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距万里，发展水平截然不同的两座城几乎同时被同一种传染病所摧残
在19世纪中期，如果让你在两个城市中选一个定居，一个是世界金融中心，也是世界第一大国的首都，甚至还有着刚刚发明的抽水马桶。
另一个是东方还停留在封建时代的某小国政府机构的所在地，那里没有蒸汽机车也没有铁轨，不要说追赶西方列强，甚至连隔壁的邻居都得仰望。
乍看下来似乎第一个城市更有吸引力，世界金融中心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机会，拥有蒸汽机和火车就意味着能享受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更何况人家还有抽水马桶，这岂不是能让你的生活，在那个时代更加方便和卫生。
上面所说的第一个城市就是英国的伦敦，作为日不落帝国的首都，维多利亚时代的辉煌正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逐渐走向高潮，那时的伦敦，别说是世界金融中心，就算删掉金融两个字，作为世界中心也是当之无愧。
19世纪中期的伦敦
而另一个城市则是日本的江户，作为日本的行政首府，它虽然也拥有超过一百万的人口，但当时统治国家的江户幕府早已腐朽，在幕府长期闭关自守的政策下，日本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1853年，美国的黑船刚刚用武力叩开日本紧锁的国门。
显然江户刚刚进入国家的多事之秋，和伦敦这种世界中心完全没有可比性，但假如从卫生安全角度考虑，在当时无论选择伦敦还是江户都不是明智的决定，因为两座城市马上将迎来同一种疾病的侵袭，这种叫做霍乱的传染病虽然几乎同时影响了伦敦和江户，但奇怪的是，两地疫情严重的原因却并不相同。
更卫生的马桶怎么就成了霍乱的导火索
在英王国首都引起恐慌的直接导火线正是看起来更加卫生的抽水马桶。在1854年霍乱疫情发生之前的1848年，英国议会刚通过了“公共卫生法令“，规定新建房屋住宅必须留有厕所、安装抽水马桶以及存放垃圾的空间，到疫情开始前有大概20万个抽水马桶出现在了伦敦。
抽水马桶的诞生
与马桶数量同步攀升的是伦敦的人口。1801年伦敦还只有86万人，到了1854年就已经突破了240万。但遗憾的是当时的伦敦并没有健全的下水道系统，大量增加的市民将冲马桶的水和排泄物径直冲入下水道，这导致不健全的低下排污系统下因为马桶带来的固体排泄物经常被堵塞。在当时，有一个工种专门负责疏通因为粪便堵塞的下水道，据说有一些清理人员甚至因为下水道过于复杂且缺少完备的资料而在里面迷路再也没有走出来，可见伦敦的地下在当时是初生的恶魔，散发恶臭的同时吞噬着人命。你问那些流动的污水最后流向哪里，它就是鼎鼎大名的泰晤士河，泰晤士河的承载的污物多得每当夏天水量减少的时候，从河面传来的臭味就能弥漫全城。
19世纪中期的泰晤士河竟然是条臭水沟
但满城被粪便臭味拥抱也并不都是抽水马桶的锅，狄更斯将伦敦的贾尔斯街道形容为贫民窟，因为在这里仅仅一条巷子里的27栋房子就能解决1100人的住宿问题，考虑到当时伦敦的建筑高度，人均面积大概也就配slum这个贫民窟单词了，或许狄更斯后来出版的《双城记》中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的感悟就是由此而来。
