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60年代，是人類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歐洲從中世紀裡走出來，科學和理性成為主宰這個世界的主要力量。工業革命不僅影響了人類生產力發展的方向，還極大地重塑了人類文明的底色。

提倡以人為本的文藝復興運動，讓工業文明感召下的平等意識和自由觀念深入人心，將個體的靈魂從之前單調的“黑白灰”蛻變為五彩斑斕的境界。每個人都活得有“奔頭”，他們認為屬於自己的時代即在不遠處。

拓荒時代

在一個破舊立新的時代中，沒有什麼比個人的白手起家的努力更有說服力的了。但是，希望和努力從來就是一對相生相剋的組合體。要希望，就要努力；要自由，就應承擔責任。一個人想要平等，他就應該為自己的“信條”所奮鬥，就應該自覺自願地捨棄掉自己一天24小時的一部分時間，投入到社會價值的生產和創造中。

工業革命時期的社會

當標準化生產、高速率發展的工業文明逐步滲透到普通民眾的家居閣樓之中，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也隨之悄然地發生了變化。那些誕生於自給自足的農耕文明框架之下的小富即安、知足常樂等“小農心態”，逐漸被“一夜暴富”“人定勝天”的豪言壯語所擠下了歷史的舞臺。

一時間，被工業文明所感染的民眾不知不覺地摒棄掉遺留在昨日“採菊東籬下”的悠然，紛紛爭做時代的成功者。越來越多的拓荒者、航海家、探險者在這樣一個時代湧現出來，在有限時間中爭取開拓更多的市場、發掘更多的財富。自此，人類社會的速率開始越走越快，人們為了爭奪有限的時間而變得精神抖擻起來。

這種“自強自立”的強者心態，由經濟、政治、社會漸漸蔓延到文化、藝術領域，共同組成了工業文明社會的時代光譜。翻開工業革命以來的西方哲學、文學和藝術作品，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丹尼爾·笛福的《魯濱遜漂流記》、阿蘭·勒內·勒薩日的《吉爾·布拉斯》、席勒的《威廉·退爾》（劇本），都講述了一個新的社會在激情、變革、奮進過程中的反思或是批判。

工業革命中的文化演進

置身在一個萬事俱新、萬事俱變的時代中，一代德國作家歌德也曾發出感慨：“勇敢中有天賦、力量和魔法。”（德語：Mut hat Genie,Kraft und Zauber in sich.）人類的身體裡流淌著不甘平庸、嚮往成功的血液。對成功和地位的渴求，讓人類的18世紀末和19世紀演變為一個十足的名利場。如上圖所示，工業文明逐漸條理清晰地分野為有形資產和無形財富，每一個門類都隱藏著人類生生不息的野心和慾望。不管是商人、企業主還是作家、藝術家，他們眼裡一分一釐的利益衝突都顯得如此具有誘惑力，成為他們創造一切價值——物質價值和精神價值——的原始動力。

斤斤計較式的功利主義找到了它的市場。人們在做一件事情的時候，更多地會從“投入—產出”這一段關係的平衡中，尋找到最佳的答案。理性主義開始佔據了人們看待世界、實現人生抱負的重要指針。按照盧梭、康德等持有理性主義的哲學家邏輯，一個人應該有一種能力，用來識別和判斷自身行為是否符合這個時代已達成共識的“公共真理”。

解構精神

一個社會越渴望成功，其對個人的要求亦是最苛刻的。作為一種稀缺資源，成功和地位的獲取自然少不了學會算計和經營的生存技能。西方經濟學中，把這種行為所建立的基礎叫做“理性人假設”。它作為一種經濟學中最基本的前提假設，為後人對經濟現象的研究制定了嚴絲合縫的認知框架。

當所有人都理性地活著的時候，這個社會自然是會向前邁進一大截。但是，個人所實實在在獲取的“心靈黑洞”卻不一定因此能得以完好地填補。理性主義讓人可以暫歡於“生之苟且”，卻走不到“詩和遠方”的意境。慾望和剋制往往是此消彼長的關係，當慾望被理性主義無限放大的時候，人生的剋制力卻找不到它得以存在的意義。

置身在工業社會中的個體

在人們都感到迷茫的時候，那些帶有精英觀念的西方智者充當起花花世界的精神領跑者。他們通過藉助批評式的工具來為拼命奔波的肉體和心靈進行鬆綁。

19世紀是一個精英觀念當道的時期，這一時期極其興盛的現實主義文學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及時地捕捉到人們生活中蒼白的困惑，並將其藝術化、嚴肅化、威權化，讓滿眼慾望的社會找到了得以休憩的芳草地。

二戰之後，人類科技又達到一次新的革命週期。但與18世紀中期的技術革命相比，此次科技革命更具有先鋒性和前瞻性。中世紀末的文藝復興運動，在資本主義工商業萌芽的時代背景下蓬勃孕育，人類完成了一次“思想先行，科技為後”的發展歷程。但到了20世紀中葉，這種情況得以重新的顛覆。

