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60年代，是人类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欧洲从中世纪里走出来，科学和理性成为主宰这个世界的主要力量。工业革命不仅影响了人类生产力发展的方向，还极大地重塑了人类文明的底色。

提倡以人为本的文艺复兴运动，让工业文明感召下的平等意识和自由观念深入人心，将个体的灵魂从之前单调的“黑白灰”蜕变为五彩斑斓的境界。每个人都活得有“奔头”，他们认为属于自己的时代即在不远处。

拓荒时代

在一个破旧立新的时代中，没有什么比个人的白手起家的努力更有说服力的了。但是，希望和努力从来就是一对相生相克的组合体。要希望，就要努力；要自由，就应承担责任。一个人想要平等，他就应该为自己的“信条”所奋斗，就应该自觉自愿地舍弃掉自己一天24小时的一部分时间，投入到社会价值的生产和创造中。

工业革命时期的社会

当标准化生产、高速率发展的工业文明逐步渗透到普通民众的家居阁楼之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也随之悄然地发生了变化。那些诞生于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框架之下的小富即安、知足常乐等“小农心态”，逐渐被“一夜暴富”“人定胜天”的豪言壮语所挤下了历史的舞台。

一时间，被工业文明所感染的民众不知不觉地摒弃掉遗留在昨日“采菊东篱下”的悠然，纷纷争做时代的成功者。越来越多的拓荒者、航海家、探险者在这样一个时代涌现出来，在有限时间中争取开拓更多的市场、发掘更多的财富。自此，人类社会的速率开始越走越快，人们为了争夺有限的时间而变得精神抖擞起来。

这种“自强自立”的强者心态，由经济、政治、社会渐渐蔓延到文化、艺术领域，共同组成了工业文明社会的时代光谱。翻开工业革命以来的西方哲学、文学和艺术作品，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阿兰·勒内·勒萨日的《吉尔·布拉斯》、席勒的《威廉·退尔》（剧本），都讲述了一个新的社会在激情、变革、奋进过程中的反思或是批判。

工业革命中的文化演进

置身在一个万事俱新、万事俱变的时代中，一代德国作家歌德也曾发出感慨：“勇敢中有天赋、力量和魔法。”（德语：Mut hat Genie,Kraft und Zauber in sich.）人类的身体里流淌着不甘平庸、向往成功的血液。对成功和地位的渴求，让人类的18世纪末和19世纪演变为一个十足的名利场。如上图所示，工业文明逐渐条理清晰地分野为有形资产和无形财富，每一个门类都隐藏着人类生生不息的野心和欲望。不管是商人、企业主还是作家、艺术家，他们眼里一分一厘的利益冲突都显得如此具有诱惑力，成为他们创造一切价值——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的原始动力。

斤斤计较式的功利主义找到了它的市场。人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更多地会从“投入—产出”这一段关系的平衡中，寻找到最佳的答案。理性主义开始占据了人们看待世界、实现人生抱负的重要指针。按照卢梭、康德等持有理性主义的哲学家逻辑，一个人应该有一种能力，用来识别和判断自身行为是否符合这个时代已达成共识的“公共真理”。

解构精神

一个社会越渴望成功，其对个人的要求亦是最苛刻的。作为一种稀缺资源，成功和地位的获取自然少不了学会算计和经营的生存技能。西方经济学中，把这种行为所建立的基础叫做“理性人假设”。它作为一种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前提假设，为后人对经济现象的研究制定了严丝合缝的认知框架。

当所有人都理性地活着的时候，这个社会自然是会向前迈进一大截。但是，个人所实实在在获取的“心灵黑洞”却不一定因此能得以完好地填补。理性主义让人可以暂欢于“生之苟且”，却走不到“诗和远方”的意境。欲望和克制往往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当欲望被理性主义无限放大的时候，人生的克制力却找不到它得以存在的意义。

置身在工业社会中的个体

在人们都感到迷茫的时候，那些带有精英观念的西方智者充当起花花世界的精神领跑者。他们通过借助批评式的工具来为拼命奔波的肉体和心灵进行松绑。

19世纪是一个精英观念当道的时期，这一时期极其兴盛的现实主义文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及时地捕捉到人们生活中苍白的困惑，并将其艺术化、严肃化、威权化，让满眼欲望的社会找到了得以休憩的芳草地。

二战之后，人类科技又达到一次新的革命周期。但与18世纪中期的技术革命相比，此次科技革命更具有先锋性和前瞻性。中世纪末的文艺复兴运动，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萌芽的时代背景下蓬勃孕育，人类完成了一次“思想先行，科技为后”的发展历程。但到了20世纪中叶，这种情况得以重新的颠覆。

