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距萬里，發展水平截然不同的兩座城幾乎同時被同一種傳染病所摧殘
在19世紀中期，如果讓你在兩個城市中選一個定居，一個是世界金融中心，也是世界第一大國的首都，甚至還有著剛剛發明的抽水馬桶。
另一個是東方還停留在封建時代的某小國政府機構的所在地，那裡沒有蒸汽機車也沒有鐵軌，不要說追趕西方列強，甚至連隔壁的鄰居都得仰望。
乍看下來似乎第一個城市更有吸引力，世界金融中心意味著更多的就業機會，擁有蒸汽機和火車就意味著能享受工業革命帶來的技術進步，更何況人家還有抽水馬桶，這豈不是能讓你的生活，在那個時代更加方便和衛生。
上面所說的第一個城市就是英國的倫敦，作為日不落帝國的首都，維多利亞時代的輝煌正隨著工業革命的展開逐漸走向高潮，那時的倫敦，別說是世界金融中心，就算刪掉金融兩個字，作為世界中心也是當之無愧。
19世紀中期的倫敦
而另一個城市則是日本的江戶，作為日本的行政首府，它雖然也擁有超過一百萬的人口，但當時統治國家的江戶幕府早已腐朽，在幕府長期閉關自守的政策下，日本遠遠落後於西方列強。1853年，美國的黑船剛剛用武力叩開日本緊鎖的國門。
顯然江戶剛剛進入國家的多事之秋，和倫敦這種世界中心完全沒有可比性，但假如從衛生安全角度考慮，在當時無論選擇倫敦還是江戶都不是明智的決定，因為兩座城市馬上將迎來同一種疾病的侵襲，這種叫做霍亂的傳染病雖然幾乎同時影響了倫敦和江戶，但奇怪的是，兩地疫情嚴重的原因卻並不相同。
更衛生的馬桶怎麼就成了霍亂的導火索
在英王國首都引起恐慌的直接導火線正是看起來更加衛生的抽水馬桶。在1854年霍亂疫情發生之前的1848年，英國議會剛通過了“公共衛生法令“，規定新建房屋住宅必須留有廁所、安裝抽水馬桶以及存放垃圾的空間，到疫情開始前有大概20萬個抽水馬桶出現在了倫敦。
抽水馬桶的誕生
與馬桶數量同步攀升的是倫敦的人口。1801年倫敦還只有86萬人，到了1854年就已經突破了240萬。但遺憾的是當時的倫敦並沒有健全的下水道系統，大量增加的市民將衝馬桶的水和排洩物徑直衝入下水道，這導致不健全的低下排汙系統下因為馬桶帶來的固體排洩物經常被堵塞。在當時，有一個工種專門負責疏通因為糞便堵塞的下水道，據說有一些清理人員甚至因為下水道過於複雜且缺少完備的資料而在裡面迷路再也沒有走出來，可見倫敦的地下在當時是初生的惡魔，散發惡臭的同時吞噬著人命。你問那些流動的汙水最後流向哪裡，它就是鼎鼎大名的泰晤士河，泰晤士河的承載的汙物多得每當夏天水量減少的時候，從河面傳來的臭味就能瀰漫全城。
19世紀中期的泰晤士河竟然是條臭水溝
但滿城被糞便臭味擁抱也並不都是抽水馬桶的鍋，狄更斯將倫敦的賈爾斯街道形容為貧民窟，因為在這裡僅僅一條巷子裡的27棟房子就能解決1100人的住宿問題，考慮到當時倫敦的建築高度，人均面積大概也就配slum這個貧民窟單詞了，或許狄更斯後來出版的《雙城記》中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的感悟就是由此而來。
總之住的都不舒坦，人們有哪有什麼心思給糞便找個衛生的去向，在類似於賈爾斯街道或者條件稍好一點的地方，房子地窖中都配備這汙水坑，但經不住人多力量大，汙水溢出汙水坑是必然的結果，甚至院子都是長年存在的糞坑人們只能在上面墊石頭行走，同時因為下水管道配備的不齊全，這些地方往往存在於城市排汙管道系統以外，為了解決愈發嚴重的汙染問題，政府出面負責將地窖汙水收集後傾倒處理，熟悉的泰晤士再次遭殃，成為了這些汙水的終點。