人類歷史就是在建構和解構中得以確立的

在剛經歷完一場人類浩劫的戰爭之後，科學技術走在了時代的前沿。無論是重工業技術、通訊技術、生物工程科技，無一不是藉助戰爭的“靈感”而在和平時期獲得“一發而不可收拾”發展契機。“科技先行，思想相隨”的格局，讓二戰後的人類社會以另一種可能性得以轉變。

當人類開始習慣不運用先驗性的思想萌動來詮釋科技的發展，而是適應了憑藉科學技術來定義思想觀念的時候，人類的思想境界就換了另一番模樣，並形成新的“思想啟蒙”階段。科技的發展助推了大眾文化取代精英文化的趨勢，也讓人類思維不再像文藝復興、啟蒙運動那樣具有相對一致的時代主題。異質的、多元的、雜亂的思想觀念層出不窮，質疑、解構、顛覆組成了這一歷史階段的關鍵詞。

減法文化

20世紀60年代，全球進入到以顛覆性、解構性為主要特徵的大眾文化時代。經歷了戰亂的全球，不再奉先人所遵從的禮數為圭臬，他們想在21世紀到來之前，突發奇想一些新的東西。於是，各種流派如野蠻生長的早春迎春花一般，蓬勃發芽。

大眾文化代替了精英觀念，不同的流派藉由科技浪潮的“東風”，藉助大眾媒介中的“技術流”思維完美地實現了廣開言路的大眾文化之景觀。20世紀末，以美國政府以“信息高速公路”為象徵的互聯網革命，讓人類進入到了更為另類的“草根文化”時代。以受眾為中心、以用戶為宗旨的“大眾視角”，奇蹟般地演變為一道當代世界最為濃妝豔抹的色澤。

人們在華納劇院欣賞大眾文化

在人們思想解放的同時，也遭遇各自為政的思想流派之間的分歧和爭論。適當的爭論自然是好的，但當爭論由解決出路為目標轉變成以標榜自我為歸宿的時候，各自不同的主張和思想就構成了人類思想史上的萬千溝壑，人類業已養成的思維習慣分崩離析，生活觀念支離破碎。似乎沒有一個特定主題，可以解釋得清楚這個光怪陸離的世界。

誰都會對一件事物說三道四，但並非誰都可以輕而易舉地把舊東西廢除，再完美無瑕地建構起一個新事物、新體系。解構自然是一種極好的批判意識，但解構之後的建構才是最難的，更需要長期的時間來鑑別。在人類尋找到比功利主義、理性主義更好的“思想真空”前，人性中懶惰的一面開始發揮了作用，時代開始走入“往後退”的快車道。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當人類社會“前”望不見理性主義和精英導向的蹤影，“後”找不到解構主義瓦解之後的社會為何般模樣的“過渡期”時，一種休養生息的“懶人文化”就有了其生根發芽的土壤。

樂享“懶人文化”的職場人

以互聯網科技、人工智能為標誌的科技，在新時代迸發出其光彩奪目的鋒芒。與中世紀末到工業革命之間過渡的時代相比，新世紀的科學技術更加解放人類的四肢和頭腦，讓每個人發自心底本能的訴求都可得到極大的滿足。如果說“地理大發現”、牛頓萬有引力的發現，展現了人類積極有為、開疆拓土的勇敢氣魄的話，那麼人工智能、移動互聯網等高新科技更顯露出人類迴歸自身的時代訴求，他們甘願出讓自己的一部分體力和腦力，以找到勤勞與安逸之間的合理切換。

AI科技

如果以理性主義和精英觀念為標誌的人類社會流行一種“慾望和勤奮”的“加法文化”的話，那麼以後現代主義和解構意識為象徵的當代社會則奉行一種“剋制和懶惰”的“減法文化”。能者多勞、渴求成功的革命性標語不再被思想逐漸獨立起來的民眾所“器重”。“可以躺著就掙到的錢，何必要跑著去掙。”這是很多逐漸發達和富裕起來的國家和社會中的民眾，普遍達成一致的新的“信仰”。

高階實力

需要強調的是，“懶實力”之中的“懶”並不是一個和“勤勞”相反的形容詞，而是一個在物慾社會逐漸豐腴起來基礎上的“遞進詞”。也就是說，沒有工業文明時期的積澱、沒有人類社會曾經的奮進，“懶實力”無論如何也是無法建構起來的，這是一個最不容忽視的前提條件。

“不勞而獲”的前提是“綽有餘裕”。如果一個國家還不夠發達，斷然也是沒有“懶”的空間；一個人不夠富裕，也是沒有“懶”的資本。這是再淺顯不過的道理。所以，這又從另一個側面折射出“懶”是一種資格，“懶實力”是一種時代發展到一定階段的“高階實力”。

