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墓誌的整理和研究，近年來有長足的進展，成果頗豐。2007年出版的王其祎、周曉薇編著的《隋代墓誌銘匯考》一書無疑是對隋代墓誌的集大成之作，已取得一系列的學術創獲。本書收錄隋代墓誌有《華端墓誌》（開皇元年）、《王珎墓誌》（開皇五年）、《裴遺業墓誌》（開皇十一年）、《韓恒貴墓誌》（開皇十八年）、《高奣墓誌》（大業四年）、《杜祐墓誌》（大業九年）、《秦僧伽暨妻徐氏墓誌》（大業十一年）、《裴通墓誌》（大業十二年）、《獨孤儉墓誌》（大業十二年）等9方，多為近年出土於西安市長安區周邊，墓誌記載的內容與史籍相互參證，無疑對隋代政治中心地的歷史與文化研究產生積極的促進作用。
作為北朝至隋時期重要的皇家外戚家族獨孤氏，見諸於史的著名人物有獨孤信和獨孤藏等。近年陝西咸陽、長安陸續出土了《獨孤藏墓誌》《獨孤挺墓誌》，加之2013年入藏的《獨孤法王墓誌》（唐永徽三年）、《獨孤大惠墓誌》（唐顯慶三年），志主均系獨孤信之後。這些志文內容相互比照，對於補充完善獨孤氏家族成員有所裨益，為獨孤氏家族研究增添了新資料。
唐代墓誌中則不乏官宦世家的家族墓誌。如新征《武思元暨妻韋氏墓誌》（武周垂拱三年），志主武思元是女皇武則天的堂兄，志文所記對研究武則天的生年及武氏家族源流極為有益。此外，墓誌的撰寫者是唐代著名應制詩人、珠英學士成員之一的韋元旦，因而此方墓誌又有重要的文學價值。
《蕭璿墓誌》（唐開元五年），字數多達二千餘字。志載蕭璿為南朝齊開國皇帝蕭道成之後裔，歷經唐高宗、中宗、睿宗、玄宗四朝，官至京兆尹、河南尹，而未見兩《唐書》記載，可補史闕。撰者馬懷素，為唐代著名文人。《舊唐書》本傳載“博覽經史，善屬文”。此志洋洋灑灑，辭章綺麗，可領略馬懷素之文采。
唐代功臣郭子儀第三子郭晞墓誌（唐貞元十一年）及郭晞妻長孫璀墓誌（唐貞元九年）2007年入藏。郭晞常年隨父戎馬征戰，墓誌的發現為進一步瞭解平定安史之亂和僕固懷恩叛亂的情況提供了重要的線索和依據。近年長安區鳳棲原出土了很多郭氏家族的墓誌，分別收藏在我館、西安博物院、大唐西市博物館等處，這些墓誌為構建郭氏家族史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2008年入藏的中唐時期著名詩人韋應物家族墓誌四方，包括《韋應物墓誌》（唐貞元十二年）、韋應物妻《元蘋墓誌》（唐大曆十一年）、韋應物子《韋慶複墓誌》（唐元和三年）、韋慶複妻《裴棣墓誌》（唐會昌六年），對於研究韋應物的家族世系、生平事蹟等都具有重要價值。尤其是韋應物妻《元蘋墓誌》，系詩人韋應物親自撰文並書寫，是第一次看到的韋應物書跡。韋應物家族這四方墓誌的出土引起學界的高度關注，有很多的研究成果發表。本書則系墓誌首次完整的圖版刊行。
西安碑林博物館是國內收藏碑石墓誌最為豐富的博物館，新近入藏的這批墓誌很多都和館內早期收藏品有著密切的聯繫。如，趙芬，是北周至隋時期重要的政治人物，西安碑林所藏《趙芬殘碑》為著名隋碑之一，新近入藏的《趙勔墓誌》（唐開元二年）志主趙勔即趙芬曾孫。而李唐宗室襄邑王李神符，其兄李壽的墓誌和石槨早在上世紀60年代就入藏西安碑林，記述其孫女比丘尼法琬生平的《法琬禪師碑》亦陳列於碑林第三展室。新藏《李文舉墓誌》（唐鹹亨四年）的志主乃李神符之子。志文內容無疑豐富了我們對於這些家族的研究資料。
唐貞元十七年所刻《韋渠牟墓誌》志主韋渠牟，為中唐著名人物，兩《唐書》有傳，載其少聰慧，涉獵經史，“工為詩歌，李白異之，授以古樂府。去為道士，不終，更為浮圖，已而複冠。”他先入道，又為僧，後還俗入仕。志稱“讀佛書、儒書、道書三萬餘卷”，有文集三十卷，經歷頗具傳奇色彩。志文在記敘韋渠牟家族、世系及曆官經歷等方面可補史傳之闕誤。墓誌撰寫者為中唐貞元、元和間名臣、文壇詩文創作大家權德輿，墓誌內容雖早已見錄於《全唐文》，但墓誌的出土為直觀瞭解權德輿撰墓誌文提供了新資訊。
《韓複墓誌》（唐大中五年）為我館2008年徵集入藏，柳公權撰文。志主韓複為昌黎韓氏，曾祖韓休為唐玄宗朝宰相，伯祖為唐代著名畫家韓滉。柳公權為唐代大書法家，所書豐碑大碣眾多，如碑林藏《玄秘塔碑》等，而撰文的碑誌則甚為鮮見。韓複是柳公權的外甥，故志文敘事平實，語言親切自然，是研究柳公權文章的珍貴資料。