而在倫敦人的生活被從下水道和泰晤士河傳來的糞臭味全面影響的背後，有一種叫做霍亂弧菌的細菌正在肆意侵入市民的生活水源。我們現在知道霍亂是通過人們廢棄的汙染水源進行傳播的，但當時顯然相比於水裡面看不到的病原體，人們更願意相信自己的鼻子，把帶有臭味的空氣當做傳染源。
找出霍亂傳染真相的斯諾醫生
所以當1854倫敦大規模霍亂髮生的時候，政府完全沒有檢查用水安全，這場被稱為英國有史以來最嚴重的霍亂，在8月31日正式出現病例以後的3天內，就有127個人死亡，僅僅10天死亡人數就攀升到了500人，高達12.8%的死亡率帶來了恐慌，也使得有錢的富人和貴族迅速逃離倫敦，前往他們位於鄉村的宅邸躲避倫敦惡臭空氣可能造成的感染。
雖然9月10日的死亡人數就已經超過了500，但是截至到霍亂結束，死亡病例也僅僅只有616例，這中間的奇蹟要感謝一位叫做約翰·斯諾的內科醫生，因為他第一時間在發生疫情的街區走訪，將死亡病例繪製在了倫敦的地圖上，這種人在如今我們稱他為逆行者。
斯諾醫生
他發現倫敦的寬街是疫情最嚴重的疫區，根據他初步判根問題出在當地的公共水泵上，因為在當時入戶的自來水不是每家都有的，而在寬街，住戶普遍習慣到公共水泵處接取生活用水。在通過社區調查以及和當地牧師亨利·懷特海德的溝通後，他發現了指示病例，一個剛出生五個月的女嬰在之前因為腹瀉而死，而她的尿布清洗後的汙水則被倒進了糞坑，這個糞坑的邊界距離寬街水泵只有幾英尺，糞坑裡的病菌就這樣通過充斥著排洩物的潮溼土壤汙染了水泵，由此斯諾更加堅信了霍亂通過水傳播的認知，即使當時的化學和生物學檢查不能證明他的判斷，但地方政府因為斯諾和懷特海德的堅持，在完全沒有應對方法的前提下，同意移除水泵閥，後來寬街的疫情得到控制也證明了斯諾的判斷。
而當時倫敦的自來水公司也會將汙染過的泰晤士河水直接連接入戶，這無疑也加重了這次霍亂的影響力度。
不過斯諾雖然在1854年拯救了被霍亂摧殘的倫敦城，但是他有關霍亂通過汙水傳播的理論並沒有被權威機構所接受。10年後，倫敦再次經受了一場霍亂帶來的恐慌，而此時斯諾已經去世，但他之前的研究作為流行病學的發端為這次疫情提供了參考，最終人們相信了他關於霍亂的傳播媒介是水的觀點。而兩次霍亂之間，倫敦也重新規劃了汙水排洩系統，汙水處理的終點從泰晤士河到了倫敦東部的海邊。
江戶居民擁有乾淨的水源
說完倫敦我們再來看江戶，此時的日本名城雖然風雨飄搖，國家也面臨被殖民的危險，但這是介於上層政治層面的。從城市公共衛生角度看，江戶還是要優於倫敦的，在整個德川幕府時代，江戶的城市衛生都要優於同時期的歐洲主要城市。這是因為，從德川家康開始歷代將軍對於江戶這座自己居住的城市的水源衛生有著足夠的重視。
德川家康在1590年被轉封當時還是一片溼地的關東，他最優先做的事就是命令大久保藤五郎負責引水渠的搭建，這項名為小石川引水渠的工程是後來神田上水的前身，它從江戶周邊的山泉獲得水源後，經過石制的地上輸水管將水運送到江戶的外圍邊界，進入江戶後水道由露天轉為地下，要分流時則會用木管或者竹管將水導到城內各個水井之中。
為了確保用水衛，幕府不僅出臺行政規定嚴禁在水源地及輸水線路周邊洗滌衣物傾倒垃圾，更有專門的衙門人員監督管理。當然因為漂亮的完成了這個任務家康還賜下了“主水“這個名字給到總工程師大久保藤五郎。