沒錯，是懶惰而非拼命，逐漸成為了一個國家繁榮昌盛、一個家庭興旺富貴的衡量標準。在過去的時代中，一個人通過自己辛勤的汗水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並逐漸讓他所在國家和社會的財富逐漸增長起來，這本是一件值得褒獎的事情。但如果一個國家中的民眾可以不用興師動眾地拼命而獲得生活中基本的東西，豈不是興旺發達的另一種“更高級”的表現形式嗎？

極光下的露營時光

為了順應“受眾導向”的後現代主義的世界，眾多發達國家的政府都開始比拼其社會福利制度的建構，以為越來越多“覺醒”的烏合之眾以一種“不勞而獲”的幸福感。

硬實力、軟實力、巧實力，這些實力的背後都蘊藏著人類利用現有資源進行支配和消費，並形成一定影響力的“智慧”和能力。硬實力，是利用軍事、經濟、科技等資源形成一種強大國力的過程和努力。有時候，硬實力也可以形容個人利用錢財、消費房產的狀態，其實也是一種對資源消費和支配的狀態。

軟實力，是利用文化、價值觀、輿論營造等資源塑造一國/一人形象和氣質的行為和手段。巧實力，則是建立在硬實力和軟實力基礎之上，所進行的遊說、斡旋、示威、影響等策略方案。其實，這也是一種資源再分配的整合過程。

在新的時代框架下展露其頭角的“懶實力”，與上述“實力”不同。它並不是一種資源的調取和消費，而恰恰是資源的維繫和保護。在“懶實力”的感應下，一個相對發達的國家不再需要將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軍事維繫、經濟擴張或是文化大建設、形象再營建的“大工程”中，它完全可以在維持現有資源的基礎上，巧妙地運營現有社會秩序的運行，同時也在尋求社會個體的一種在相對安穩的社會格局中各種利益和訴求的平衡狀態。

整裝待發

在後現代化的信息社會，人們的思想更趨多元，沒有哪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學說可以完全發揮效用。以“理性人”為支撐的理性主義時代，開始被以“懶人經濟”“懶人文化”的思潮所動搖或取代。人們一方面仍然相信勤勞拼搏的慾望學說，但另一方面也試圖追隨奮鬥之後的“變現”，這種“變現”不再侷限於車子、房子和存款的“老三樣”，而是蛻變為讀書、健身和旅行的“新三件”。

“懶實力”建構的要素有很多，除了逐漸累積起來的相對充裕的物質條件之外，還有個體是否有充足的能力將自身慾望適度轉移到其他領域的自由。“懶實力”驅動下的民眾心態，並不是“好逸惡勞”，不是放棄勞動“坐吃山空”，而是人們內心深處所安放的一種對品質生活的渴求和嚮往。

社會心理中所瀰漫著的“成功學”不似18、19世紀那般得以追捧，人們不再相信物質條件所帶給他們的絕對能量，慾望得到某種程度的剋制和稀釋，這在近些年來流行於一些發達國家的社會心理便可一窺究竟。

這些年，日本學者大前研一（おおまえ·けんいち）提出一個“低慾望社會”的概念。他認為，日本超前於世界各國面臨著“無慾無求”的現實問題，不婚、不生、不買房的年輕人，已經讓日本進入到了一個“胸無大志”的時代。這種瀰漫在日本社會中的“風輕雲淡”的佛系文化，雖然有一些“不求上進”的因子，卻帶動了相關產業和經濟的發展。

根據日本矢野經濟研究所發佈的一份《日本“宅”市場調查》來看，日本的“宅產業”在日本年輕人呈現方興未艾之勢，僅以“宅市場”中的明星偶像市場為例， 2015 年日本偶像市場市場規模較上一年增長 30.7%，達到 1550 億日元，平均每位“追星族”每年為自己的偶像花費約 8 萬日元。

但是這裡的“低慾望”並不是指人類已經沒有慾望。慾望在任何一個社會都是存在的，只是在一個休養生息的時代，人們的慾望不再侷限於物質的積攢，更有可能擴散為精神世界、社交互動、個體體驗等方面的“無形需求”。

“懶實力”中的“實力”更多的不是“權力”層面上的影響力或是強制力，而是文化認同層面的親和力和感召力。這種實力並非像傳統權力那般來源於政治、經濟和文化之間的爭奪和轉移，而是來源於人性當中對於美好事物的依戀和崇敬。

當然和其他概念一樣，“懶實力”也是一個歷史產物，它也會隨著不同社會階段的變化而變化。“懶實力”本身是一個介於理性主義、精英主義和解構主義、後現代思潮之間“妥協的產物”，它是因為鑽了“思想真空”的空子，才在新舊思潮勢均力敵、無法相互取代的歷史階段中誕生而來的。因此，它必然會在社會由“解構到建構”的歷史任務完成之後，被轉化為另外一種思潮或觀念。這反倒更彰顯了其獨特的生命力——在一種模稜兩可的階段中，釋放人類的“惰性”、尋找喘息的空間，養精蓄銳，整裝再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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