人类历史就是在建构和解构中得以确立的

在刚经历完一场人类浩劫的战争之后，科学技术走在了时代的前沿。无论是重工业技术、通讯技术、生物工程科技，无一不是借助战争的“灵感”而在和平时期获得“一发而不可收拾”发展契机。“科技先行，思想相随”的格局，让二战后的人类社会以另一种可能性得以转变。

当人类开始习惯不运用先验性的思想萌动来诠释科技的发展，而是适应了凭借科学技术来定义思想观念的时候，人类的思想境界就换了另一番模样，并形成新的“思想启蒙”阶段。科技的发展助推了大众文化取代精英文化的趋势，也让人类思维不再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那样具有相对一致的时代主题。异质的、多元的、杂乱的思想观念层出不穷，质疑、解构、颠覆组成了这一历史阶段的关键词。

减法文化

20世纪60年代，全球进入到以颠覆性、解构性为主要特征的大众文化时代。经历了战乱的全球，不再奉先人所遵从的礼数为圭臬，他们想在21世纪到来之前，突发奇想一些新的东西。于是，各种流派如野蛮生长的早春迎春花一般，蓬勃发芽。

大众文化代替了精英观念，不同的流派借由科技浪潮的“东风”，借助大众媒介中的“技术流”思维完美地实现了广开言路的大众文化之景观。20世纪末，以美国政府以“信息高速公路”为象征的互联网革命，让人类进入到了更为另类的“草根文化”时代。以受众为中心、以用户为宗旨的“大众视角”，奇迹般地演变为一道当代世界最为浓妆艳抹的色泽。

人们在华纳剧院欣赏大众文化

在人们思想解放的同时，也遭遇各自为政的思想流派之间的分歧和争论。适当的争论自然是好的，但当争论由解决出路为目标转变成以标榜自我为归宿的时候，各自不同的主张和思想就构成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万千沟壑，人类业已养成的思维习惯分崩离析，生活观念支离破碎。似乎没有一个特定主题，可以解释得清楚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

谁都会对一件事物说三道四，但并非谁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旧东西废除，再完美无瑕地建构起一个新事物、新体系。解构自然是一种极好的批判意识，但解构之后的建构才是最难的，更需要长期的时间来鉴别。在人类寻找到比功利主义、理性主义更好的“思想真空”前，人性中懒惰的一面开始发挥了作用，时代开始走入“往后退”的快车道。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当人类社会“前”望不见理性主义和精英导向的踪影，“后”找不到解构主义瓦解之后的社会为何般模样的“过渡期”时，一种休养生息的“懒人文化”就有了其生根发芽的土壤。

乐享“懒人文化”的职场人

以互联网科技、人工智能为标志的科技，在新时代迸发出其光彩夺目的锋芒。与中世纪末到工业革命之间过渡的时代相比，新世纪的科学技术更加解放人类的四肢和头脑，让每个人发自心底本能的诉求都可得到极大的满足。如果说“地理大发现”、牛顿万有引力的发现，展现了人类积极有为、开疆拓土的勇敢气魄的话，那么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等高新科技更显露出人类回归自身的时代诉求，他们甘愿出让自己的一部分体力和脑力，以找到勤劳与安逸之间的合理切换。

AI科技

如果以理性主义和精英观念为标志的人类社会流行一种“欲望和勤奋”的“加法文化”的话，那么以后现代主义和解构意识为象征的当代社会则奉行一种“克制和懒惰”的“减法文化”。能者多劳、渴求成功的革命性标语不再被思想逐渐独立起来的民众所“器重”。“可以躺着就挣到的钱，何必要跑着去挣。”这是很多逐渐发达和富裕起来的国家和社会中的民众，普遍达成一致的新的“信仰”。

高阶实力

需要强调的是，“懒实力”之中的“懒”并不是一个和“勤劳”相反的形容词，而是一个在物欲社会逐渐丰腴起来基础上的“递进词”。也就是说，没有工业文明时期的积淀、没有人类社会曾经的奋进，“懒实力”无论如何也是无法建构起来的，这是一个最不容忽视的前提条件。

“不劳而获”的前提是“绰有余裕”。如果一个国家还不够发达，断然也是没有“懒”的空间；一个人不够富裕，也是没有“懒”的资本。这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所以，这又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懒”是一种资格，“懒实力”是一种时代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高阶实力”。

