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漢以來，中國學問上之最大發現者有三：一為孔子壁中書，二為汲冢書，三則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處之漢晉木簡、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寫本書卷、內閣大庫之元明以來書籍檔冊。”

——《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王國維

國學大師王國維先生的這段話，說的都是重要的出土文獻。有些屬於近現代考古學的發現，比如殷墟甲骨、西北漢簡。但是在古代同樣有過類似的“考古發現”，一個是孔家壁中書，一個就是我們這裡要說的汲冢書。

什麼是汲冢書呢？我們還得從秦始皇說起。

一· 孔壁書的面世與爭議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天下私藏詩、書、百家語者悉數被燒，僅秦史官所記得以留存，給中國文化造成了無法估量的重創。

至西漢初年，雖然一些儒生通過口授相傳，以漢代通行隸書體復刻了大量儒家經典（即所謂的今文經），但在人們憑藉記憶的多次的轉述中，信息的亡佚自然難免。不同人回憶的內容也難免有所偏差，給當時的學者們造成了不小的困擾。

漢武帝時期，由於魯恭王為了擴大宮室而強行拆毀孔子舊宅，人們在孔子舊宅的牆壁中發現了用戰國文字書寫的儒家典籍（即古文經），應當是秦始皇焚書之前藏入的。這下，除了之前憑藉回憶所記錄下來的金文經典外，又多了一個古文

版本。這個發現一下子引發了今古文不同觀點的爭辯，人們開始渴望找到更多真正的文化根源之書。

二· 汲冢書橫空出世

要說人們發現孔子家壁中書，靠的除了運氣還是運氣，難以效仿，可哪裡還有可能保存著更早的書籍史料呢？對了，古人之墓呀！

我們能想到這個點子，古人也能。漢明帝時，符節令宋元就建議去古墓裡試試：

“臣聞秦昭王與呂不韋好書，皆以書葬。王至尊，不韋久貴，冢皆以黃腸題湊，處地高燥，未壞。臣願發昭王、不韋冢，視未燒《詩》《書》”。

宋元覺得，在秦昭王和呂不韋的墓裡一定用書籍作為陪葬品之一，而且由於他們使用了黃腸題湊，墓裡的保存條件較好，這些書很可能還在，因此他建議皇帝去把這倆大墓給挖了。當然，這事兒沒有辦成。

影視劇中的秦昭王

北宋大臣、文學家夏竦也曾寫道：

“自項羽妾墓中得古文《孝經》”。

我們不知道，北宋人如何確定那個出土《孝經》的墓就是項羽妾的，但是這個記載最起碼說明，墓葬中的文化發現並非孤例。

西晉之時，一個名叫不準（請注意，這位的姓名不念bu zhun，而是fou biao）的盜墓賊在汲郡趁著月黑風高盜挖了一處戰國古墓，墓室裡面一片漆黑，不準又沒有手電筒，只得隨手抓了一把墓中的竹片點燃用來照明，“可惜”他沒有找到想象中的豐厚隨葬品，墓裡發現最多的就反而是些“毫無用處”的有字竹片。

清華簡·戰國

失望之餘，他拿了點好換錢的東西就撤了出去，留下一地狼藉。這件盜墓案居然被記載進了正史當中：

“晉太康二年(281 年) 為盜不準所發，得竹書數十車。”（《晉書·武帝紀》）

三· 汲冢書的整理識讀

很快當地人在墓葬附近發現簡牘殘片，且竹簡上的文字無法識讀（皆用先秦古文字所書），於是這些熱心群眾上報官府，引起朝廷的重視，最後裝了“數十車”運送到都城洛陽。

戰國清華簡上的“蝌蚪文”，實為楚國文字

盜墓賊不準不曉得這批竹簡多麼重要，還好，西晉朝廷知道它們的價值。晉武帝下令由中書監荀勖和他的助手中書令和嶠開始整理這批珍貴的蝌蚪文竹簡（蝌蚪文之稱始於漢末鄭玄、蔡邕，其實就是古篆，在漢人看來筆畫迂曲，像蝌蚪一樣，故稱其為蝌蚪文）。

要知道自秦統一後推行“書同文”以來，已經歷經數百年，古篆已經是死文字了，即使當時的一流學者荀勖、和嶠也不能完全辨識。

於是眾多學者加入研究的隊伍，他們包括：付瓚、衛恆、束皙、張宙、杜預……這些人藉助《三體石經》( 曹魏正始年間所刻的法定標準教科書，用古文、篆書、隸書三種文體所刻，可以相互對照)做工具書，逐字逐句核對翻譯。

三體石經拓片，可以看到一個字用三種字體刻出

好事註定多磨，期間又逢“八王之亂”等政治事件，史書記載：

“時秘書丞衛恆考證汲冢書，未迄而遭難。佐著作郎束皙述而成之，事多證異義。時東萊太守陳留王庭堅難之，亦有證據。皙又釋難，而庭堅已亡。散騎侍郎潘滔謂（王）接曰:‘卿才學理議，足解二子之紛 ，可試論之。’接遂詳其得失。摯虞、謝衡皆博物多聞，鹹以為允當。”

衛恆同志還沒搞完手裡的工作，就不幸遇難。王廷堅同志也早早去了。後來這個任務傳給了王接。就這樣前赴後繼，歷時二十餘年，終於完成了這項龐大艱苦的文化工程。

四· 汲冢書的價值

據史料記載 ，從數十車的“汲冢書”竹簡當中共整理出各類戰國時期的文獻17種：

史書類的《周書》、《國語》和《紀年》十三卷;地理類的《事名》《圖詩》；小說類的《穆天子傳》、《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等，卜筮類的《周易》、《易繇陰陽卦》等，另外還有一些雜類。

其中的《紀年》作為一本逃過秦火的編年體史書，填補了戰國時期列國曆史的空白（晉《乘》、楚《杌》等早期史書都沒能流傳下來），其中許多材料可以和《春秋》、《左傳》等史書對照補充，並修正《史記》當中有關戰國年代的很多錯誤。北魏酈道元著《水經注》時援引此書，冠名“竹書”，後人因此名之為《竹書紀年》

要知道《春秋》是魯國視角的史書，孔子講究“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難免有迴護之處。但《竹書紀年》就寫得直白多了。全書十三篇，按年敘夏、商、週三代紀年，周平王東遷之後，主記晉國事，三家分晉後，又以魏國紀年“至今王二十年”，因此它被判定為魏國史官作的史書。

如今，在汲冢書被發現的地方（今河南省衛輝市孫杏村鎮娘娘廟村一帶）立著一隻高大石碑，上面鐫刻著“魏安釐王之墓”，有人可能會想為什麼叫汲冢，而不叫魏王冢呢？因為缺乏證據，考古界尚不能證明這確為“魏安釐王之墓”，石碑也為後人附會。到底這是魏國哪位國君的墓呢，期待考古學家進一步的調查研究。

汲冢書的出土，充滿了傳奇色彩。但更讓我們感喟的，其實是西晉學者對它堅持不懈的研究，哪怕戰火頻仍，哪怕自身難保，他們也沒有放棄這項工作。汲冢書的簡牘原件早已不存，我們之所以還能夠讀到《竹書紀年》，還能夠領略周穆王和西王母的傳奇故事，全都因為一千多年前這些學者的努力。

北齊《校書圖》，從中或可想象魏晉學者之神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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