而隨著家康贏下關原之戰，江戶成為日本的中心，整個江戶的規模也在急劇膨脹，光是神田上水已經不足以支撐江戶日常運行，為此在第四代將軍德川家綱統治時，幕府決定增建引水系統，這次的水源地是水量更大的多摩川，顯然幕府為了加強環境管控也是花了不少心思，相比於神田上水，這套總長達到43公里的玉川上水的系統沿線種滿了櫻花樹，從後來幕府在包括墨田堤在內的水利工程屢屢起用種櫻花這個套路來看，當時在玉川上水用的小伎倆效果還不錯。
現在仍有部分在使用的玉川上水系統
而江戶時期解決市民用水的六大上水系統的全部竣工則是在明歷大火之後，這場大火發生之後不僅拆遷了日本最有名的花街柳巷——吉原遊廓，催生出了江戶時代的警察和消防員，更逼得德川幕府開始思考原有的兩條輸水系統能不能解決特殊情況下的大量用水，能不能深入到各個街區。
而在幾個輸水系統修建的間隙，因為水源地在不同時間水量有大有小，為了在取水河川流量小的時候有足夠水源同時又不影響河流生態，幕府開始命令大名在江戶修建蓄水池，這些蓄水池往往因地制宜，並且一物多用。比如在歌川廣重的浮世繪中有一幅描繪了位於赤坂附近的蓄水池，因為赤坂是低窪的溼地，上游有乾淨的清水谷泉水，下游則是狹窄的河道。因此接到家康指示的淺野家就在兩側修建起堤壩形成了一個蓄水池，它不僅是六大上水系統全部竣工前江戶重要的生活水源，更被作為護城河的一部分納入到了江戶城防系統之中，而在玉川上水竣工後，這個蓄水池還和它相連當做水庫用來調劑多摩川的水量。
歌川廣重畫中的蓄水池
江戶居民的粑粑是寶貴的金坷垃
相比於倫敦對於排洩物的處理主要靠在房子附近挖汙水坑，江戶則要合理多了，1648年第三代將軍德川家光就命令禁止將廢棄物投入下水道，禁止將公廁設置在河邊。此時的倫敦街頭甚至因為公廁的稀少而不用考慮這個問題。1655年，德川家綱規定江戶所有垃圾必須統一送到隅田川河口緊靠江戶灣的永代島處理填埋，這其中大部分工作都是承包商完成的，市民要做的就是將垃圾運到指定的收納點支付相應的轉運費用 。至於排洩物，因為日本是一個把米當做一般等價物的國家，而江戶所在的關東平原又是日本面積最大水網密佈適合種植水稻的地區，同時它還是一個家畜養殖尤其是養豬極不普遍的國度，這就意味大量的稻田缺乏家畜排洩物作為肥料，為了彌補缺口，江戶這座擁有百萬人口的超級城市就在那時成為了周邊農村的肥料補給站。
農民會通過中間商向城鎮居民購買他們的排洩物，並集中放置在化糞池一個月（具體發酵時間根據溫度來定，溫度越高時間越短），發酵後這些粑粑就會成為優秀的氮肥，因此江戶的人並不需要擔心排洩物的清理問題，在在周邊的農戶眼中這可是要搶的金坷垃啊。
無處不在的金坷垃
因為對水源和汙染物的控制，江戶擁有著與日本當時國力不相匹配的城市公共衛生水準，直到1858年以前，江戶並沒有遭遇到大規模的霍亂的襲擊，放大到日本範圍，19世紀20年代世界性的霍亂流行也僅僅是從長崎傳染到了大阪。
那為什麼我們之前說江戶會在倫敦遭遇霍亂的相近時間發生同樣的疫情呢。這是因為發生了一件事。
日本開國後江戶迎來了來自霍亂的問候
在1858年黑船再度來襲，無力的幕府只能選擇和美國簽訂《日美修好通商條約》，其中有一條規定日本增開神奈川、長崎、新潟、兵庫四港及大阪、江戶兩市，並允許美國人到日本國內旅行。
就在條約正式簽訂前，一艘美國船隻來到長崎港，當時船上已經有船員感染霍亂，船隻靠岸以後，霍亂迅速在長崎蔓延，並隨著日本的沿海航線一路向東北方向傳播，最終在七月份影響江戶，這次疫情因為日本醫療手段的落後，造成的影響顯然比四年前倫敦的霍亂更嚴重，倫敦最終死亡616人，而江戶光是在8月初來不及進行火化的屍體就超過600具，因為缺乏準確統計的數據，江戶在這場七月開始出現直到九月才消退的霍亂疫情中的感染人數和死亡人數不好統計，但根據疫情起點，僅有六萬人的長崎就有2.6%的感染率，接近五成的感染人群死亡率來看，人口更密集疫情爆發更劇烈的江戶至少有接近3萬人感染，超過1.3萬人因為霍亂而死。