没错，是懒惰而非拼命，逐渐成为了一个国家繁荣昌盛、一个家庭兴旺富贵的衡量标准。在过去的时代中，一个人通过自己辛勤的汗水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并逐渐让他所在国家和社会的财富逐渐增长起来，这本是一件值得褒奖的事情。但如果一个国家中的民众可以不用兴师动众地拼命而获得生活中基本的东西，岂不是兴旺发达的另一种“更高级”的表现形式吗？

极光下的露营时光

为了顺应“受众导向”的后现代主义的世界，众多发达国家的政府都开始比拼其社会福利制度的建构，以为越来越多“觉醒”的乌合之众以一种“不劳而获”的幸福感。

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这些实力的背后都蕴藏着人类利用现有资源进行支配和消费，并形成一定影响力的“智慧”和能力。硬实力，是利用军事、经济、科技等资源形成一种强大国力的过程和努力。有时候，硬实力也可以形容个人利用钱财、消费房产的状态，其实也是一种对资源消费和支配的状态。

软实力，是利用文化、价值观、舆论营造等资源塑造一国/一人形象和气质的行为和手段。巧实力，则是建立在硬实力和软实力基础之上，所进行的游说、斡旋、示威、影响等策略方案。其实，这也是一种资源再分配的整合过程。

在新的时代框架下展露其头角的“懒实力”，与上述“实力”不同。它并不是一种资源的调取和消费，而恰恰是资源的维系和保护。在“懒实力”的感应下，一个相对发达的国家不再需要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军事维系、经济扩张或是文化大建设、形象再营建的“大工程”中，它完全可以在维持现有资源的基础上，巧妙地运营现有社会秩序的运行，同时也在寻求社会个体的一种在相对安稳的社会格局中各种利益和诉求的平衡状态。

整装待发

在后现代化的信息社会，人们的思想更趋多元，没有哪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说可以完全发挥效用。以“理性人”为支撑的理性主义时代，开始被以“懒人经济”“懒人文化”的思潮所动摇或取代。人们一方面仍然相信勤劳拼搏的欲望学说，但另一方面也试图追随奋斗之后的“变现”，这种“变现”不再局限于车子、房子和存款的“老三样”，而是蜕变为读书、健身和旅行的“新三件”。

“懒实力”建构的要素有很多，除了逐渐累积起来的相对充裕的物质条件之外，还有个体是否有充足的能力将自身欲望适度转移到其他领域的自由。“懒实力”驱动下的民众心态，并不是“好逸恶劳”，不是放弃劳动“坐吃山空”，而是人们内心深处所安放的一种对品质生活的渴求和向往。

社会心理中所弥漫着的“成功学”不似18、19世纪那般得以追捧，人们不再相信物质条件所带给他们的绝对能量，欲望得到某种程度的克制和稀释，这在近些年来流行于一些发达国家的社会心理便可一窥究竟。

这些年，日本学者大前研一（おおまえ·けんいち）提出一个“低欲望社会”的概念。他认为，日本超前于世界各国面临着“无欲无求”的现实问题，不婚、不生、不买房的年轻人，已经让日本进入到了一个“胸无大志”的时代。这种弥漫在日本社会中的“风轻云淡”的佛系文化，虽然有一些“不求上进”的因子，却带动了相关产业和经济的发展。

根据日本矢野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一份《日本“宅”市场调查》来看，日本的“宅产业”在日本年轻人呈现方兴未艾之势，仅以“宅市场”中的明星偶像市场为例， 2015 年日本偶像市场市场规模较上一年增长 30.7%，达到 1550 亿日元，平均每位“追星族”每年为自己的偶像花费约 8 万日元。

但是这里的“低欲望”并不是指人类已经没有欲望。欲望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存在的，只是在一个休养生息的时代，人们的欲望不再局限于物质的积攒，更有可能扩散为精神世界、社交互动、个体体验等方面的“无形需求”。

“懒实力”中的“实力”更多的不是“权力”层面上的影响力或是强制力，而是文化认同层面的亲和力和感召力。这种实力并非像传统权力那般来源于政治、经济和文化之间的争夺和转移，而是来源于人性当中对于美好事物的依恋和崇敬。

当然和其他概念一样，“懒实力”也是一个历史产物，它也会随着不同社会阶段的变化而变化。“懒实力”本身是一个介于理性主义、精英主义和解构主义、后现代思潮之间“妥协的产物”，它是因为钻了“思想真空”的空子，才在新旧思潮势均力敌、无法相互取代的历史阶段中诞生而来的。因此，它必然会在社会由“解构到建构”的历史任务完成之后，被转化为另外一种思潮或观念。这反倒更彰显了其独特的生命力——在一种模棱两可的阶段中，释放人类的“惰性”、寻找喘息的空间，养精蓄锐，整装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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