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過老舍先生三幕活劇《茶館》的人，都知道在“裕泰”茶館的牆壁上，貼有一張醒目的告示：“莫談國事！”反映了晩清、民國時期，統治者不準普通百姓“妄議”國家大事的蕭煞。誰如果不遵守這一條，很可能招來牢獄之災、甚至殺身之禍！劇情中正直、愛國的常四爺，不就是因為不小心講了一句“大清國要完”，就被投進了監獄？
舊中國因何衰弱？極而言之，全因禁止百姓過問“國事”。國人不問“國事”，“老百姓”只知“為己”、“自私”；結果，全國“一盤散沙”，國必弱。堂堂大中華，偏受小日本之欺。一場抗日戰爭，導致3500萬同胞的死傷！出了多少“漢奸”？這全是反動政治造成人們“自私”、“利己”之惡果。國人啊，歷史用鮮血書寫的民族記憶，可千萬不能忘噢！
“國事”者，原本是國家之事，攸關國人命運，自然會引發芸芸眾生的關切。按理，庶民過問政治，理當鼓勵。然而，幾千年的封建專制統治，剝削階級壟斷權力，帝王將相——“精英”治國，遵循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理念，歷來不準“草民”過問政治。
1912年起，雖說是“民國”了，可是，從復辟帝制的袁世凱到獨夫民賊蔣介石，有哪一天允許你“民主”過?！特別是在“國民政府”時代，處處有“中統”、“軍統”的“關照”，只要誰敢“民主”、“愛國”，誰敢“妄言”政府政策，就會有楊杏佛（著名民主愛國人士，1933年被特務暗殺）、史良才（《申報》總經理，1934年被國民黨特務暗殺），以及李公樸與聞一多（均為民主愛國人士，先後在1946年被特務暗殺）的下場！一雞被殺，眾猴皆儆！自此，普通百姓，誰還敢作聲？
直到1949年，古老的中國再一次改朝換代。毛主席、共產黨領導建立了新中國，“改天換地”，這才顛覆了“精英”壟斷政治的傳統。共產黨、“土八路”代表工農勞苦大眾——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建立起“人民政權”。政府執政，宗旨就是“為人民服務”，強調的是走群眾路線，目的就是為了讓“老百姓”來過問“國事”。
建國初期，面對的是一個“爛攤子”。外有美帝的軍事威脅，內有百萬“匪亂”；內憂外患，百廢待興。怎樣紓解困局？毛主席號召人民群眾起來當家作主、積極關心“國事”，開展“三大運動”（土地改革運動、“鎮反”運動、抗美援朝運動），“老百姓”紛紛奮起，群策群力，果然無往而不勝。
事實勝於雄辯：僅僅三年時間，國家面貌大變。經濟恢復，政治穩定。一場抗美援朝戰爭，打敗了17國聯軍，盡洗百年國恥。足見：“老百姓”——人民群眾起來之日，就是國家強盛之時。新中國崛起之秘密就在於此。
早在1945年7月，毛主席在與黃炎培的“窯洞對”中，就講過：要打破“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興亡週期率，“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只有人人起來負責”，這就是毛主席的人民民主思想，也是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民主的內核。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民主，是群眾史觀的集中反映。把它換成大白話，就是要想方設法讓底層“老百姓”來過問“國事”！當家作主。
幾千年的階級社會，“民主”是統治階級享受的“專利”，是少數“精英”特權人物所擁有的“奢侈品”。對被統治階級來講，歷來只有被專政的份。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奴隸、農奴根本不被視為“人”；即便是在資本主義社會，工人階級仍是“僱傭奴隸”。
資產階級在推翻封建專制主義統治後，實行了資產階級民主政治，這無疑是歷史的一大進步。然而，其結果還是傳統的“精英”治國。資產階級民主最終淪落為一種“虛偽的民主”，“只供富人、只供少數人享受的民主”，這是由“資本民主”的本質決定的。唯有社會主義才可能真正實現人民民主——無產階級民主。
《共產黨宣言》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
無產階級從資產階級那裡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裡”，這為實現無產階級民主創造了條件，但並不等於這就是無產階級民主本身。要讓往日的“僱傭奴隸”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自己來管理國家，行使主人翁的權利，這還得在社會主義革命偉大實踐過程中，不斷進行探索、創建與完善。
完善的無產階級民主，不僅是無產階級勞動人民擺脫階級剝削、階級壓迫，獲得解放的需要；更是深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共產主義之必須。從某種意義上講，社會主義新中國建立後——毛主席的後半生，就一直在為創立這一無產階級民主作不懈的探索與實踐。
第一，鼓勵人民群眾過問“國事”，“讓人民來監督政府”。
建國僅半年，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便出臺了《關於在報紙刊物上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決定》。允許公開批評政府機關領導，這既是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需要，更是共產黨執政後自身建設採取的重要舉措。目的是貫徹、落實毛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精神，防止領導幹部被權力腐蝕，強化不論職位高低，都必須接受人民群眾公開監督的觀念。期間，中央對“黃逸峰事件”的處理，就是最能說明問題的一個典型。
黃逸峰是一位1925年入黨的“老革命”。歷任中共南京市委書記、江蘇省委候補委員、全國鐵總秘書長等職。建國後，任上海鐵路局局長兼黨委書記、華東軍政委員會交通部長兼黨組書記，兼任下屬的華東交通專科學校校長。
1951年12月3日，《人民日報》“讀者來信”欄刊登《上海華東交通專科學校存在混亂現象》來信，批評校領導不改善教學設備，卻為開學典禮搞鋪張浪費。批評者署名“上海華東交通專科學校一群學生”。 事發後，兼任校長黃逸峰聽了彙報，竟指示追查投稿人。在查出福建籍學生薛承鳳是該文作者後，又對其施加壓力，逼令其退學。
《人民日報》接到薛承鳳的申訴，認為事態嚴重，將薛的來信轉給中共中央華東局辦公廳處理。面對華東局紀委的調查，黃採取不予理睬的傲慢態度，拒絕檢討；導致華東局組織部向中央作了彙報。
毛主席獲知黃逸峰壓制批評的事實後，在一份材料上寫下了“壓制批評，輕則開除黨籍，重則交人民公審”的批示。