唐初著名畫家《竇師綸暨妻尉氏墓誌》（鹹亨四年）的出土，使我們對竇師倫的世系、生平有了進一步瞭解。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載：竇師綸“性巧絕，草創之際，乘輿皆闕，敕兼益州大行臺檢校修造。凡創瑞錦宮綾，章彩奇麗。蜀人至今謂之陵陽公樣……高祖、太宗時，內庫瑞錦對雉、鬥羊、翔鳳、遊麟之狀，創自師綸，至今傳之……工山水雜畫，乃尤精瞻。”墓誌也稱“章施五彩，藻星圖而絢色；訐謨□工，朗天朝而毓照。煥矣乎，亦文物之奇觀也”，故墓誌對深化陵陽公樣及唐代絲綢藝術史研究有著重要的學術價值。
在唐代中後期，宦官集團逐漸成為一支能左右中樞政局的重要政治勢力，惜傳世史籍對於宦官的記載十分有限。西安碑林博物館原藏有記載唐代大宦官梁守謙事蹟的《梁守謙碑》，2012年又從東郊紡織城地區徵集到其弟《梁守志墓誌》（唐開成三年），墓誌記載了晚唐時期的眾多歷史事件，同時為我們研究唐代宦官制度及其歷史影響提供了重要史料。新出土的《衛巨論墓誌》（唐廣明初年）則是另外一方有關唐代宦官的資料，志文中不僅包含了有關宦官家族的資訊，同時也見錄了諸如宴設判官、宴設副使、宴設使、龍陂監牧使等極少見於史籍的使職。原先僅知神策軍之宴設司長官為“宴設使”，通過《衛巨論墓誌》的記載，獲知除此之外，還有副使、判官等的設置，說明其機構的健全。此外，可以瞭解到當時禦食使與尚食使同時設置，禦食使的職能主要是負責皇帝外出巡幸時的膳食供給。
薛貽矩是後樑開國元勳，是晚唐五代時期顯赫一時的關鍵人物之一。《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五代春秋》《鑒誡錄》等對其相關史實均有較為詳細的記載。新藏《薛貽矩墓誌》（後樑乾化二年）在有關薛氏家族世系、職官仕曆、婚姻交遊等方面提供了新的資料，為了解和探討晚唐五代的政權歷史揭開了新的一角。
在中外關係史方面，唐朝是中國歷史上最為輝煌的時期，與周邊國家及少數民族交往密切，當時有數量可觀的異域人往來於唐都長安，其中很多人生活、定居並終老安葬於長安。這些人物墓誌的出土，為探究中國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增添了寶貴的第一手資料。例如，唐高宗總章元年（668年），唐朝經過數年對高麗的征戰，終於在決戰中取得了勝利，而當時唐軍取勝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高麗政權的內訌及部將們的倒戈。2008年入藏的《高鐃苗墓誌》（唐鹹亨四年）的志主高鐃苗即是高麗發生內訌後投誠於唐朝的一位高麗將領。據金富軾《三國史記》載：李勣兵臨平壤城下，浮圖“信誠與小將烏沙、鐃苗等，密遣人詣勣，請為內應。後五日，信誠開門，勣縱兵登城”，說明高鐃苗在平壤之戰中起了重要的內應作用。高鐃苗入唐後,被授予左領軍員外將軍一職作為褒獎, 並賜私宅,唐鹹亨四年( 673年) 去世, 葬於長安城南原。此方墓誌志文僅寥寥200餘字，但其內容為研究唐朝東征高麗及平壤之戰提供了新的重要資料。
陜西在古代曾長期是中國政治、宗教、經濟和文化的中心，尤其是作為隋唐國都的長安，不僅是佛教文化傳播的中心，更是佛教本土化、中國化的重要地方，墓誌中亦有一些有關佛教的記載。《續編》收錄比丘尼墓誌3方，其中《尼那羅延墓誌》（唐鹹通二年），志主曾是一名宮人，後適於德宗朝的著名宦官王希遷，在憲宗元和末迎奉佛骨的氣氛中寡居多年的志主出家為比丘尼，其一生的身份在宮女、宦官妻子、比丘尼三者之間更換，墓誌內容對研究唐代宦官的婚姻結構、宗教信仰等提供了極為重要的線索，是一則值得重視的新資料。
舍宅為寺，與佛教信仰休戚相關，有關唐代舍宅為寺的記載散見於《長安志》《唐兩京城坊考》《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等，石刻文獻亦有零星記載，但刻石以記家族福祚，述及舍宅為寺和靈驗記的石刻材料較為稀見。新發現的《佛堂銘》（唐開元十二年）碑石雖多處漫漶，但是其中關於清河崔氏玄藉及其家庭成員關係，《金剛般若經》靈驗故事及舍宅為寺的片段依然可識。