总之住的都不舒坦，人们有哪有什么心思给粪便找个卫生的去向，在类似于贾尔斯街道或者条件稍好一点的地方，房子地窖中都配备这污水坑，但经不住人多力量大，污水溢出污水坑是必然的结果，甚至院子都是长年存在的粪坑人们只能在上面垫石头行走，同时因为下水管道配备的不齐全，这些地方往往存在于城市排污管道系统以外，为了解决愈发严重的污染问题，政府出面负责将地窖污水收集后倾倒处理，熟悉的泰晤士再次遭殃，成为了这些污水的终点。
而在伦敦人的生活被从下水道和泰晤士河传来的粪臭味全面影响的背后，有一种叫做霍乱弧菌的细菌正在肆意侵入市民的生活水源。我们现在知道霍乱是通过人们废弃的污染水源进行传播的，但当时显然相比于水里面看不到的病原体，人们更愿意相信自己的鼻子，把带有臭味的空气当做传染源。
找出霍乱传染真相的斯诺医生
所以当1854伦敦大规模霍乱发生的时候，政府完全没有检查用水安全，这场被称为英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霍乱，在8月31日正式出现病例以后的3天内，就有127个人死亡，仅仅10天死亡人数就攀升到了500人，高达12.8%的死亡率带来了恐慌，也使得有钱的富人和贵族迅速逃离伦敦，前往他们位于乡村的宅邸躲避伦敦恶臭空气可能造成的感染。
虽然9月10日的死亡人数就已经超过了500，但是截至到霍乱结束，死亡病例也仅仅只有616例，这中间的奇迹要感谢一位叫做约翰·斯诺的内科医生，因为他第一时间在发生疫情的街区走访，将死亡病例绘制在了伦敦的地图上，这种人在如今我们称他为逆行者。
斯诺医生
他发现伦敦的宽街是疫情最严重的疫区，根据他初步判根问题出在当地的公共水泵上，因为在当时入户的自来水不是每家都有的，而在宽街，住户普遍习惯到公共水泵处接取生活用水。在通过社区调查以及和当地牧师亨利·怀特海德的沟通后，他发现了指示病例，一个刚出生五个月的女婴在之前因为腹泻而死，而她的尿布清洗后的污水则被倒进了粪坑，这个粪坑的边界距离宽街水泵只有几英尺，粪坑里的病菌就这样通过充斥着排泄物的潮湿土壤污染了水泵，由此斯诺更加坚信了霍乱通过水传播的认知，即使当时的化学和生物学检查不能证明他的判断，但地方政府因为斯诺和怀特海德的坚持，在完全没有应对方法的前提下，同意移除水泵阀，后来宽街的疫情得到控制也证明了斯诺的判断。
而当时伦敦的自来水公司也会将污染过的泰晤士河水直接连接入户，这无疑也加重了这次霍乱的影响力度。
不过斯诺虽然在1854年拯救了被霍乱摧残的伦敦城，但是他有关霍乱通过污水传播的理论并没有被权威机构所接受。10年后，伦敦再次经受了一场霍乱带来的恐慌，而此时斯诺已经去世，但他之前的研究作为流行病学的发端为这次疫情提供了参考，最终人们相信了他关于霍乱的传播媒介是水的观点。而两次霍乱之间，伦敦也重新规划了污水排泄系统，污水处理的终点从泰晤士河到了伦敦东部的海边。
江户居民拥有干净的水源
说完伦敦我们再来看江户，此时的日本名城虽然风雨飘摇，国家也面临被殖民的危险，但这是介于上层政治层面的。从城市公共卫生角度看，江户还是要优于伦敦的，在整个德川幕府时代，江户的城市卫生都要优于同时期的欧洲主要城市。这是因为，从德川家康开始历代将军对于江户这座自己居住的城市的水源卫生有着足够的重视。
德川家康在1590年被转封当时还是一片湿地的关东，他最优先做的事就是命令大久保藤五郎负责引水渠的搭建，这项名为小石川引水渠的工程是后来神田上水的前身，它从江户周边的山泉获得水源后，经过石制的地上输水管将水运送到江户的外围边界，进入江户后水道由露天转为地下，要分流时则会用木管或者竹管将水导到城内各个水井之中。
为了确保用水卫，幕府不仅出台行政规定严禁在水源地及输水线路周边洗涤衣物倾倒垃圾，更有专门的衙门人员监督管理。当然因为漂亮的完成了这个任务家康还赐下了“主水“这个名字给到总工程师大久保藤五郎。