此後《人民日報》為此發了社論《壓制批評的人是黨的死敵》，並公佈開除黃逸峰黨籍的決定，撤銷其本兼各職。
“黃逸峰事件”在社會上引起極大的反響。它在上世紀整個50年代，對鼓勵“老百姓”過問‘國事’”，“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推進黨員幹部隊伍創建勤政、清廉政風，起了具有不可磨滅的作用。
聯繫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教訓。如果要問：強大的社會主義蘇聯，為何會在一夜之間突然崩塌？當戈爾巴喬夫宣佈解散蘇共中央時，多達2000萬的蘇共黨員，為何“竟無一人是男兒”？這裡邊的原因固然很複雜，但有一條確鑿無疑的原因是：長期來蘇聯沒能建立起完善的無產階級民主制度，缺乏一個有效的“以下制上”的監督機制。
正是因為缺乏完善的無產階級民主，普通“老百姓”不能過問“國事”，長期來未能“讓人民來監督政府”，導致上層領導集團的不斷蛻化變質、腐敗墮落，最終幫助西方在蘇聯完成了復辟資本主義的“顏色”革命。這不能不說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沉痛教訓！
第二，鼓勵人民群眾過問“國事”，“人人起來負責”。
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信奉的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群眾史觀。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勞動人民成了國家的主人，理該摒棄“精英”政治，走群眾路線。而要保證人民群眾起來過問“國事”，就得實行無產階級民主，讓他們擁有真正的民主權利。
1954年，毛主席在親自主持制訂新中國第一部憲法——《五四憲法》中，就明確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必須依靠人民群眾，經常保持同群眾的密切聯繫，傾聽群眾的意見，接受群眾的監督”；“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於任何違法失職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有向各級國家機關提出書面控告或者口頭控告的權利”；“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
其後，在1975年修訂後的《七五憲法》中，又進一步增加了“四大”，對無產階級民主作了完善：“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是人民群眾創造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新形式。國家保障人民群眾運用這種形式，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以利於鞏固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的領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在公民權利中，又增加了“罷工的自由”權。
人民群眾只有真正擁有上述民主權利，才有可能去過問“國事”。
除了上述進入國家憲法條文的法定民主權利外，在毛主席的著述中，更是一再闡述、強調“人民群眾是國家的主人”，“共產黨人只是人民的勤務員”思想。對此，筆者已無須作專題論證，僅廣大人民群眾耳熟能詳的“主席語錄”就有：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我們一切工作幹部，不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人民服務”。
“我們的責任，是向人民負責。每句話，每個行動，每項政策，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錯誤，定要改正，這就叫向人民負責”。
“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
“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
……
毛主席認為，社會主義國家實行人民民主，完善無產階級民主，直接關係到整個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成與敗。人民群眾不僅應該關心“國事”，而且還應全面積極介入。
1960年毛主席在閱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曾就完善無產階級民主問題發表了新的見解。認為：“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瞭解為國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
這就不只是要“老百姓”過問“國事”問題；而是要人民群眾對“國事”——包括上層建築領域在內的各部門，擁有全面的“直接管理權”問題。這是毛主席在無產階級民主問題上的理論探索，是對科學共產主義理論的一大貢獻。
馬克思講得好：“一步實際運動比一打綱領更重要”（《哥達綱領批判》）。
為了讓國人都能起來關心“國事”，讓人民群眾“人人起來負責”，毛主席在實施無產階級民主的具體實踐過程中，採用了群眾運動的途徑。通過放手發動群眾，讓人民自己起來當家作主，直接參與“國事”，從而增強主人翁意識，提高政治覺悟，提高“人人起來負責”的自覺性。
回顧歷史，在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中，正是因為有了毛主席的“人民民主”思想，有了他對無產階級民主的探索與實踐，才極大地提高了中國人民的政治覺悟和主人翁意識。由此，也才可能在黑雲壓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遭受挫折、處於低潮的日子裡，中華大地仍會湧現出無數毛澤東思想的忠實信徒，堅持對科學社會主義的執著。
若問：毛澤東時代物質貧乏，為何卻能“強國”？簡而言之，就是毛主席能動員國人都來關心“國事”，探索、實踐無產階級民主，推行“人民民主”。這就是毛澤東時代戰無不勝的根本原因。
歷史的正面經驗和反面教訓，都已證明了一條真理：鼓勵“老百姓”起來關心“國事”，國必強盛；壓制“老百姓”關心“國事”，國必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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