新出土的墓誌中包含有豐富的歷史地理資料，對歷史地地理的研究有重要意義，這已經是學術界的一種共識。《續編》收錄的這批墓誌，以隋唐墓誌為多，刻補充《長安志》《唐兩京城坊考》等傳統文獻的缺漏，尤其是有部分墓誌記載了隋唐基層鄉里隸屬關係，對深入研究隋唐長安城坊裏和鄉里提供了資料。如隋《高奣墓誌》所記大興城郊鄉里名稱有轄於長安縣之同樂鄉和轄於大興縣之永壽鄉與黃原裏，此三個鄉里名稱在隋墓誌中皆為僅見，且皆為史籍所不見記載，可補史之闕。
2012年入藏的《陳叔達妻王女節墓誌》，志主王女節系陳義陽王、唐高祖朝宰相、江國公陳叔達之妻，“貞觀十年七月七日薨於京師善和裏宅”。善和坊，位於長安城朱雀門街西從北第一坊，北宋宋敏求《長安志》原缺，清人徐松《唐兩京城坊考》臆測為“光祿坊“，後人一直沿襲此說。黃永年先生《述》一文始考訂光祿坊應為善和坊，日本福山敏男《校注卷第三及正解說》和辛德勇先生《隋唐兩京叢考》相繼對該坊有詳細考說。此方墓誌撰於唐貞觀十年，是目前所見最早記錄“善和裏”名稱的墓誌實物證據。
碑刻、墓誌是中國古代書法藝術的重要載體，很多墓誌由當時名家所書且埋藏地下千年，筆鋒為新，風格各異，別具特色。如隋《韓恒貴墓誌》，楷書風貌流美溫潤，擺脫了魏碑體峻整方嚴，可與《董美人》相媲美。隋《獨孤儉墓誌》楷書筆法飭整，結體端莊雍和，為隋代楷書長安樣式典型，既有北碑方整的筆鋒，亦有南朝妍柔朗潤的氣象。
唐《王女節墓誌》，楷書，字勢高聳而結構欹側，上疏下緊，筆勢險勁，森嚴峻挺，折筆方峭，巧用垂露，替代鉤法。此志雖未署書者姓名，但其書法極似歐陽詢的《皇甫誕碑》和《溫彥博碑》，十分明顯地受到歐陽詢書法的影響。唐《柳雄亮暨妻費氏墓誌》（顯慶三年）未署撰書者姓名，然詞書俱佳。柳氏為當世著族且以文史傳家，撰書者必為上選。其用筆圓潤而瘦勁，結體虛和而清朗，風貌秀逸遒媚，綽約有姿，儼然孽乳於褚遂良的流美書風。唐《杜持行墓誌》（天寶十年），書者署銜為“進小篆八分並鐘王書待制申屠逵書”。“待制官”開元朝後多設在集賢殿書院，泛稱“集賢待制”。申屠逵所任即集賢待制之一。唐代又有“獻書待制”，而此專任“進小篆八分並鐘王書待制”，書法內容具體而明確，殊為少見，說明當時朝野對書法的重視程度與好尚標準，可為唐代書法史增添新的資料。申屠逵身為“書待制”，必是通諳書法審鑒的擅書者，有著很高的造詣。此志隸書，即唐人所稱“八分書”。唐玄宗李隆基好隸書，“上好之，下必甚焉”，故玄宗朝盛行隸書，形成“開元體”。此志書法規整嚴謹，豐潤雋麗，體現了“開元體”的時代風尚，而更偏於筋健，鋒芒畢露，頗有簡牘之風韻。郭晞夫人《長孫璀墓誌》，王瑀隸書，書法規整清麗，結體寬博自然，秀美逸致，可為是唐代隸書中的佳作。
唐《杜楚客墓誌》（顯慶六年），許敬宗撰，王知敬書。今昭陵博物館藏《李靖碑》，即許敬宗撰，王知敬書。明趙崡《石墨鐫華》評價此碑雲：“知敬書在當時固自知名，評者謂與房玄齡、殷仲容伯仲。餘觀此碑遒美，真是歐陽率更、虞永興之匹敵也。”此志亦為兩人的璧合之作，書法雄健，用筆遒勁，與《李靖碑》同美。
西安作為隋唐都城所在地，是重要的墓誌出土地。近年來，學術界非常關注碑刻墓誌材料的整理和刊布，《長安新出墓誌》《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等資料的出版發行，受到海內外研究學者的廣泛關注，極大拓展了中古史研究的廣度和深度。《續編》收錄的這批墓誌多數未刊布，它們從不同角度再現了我國北朝至元代幾個朝代的政治、文化、社會生活，內容非常廣泛。作為歷史文物的墓誌所顯現的價值是多元的，我們儘快地將這些新出墓誌彙集刊行，我相信這些石刻文獻定會以其豐富的文化內涵和史料價值以滿足學界之需求，在弘揚傳統文化方面發揮應有的作用。
选自《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续编》
閱讀更多 番茄讀書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