她都沒有絲毫反應。
很顯然，戴傳蕙是被這突如其來的真相刺激到了。戴傳蕙非常愛茅以升，非常信任茅以升，她不能承受這晴天霹靂般事實真相，戴傳蕙對茅以升的付出，是常人難以想象的，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戴傳蕙為茅以升撐起了半邊天。
茅以升的“賢內助”戴傳蕙
茅以升與戴傳蕙結婚後，雖已生育兒女，茅以升卻一直未停止求學，甚至出國留學。這期間，家裡一切事務和孩子，自然全部落到了戴傳蕙身上。在後來的歲月裡，他們一共生育了六個孩子，因為茅以升工作繁忙，這六個孩子的撫育，全部是戴傳蕙一人承擔的。
同時，因為時局動盪不安和茅以升工作頻繁調動等原因，他們一直在不停奔波，過著漂泊不定的生活。1920年到1949年，29年中，他們可以說是走南闖北。不完全統計，他們搬遷過的住處就有唐山、南京、北京、天津、鎮江、杭州、長沙、桂林、平越、重慶、上海等27處。每次搬家，牽涉到很多具體細節，租房退房，購添傢俱，重砌爐灶等等諸多事務，以及6個孩子的退學轉學等事宜，事無鉅細，全部由戴傳蕙一人操持、一人打點。
戴傳蕙出生於書香門第，讀過詩書、氣質過人，除了日常家務打理外，戴傳蕙會幫助茅以升收發信件、整理文件、接待來訪客人，每次茅以升回家時，總能看見桌上整整齊齊的報刊、文件、書信以至電話內容的小條子，有條不紊，為此，他還曾多次讚揚妻子是最稱職的秘書。表面看，戴傳蕙一直是家庭主婦，但殊不知她同時也是茅以升工作上的賢內助。
1933年春天，茅以升當時在天津大學任教，有一天他收到了杭州老朋友來信，要他去杭州商談籌建錢塘江大橋的事。收到信後，愛橋如命的茅以升興奮不已，戴傳蕙興奮之餘，不免為茅以升擔心，錢塘江江面遼闊，巨浪滔天，水流沖刷的江底變化莫測，在這樣惡劣的條件下造橋談何容易，要擔當何等大的風險。茅以升擔任大橋工程處處長之後，經常在閘口橋樑工地工作，週末才能回家。看不見丈夫的日子裡，戴傳蕙憂心忡忡，夜不能寐，在這種高壓下，她每天還要照顧家裡家外和六個孩子的生活，久而久之，她患上了抑鬱症。
1937年11月上海戰事爆發，為了讓更多的老百姓過江避難，此前防止敵軍襲擊而一直沒有開通的錢塘江大橋開放了，人們在橋面上行走，而橋墩里正堆積著炸藥，隨時準備炸斷大橋，阻止日軍進攻。茅以升痛苦極了，他在講述親手炸燬自己修建的大橋時說：“就如同親手掐死了自己的兒子一般”。這年的12月23日，隨著一聲巨響，茅以升主持建築的大橋被炸斷，日軍進攻的步伐也被拖延。
這段日子發生的一切，使得戴傳蕙的病情日益加重，她的抑鬱症轉向了精神分裂。說來奇怪，戴傳蕙的病情，到了抗戰勝利後，茅以升收到修復大橋的命令後，竟然不治而愈，神奇地康復了。
茅以升的背叛無疑像一把利劍刺中了戴傳蕙，她經受不住這樣的打擊，從此她臉上再也沒有了笑容。茅以升的外孫女徐依協回憶說:“外婆總是眉頭緊鎖，心事重重，好像沒有高興過。”