明明江戶是一座初次造訪的歐美殖民者也會被它的乾淨程度所驚訝的城市，明明它擁有更乾淨的水源，更合理的排洩物處理方案，但江戶卻在和倫敦相近的時間同樣遭到了霍亂的打擊，甚至於江戶的疫情遠較倫敦嚴重。是斯諾的理論不正確嗎？不，這恰恰說明斯諾理論的正確性，因為江戶的醫療條件遠遠落後於英國，其對傳染病的防控更多是根據以往的經驗。
但霍亂本就是一種隨著殖民者的腳步向世界各地傳播的惡性傳染病。相比於倫敦在19世紀前期就經歷過幾次考驗，江戶的經驗少的可憐，我們可以發現在德川幕府時期兩次霍亂疫情最初的病例都發生在長崎，而長崎恰恰是閉關鎖國的日本對外和中國朝鮮荷蘭交流的窗口，第一次霍亂疫情是日本尚未打開國門的時候，疫情從長崎到大阪戛然而止。而第二次霍亂疫情被美國船員帶來時，日本已經被迫開放，感染霍亂的宿主能夠更便捷的到達江戶，小城長崎因為較早開放，擁有更多的西醫資源，但這時的江戶對於霍亂的防疫認知還停留在少吃難以消化的東西階段，這就好比讓小學生的你參加英語專八考試，除了蒙還能有什麼辦法。
另外此時江戶並沒有沖走汙水和排洩物的下水管道系統，大量感染的病人上吐下瀉也就只能往自家的廁所也就是糞坑或者糞桶裡到，疫情劇烈的情況下這些排洩物也不會有農民來收，這時堆積汙染源的廁所本質上和倫敦汙染水泵的糞坑沒有區別。
江戶在德川家康轉封前本就是泥濘的溼地，帶有病菌的糞便數量增加，堆積時間一長也能通過溼軟的土壤對水井系統進行滲透，而且霍亂不僅能通過汙水傳播，它本質上是一種糞口傳播的疾病，不管是你自己還是類似於蒼蠅蟑螂這樣的媒介沾到帶有病菌的糞便後，再接觸你的食物或者眼口鼻都會造成傳染。而且日本的生食習慣也加重了霍亂疫情，因為帶有病菌的糞便汙染水源以後就會影響同一生態系統中的魚蝦，如果這些魚蝦沒有洗淨燒熟食用，也可以造成傳染。
全球化背景下，惡性傳染病是需要全世界一起面對的問題
可以說1858年江戶的霍亂大流行既是因為醫療條件的落後，防疫經驗的不足，也是因為日本特殊的糞處理機制和飲食習慣，但最大的原因近代歐美列強殖民擴張後形成的全球化鏈接，這條鏈接既帶來了科技和文化的交流，也帶來了征服壓迫和肆虐的傳染病，但這中間的利害關係我們可以這麼形容，19世紀中期江戶的水源多摩川乾淨而倫敦的水源泰晤士河汙染嚴重，但不論水面渾濁還是清澈，不論遭遇急彎還是懸崖，它們不會因為中間的崎嶇放棄大海的美好，等到擁抱海洋的那一刻，河流來自哪裡，乾淨與否也就不那麼明顯了。而全球化下的倫敦和江戶也是如此，在更密切的經濟文化聯繫下，無論是先進卻在城市衛生上差強人意的倫敦還是落後卻在城市衛生上更勝一籌的江戶，他們都在同一時間被霍亂這種全球化背景下的傳染病聯繫在了一起，惡性傳染病本就是會隨著社會化交流的密切而加劇影響的存在，在疾病傳染延伸的對面有條象徵人類與其對抗的平行線也在同步延伸，倫敦、江戶乃至其他有人存在的地方都離不開這條線的牽扯，為了眼前的利益拒絕全球化而閉關自守只會因小失大，在崎嶇中前行才是生存的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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