而随着家康赢下关原之战，江户成为日本的中心，整个江户的规模也在急剧膨胀，光是神田上水已经不足以支撑江户日常运行，为此在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统治时，幕府决定增建引水系统，这次的水源地是水量更大的多摩川，显然幕府为了加强环境管控也是花了不少心思，相比于神田上水，这套总长达到43公里的玉川上水的系统沿线种满了樱花树，从后来幕府在包括墨田堤在内的水利工程屡屡起用种樱花这个套路来看，当时在玉川上水用的小伎俩效果还不错。
现在仍有部分在使用的玉川上水系统
而江户时期解决市民用水的六大上水系统的全部竣工则是在明历大火之后，这场大火发生之后不仅拆迁了日本最有名的花街柳巷——吉原游廓，催生出了江户时代的警察和消防员，更逼得德川幕府开始思考原有的两条输水系统能不能解决特殊情况下的大量用水，能不能深入到各个街区。
而在几个输水系统修建的间隙，因为水源地在不同时间水量有大有小，为了在取水河川流量小的时候有足够水源同时又不影响河流生态，幕府开始命令大名在江户修建蓄水池，这些蓄水池往往因地制宜，并且一物多用。比如在歌川广重的浮世绘中有一幅描绘了位于赤坂附近的蓄水池，因为赤坂是低洼的湿地，上游有干净的清水谷泉水，下游则是狭窄的河道。因此接到家康指示的浅野家就在两侧修建起堤坝形成了一个蓄水池，它不仅是六大上水系统全部竣工前江户重要的生活水源，更被作为护城河的一部分纳入到了江户城防系统之中，而在玉川上水竣工后，这个蓄水池还和它相连当做水库用来调剂多摩川的水量。
歌川广重画中的蓄水池
江户居民的粑粑是宝贵的金坷垃
相比于伦敦对于排泄物的处理主要靠在房子附近挖污水坑，江户则要合理多了，1648年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就命令禁止将废弃物投入下水道，禁止将公厕设置在河边。此时的伦敦街头甚至因为公厕的稀少而不用考虑这个问题。1655年，德川家纲规定江户所有垃圾必须统一送到隅田川河口紧靠江户湾的永代岛处理填埋，这其中大部分工作都是承包商完成的，市民要做的就是将垃圾运到指定的收纳点支付相应的转运费用 。至于排泄物，因为日本是一个把米当做一般等价物的国家，而江户所在的关东平原又是日本面积最大水网密布适合种植水稻的地区，同时它还是一个家畜养殖尤其是养猪极不普遍的国度，这就意味大量的稻田缺乏家畜排泄物作为肥料，为了弥补缺口，江户这座拥有百万人口的超级城市就在那时成为了周边农村的肥料补给站。
农民会通过中间商向城镇居民购买他们的排泄物，并集中放置在化粪池一个月（具体发酵时间根据温度来定，温度越高时间越短），发酵后这些粑粑就会成为优秀的氮肥，因此江户的人并不需要担心排泄物的清理问题，在在周边的农户眼中这可是要抢的金坷垃啊。
无处不在的金坷垃
因为对水源和污染物的控制，江户拥有着与日本当时国力不相匹配的城市公共卫生水准，直到1858年以前，江户并没有遭遇到大规模的霍乱的袭击，放大到日本范围，19世纪20年代世界性的霍乱流行也仅仅是从长崎传染到了大阪。
那为什么我们之前说江户会在伦敦遭遇霍乱的相近时间发生同样的疫情呢。这是因为发生了一件事。
日本开国后江户迎来了来自霍乱的问候
在1858年黑船再度来袭，无力的幕府只能选择和美国签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其中有一条规定日本增开神奈川、长崎、新潟、兵库四港及大阪、江户两市，并允许美国人到日本国内旅行。