人的精神一旦土崩瓦解，肉體的消亡便是遲早的事了。戴傳蕙這期間幾次自殺，都被救了過來，6個孩子看到母親精神越來越差，身體越來越壞，心如刀絞，他們漸漸地把這種怨恨集中到父親身上，這一點在茅以升大兒子茅于越身上體現得尤其明顯。此時的茅于越已經成家，原本他對父親非常敬重，他開始公開頂撞父親，只是礙於母親的緣故，他一直隱忍著，才沒有完全爆發。1967年，戴傳蕙70歲那年她離開了這個讓她愛恨交加的世界。母親戴傳蕙離世後，長子茅于越十分悲痛，他是家裡長兄，他和弟弟妹妹們都是戴傳蕙一手帶大的，在他的印象中，母親一生勤勤懇懇，任勞任怨。茅于越是孝子，他總想著等母親年老帶她安享晚年，以慰藉她辛勞的一生。不曾想，他還未盡孝道，母親就早早離世了。茅于越將母親的死歸咎於父親的背叛，他始終認為，如果沒有父親的出軌外遇，母親就不會過早去世。
茅以升重組大家庭
就在茅于越和弟妹們沉浸在悲痛中的時候，父親決定要把權桂雲和女兒茅玉麟接到茅家居住，茅于越和弟妹們對此堅決反對。但最終在1968年，戴傳蕙過世一年後，權桂雲和小女兒茅於麟還是搬到了茅家，和茅以升同住。此時的權桂雲和茅玉麟當然開心無比，對於權桂雲來說，這是二十年來，她第一次同自己愛的男人名正言順地一起生活；對他們的女兒茅玉麟來說，這是十幾年來，她真正體會到了正常的家庭生活。權桂雲脾氣溫順、為人低調內斂，她到茅家後很快與親友搞好了關係，但她卻始終沒有辦法得到茅以升與戴傳蕙六個子女的認同，甚至1972年茅于越回國探親時，拒絕回茅家，而是堅持住在賓館。在這樣一個矛盾重重的大家庭中，茅以升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迷茫與痛苦。
茅以升的侄孫茅青在回憶中說：“我曾親眼目睹茅以升遭到親友指責的場面，茅以升對此的態度是一言不發，我二舅說他有一次親眼看見茅以升為此掉了眼淚。”茅以升小女兒茅玉麟曾在回憶中說：“每當父親因精神痛苦而犯胃痙攣時，母親就默默地為父親煮一個雞蛋，硬殼蛋可以把胃痛壓下去。”茅玉麟還坦言，母親因為親眼看到父親為她遭受到的精神折磨，最後也患上了抑鬱症。因為心情抑鬱的緣故，1975年，權桂雲就去世了，當時，她年僅50歲。
茅以升晚年的心願
權桂雲死後，茅以升晚年非常看重親情，他意識到他和自己的親身骨肉已經疏遠了，所以他一直致力於恢復和子女的關係。遺憾的是，茅于越他們始終不肯原諒父親。在這期間，只有茅玉麟一直陪伴在父親身邊。1979年，茅以升親自來到瑞士，和長子茅于越交流了一次。此時，橫在兩人中間的後媽已去世，茅于越的怨恨應該消了些。可讓人意想不到的是，談話不歡而散，茅于越拒絕了父親茅以升提出的“長兄如父”的傳統，希望茅于越能在他百年後好好照顧茅玉麟的想法。茅于越甚至表示此後將不再與父親往來。茅以升父子和睦相處、兄妹相認的計劃落空。
茅以升回國後，他一直不斷地給長子茅于越寫信，希望修復父子關係。但茅以升的信寄出去後，都如石沉大海，杳無音信。1987年， 茅以升因發高燒入院治療，在這期間，在他身邊照顧的主要是小女兒茅玉麟。冥冥之中，他一直不放心一件事，只要他一睜開眼就會詢問：“他（茅于越）回信了嗎？”但每一次，他得到的都是否定的回答。對於茅以升而言，茅于越的回信意義非常重大，他想取得兒子的諒解，否則他死不瞑目。
1989年11月12日，茅以升彌留之際，終於等來了“一封信”，當茅玉麟把信讀完後，老人眼中流出淚水，如釋重負，安詳地閉上了眼睛。殊不知，這是一封捏造的假信，他的長子茅于越最終都沒能原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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