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个儿》：列宁格勒战后的虚妄新生
文 | 卫叔
评委点评：
巴尔戈夫作为电影节上的俄罗斯作者新星，属于他的批评与理论文字正在逐步搭建立起，然而对《狭隘》的解读似乎走向了某种个人情愿的“死胡同”，本文从导演这部诡异而动人的新作《高个儿》入手，重新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机会，再次面对这位有着强烈“地盘”意识和寓言精神且享有艳丽却哀伤的影像呼吸的青年才俊，系统而全面，让我们回味起他的上一部电影，也期待起他的下一部电影。（文森特九六）
伊娅是台破损的机器。头部机械性抽搐，喉部发出故障的声音。
影片始于对这台笨重机器的凝视，列宁格勒战后的某个冬天，缺油的齿轮开始转动。
在二战中患有脑损伤的伊娅，身体伴有痉挛的后遗症。她独自抚养着前线战友玛莎的儿子巴莎，在某次抽搐发病时却意外酿成了巴莎的死亡。失去生育能力的战友玛莎前线归来，得知这个消息后，陷入了让伊娅再为她生个孩子的偏执中。而此时的苏联，也迫切等待着艰难的新生。
《高个儿》（2019)
巴拉戈夫作为这部影片的导演，对整部电影的语言有着近乎天才的掌控力。电影呈现出同他上一部作品《狭隘》如出一辙的撞色，鲜明的画面与置景下，搭配的却是几乎为零的配乐与放大到近乎畸形的细微声音。高对比度色块堆叠呈现的画面下，常搭配着人物喉部破碎的咯吱声、吞咽口水的声音、被刻意放大的单词爆破音。巴拉戈夫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影片中的土黄色-红色代表了创伤与死亡，绿色代表了生命①。”环境光营造土黄色的氛围；医院的走廊满是红色，尼古拉医生的办公室却是绿色；片中的两个女主更是在出场时就分别穿了标志性颜色的衣服：伊娅是绿色，玛莎是红色。伊娅则成了全片新生的寄托，尼古拉医生办公室中绿色的墙壁也暗示着他其后参与的新生，而玛莎在冲突场面中不断流出的鼻血也成了创伤的外化。
影片的灵感部分来自于《战争中没有女性》一书，于是，片中对于性别的着墨便成了不可忽视的部分。红色时期的玛莎代表着女性身份的丢失，她是被战争抹去性别的武器，女性身份如子宫一样，在战争与堕胎中一次次受损直至切除。女澡堂那场戏，本该体现坦诚而原始的母性，却在玛莎子宫手术的那道疤出现时变得触目惊心。直至影片中她唯一一场重拾女性身份的戏——她穿着裁缝的绿裙子转圈，她的意识中女性的部分才被重新唤起。
《高个儿》（2019)
影片接近尾声的时候，两位女主角的代表色产生了交融，外化的是交缠与亲吻中两人身上沾满的绿色油漆，内化的是死亡与生命在她们对未来的矛盾选择中挣扎。片尾更是进行了色彩的置换，伊娅穿着红色的毛衣出现，重复念叨着那句“我这里是空的”。她作为拥有子宫的女性，却在玛莎期盼的新生中缺席。
而战争剥夺的又何止是女性身份，男性身份、肢体、甚至是狗，在战争的洗劫中都难以存续。瘫痪的斯焦巴失去了作为男性作为父亲的机会，断肢的士兵在医院中模仿振翅的鸟。他们问着巴莎：“你知道狗吗？”而长期在战后环境长大的巴莎，又怎可能知道这个在战争中已经被作为救急物资屠宰的物种。只有这些东西存在的地方，似乎才没有战争的痕迹，正如影片中唯一一个高阶层家庭——玛莎男友莎莎的家里，才有狗的出现。而玛莎却只有带给儿子巴莎的狗布偶。
《高个儿》（2019)
通过对这些人物的聚焦，不难看出巴拉戈夫是个擅长做减法的人，他描绘的战后世界几乎都着墨于人的身上。他将大量镜头放置于室内，隔绝大部分以战后创伤为题材的电影中常出现的断壁残垣，哪怕外景也几乎执着于车厢内的拍摄。影片甚至减去了对整体空间的阐述与对画面暗部细节的交代，在保有长镜头的基础上将调度做到最小，将明暗对比拉大，人物浸润着浑浊的室内暖色光，只表演着相对寡言的对手戏。这样的聚焦与音效上的减法相得益彰，仿佛是一个由身心残缺的人们所堆砌而成的内部废墟，形成了一个极具对冲意味的负面环境。微观视角下的战后世界，从骇人的声音到人物或多变或迟缓的情绪，都展现着在死亡笼罩下，战后世界的无望与诡谲。
正如所有拥有明显国籍属性的电影，《高个儿》中的物候无疑是苏联独有的寒冬，影片在风雪与层层外套的裹挟中呈现出某种笨重的质感。影片的名字“高个儿”，俄语中的另一层意思是“笨拙”，再加上海报中失语的主体，无一不指向女主角伊娅。她异于常人的高大体型、拖坠的帽子、行动不便的外套与筒靴，都加重了整部电影的笨重感。毋宁说伊娅是战后苏联的投射——迟缓，带着显而易见的故障与伤疤，一台失修的国家机器。而片中不时出现的以上帝视角描绘的沐浴、性爱甚至死亡，也加深了战争作为悲剧内核的宿命感。
《高个儿》（2019)
影片止于两个女人对虚妄新生的拥抱。玛莎抱住体内空荡无物的伊娅，苏联也仍怀抱期望，鼓励孕妇们给自己战后贫瘠的土地带来新生。然而圣子已死，新生未至，苏联也早已在上世纪末就解体了。
閱讀更多 深焦DeepFocus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