就在条约正式签订前，一艘美国船只来到长崎港，当时船上已经有船员感染霍乱，船只靠岸以后，霍乱迅速在长崎蔓延，并随着日本的沿海航线一路向东北方向传播，最终在七月份影响江户，这次疫情因为日本医疗手段的落后，造成的影响显然比四年前伦敦的霍乱更严重，伦敦最终死亡616人，而江户光是在8月初来不及进行火化的尸体就超过600具，因为缺乏准确统计的数据，江户在这场七月开始出现直到九月才消退的霍乱疫情中的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不好统计，但根据疫情起点，仅有六万人的长崎就有2.6%的感染率，接近五成的感染人群死亡率来看，人口更密集疫情爆发更剧烈的江户至少有接近3万人感染，超过1.3万人因为霍乱而死。
明明江户是一座初次造访的欧美殖民者也会被它的干净程度所惊讶的城市，明明它拥有更干净的水源，更合理的排泄物处理方案，但江户却在和伦敦相近的时间同样遭到了霍乱的打击，甚至于江户的疫情远较伦敦严重。是斯诺的理论不正确吗？不，这恰恰说明斯诺理论的正确性，因为江户的医疗条件远远落后于英国，其对传染病的防控更多是根据以往的经验。
但霍乱本就是一种随着殖民者的脚步向世界各地传播的恶性传染病。相比于伦敦在19世纪前期就经历过几次考验，江户的经验少的可怜，我们可以发现在德川幕府时期两次霍乱疫情最初的病例都发生在长崎，而长崎恰恰是闭关锁国的日本对外和中国朝鲜荷兰交流的窗口，第一次霍乱疫情是日本尚未打开国门的时候，疫情从长崎到大阪戛然而止。而第二次霍乱疫情被美国船员带来时，日本已经被迫开放，感染霍乱的宿主能够更便捷的到达江户，小城长崎因为较早开放，拥有更多的西医资源，但这时的江户对于霍乱的防疫认知还停留在少吃难以消化的东西阶段，这就好比让小学生的你参加英语专八考试，除了蒙还能有什么办法。
另外此时江户并没有冲走污水和排泄物的下水管道系统，大量感染的病人上吐下泻也就只能往自家的厕所也就是粪坑或者粪桶里到，疫情剧烈的情况下这些排泄物也不会有农民来收，这时堆积污染源的厕所本质上和伦敦污染水泵的粪坑没有区别。
江户在德川家康转封前本就是泥泞的湿地，带有病菌的粪便数量增加，堆积时间一长也能通过湿软的土壤对水井系统进行渗透，而且霍乱不仅能通过污水传播，它本质上是一种粪口传播的疾病，不管是你自己还是类似于苍蝇蟑螂这样的媒介沾到带有病菌的粪便后，再接触你的食物或者眼口鼻都会造成传染。而且日本的生食习惯也加重了霍乱疫情，因为带有病菌的粪便污染水源以后就会影响同一生态系统中的鱼虾，如果这些鱼虾没有洗净烧熟食用，也可以造成传染。
全球化背景下，恶性传染病是需要全世界一起面对的问题
可以说1858年江户的霍乱大流行既是因为医疗条件的落后，防疫经验的不足，也是因为日本特殊的粪处理机制和饮食习惯，但最大的原因近代欧美列强殖民扩张后形成的全球化链接，这条链接既带来了科技和文化的交流，也带来了征服压迫和肆虐的传染病，但这中间的利害关系我们可以这么形容，19世纪中期江户的水源多摩川干净而伦敦的水源泰晤士河污染严重，但不论水面浑浊还是清澈，不论遭遇急弯还是悬崖，它们不会因为中间的崎岖放弃大海的美好，等到拥抱海洋的那一刻，河流来自哪里，干净与否也就不那么明显了。而全球化下的伦敦和江户也是如此，在更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下，无论是先进却在城市卫生上差强人意的伦敦还是落后却在城市卫生上更胜一筹的江户，他们都在同一时间被霍乱这种全球化背景下的传染病联系在了一起，恶性传染病本就是会随着社会化交流的密切而加剧影响的存在，在疾病传染延伸的对面有条象征人类与其对抗的平行线也在同步延伸，伦敦、江户乃至其他有人存在的地方都离不开这条线的牵扯，为了眼前的利益拒绝全球化而闭关自守只会因小失大，在崎岖中前行才是生存的真谛。
閱讀更多 划水哥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