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东亚因为经济快速发展而在世界上炙手可热，"儒家价值观"因此而享誉世界。在对东亚经济的高速发展（世界银行称之为"奇迹"）作解释时，许多专家、政府高官甚至普通人都认为文化起了关键作用。
文化决定发展？
看看吧，自二战结束以来，这么多第三世界国家在千方百计地摆脱贫困，却只有东亚国家获得了成功，最为典型的是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亚洲四小龙。
新加坡推动经济发展的著名元老—李光耀也因此成了世界级名人，而他同时所提出的一个著名观点就是，文化传统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潜力，东亚的发展是因为独一无二的儒家文化传统渗透进了亚洲社会，其文化所特有的重节俭、重秩序等特点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
这一观点影响了世界上很多人，包括许多学者，尤其是1993年写出了著名的《部落文化》一书的约尔·考特金（Joel Kothin）也认为，文化传统决定国家发展的潜力，如果想在现代世界获得经济上的成功，你就得是犹太人，印度人，尤其要是中国人。
必须承认，一开始我觉得这个理论很吸引人，因为我是中国人。但随后我就产生了疑问：如果文化传统是经济能否成功的关键的话，那么为什么印度在1947年独立后的40年里经济一直不景气，只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才开始进行快速增长？而且，为什么印度以往几百年里经济都很不景气？中国也是如此，中国经济在近代以来一个世纪里一直徘徊在低谷，只是在40年前才有所振作。
近代中国经济
如果像李光耀所说，发展经济只需要有儒家文化传统就行，那么最具有儒家文化传统的近代中国却又何以长期落后呢？再说犹太人吧，虽然犹太人在许多国家都发展得很好，但犹太人集中的以色列经济一向很混乱，只到近年来才有所改观。（相关数据可参考联合国《年度发展报告》）
其实，只要仔细分析亚洲国家经济近几十年来所获得的经济发展，不管是先前所谓的亚洲四小龙还是四小虎，不管是后来经济崭露头角的中国、印度，它们经济发展成绩在发展中国家中固然显得十分突出，但是，导致它们发展的原因并不在于复杂的文化作用，而在于相对简单的政府具体政策的调整。
改革开放使中国迅速发展
这种调整，主要包括缔造了更适应市场的体制、更加开放的外部经济联系。今天，中国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成果比印度更引人注目，这主要与中国的改革步伐有关，而并不是因为儒家文化比印度文化更优越，更能推进经济发展。
关于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比较也很能说明问题。虽然新加坡的中国文化色彩比马来西亚要强一些，但两国在文化上并没有很大的差异，而且两国地域相邻，经济文化交流频繁。20世纪60-80年代，新加坡获得了高速的发展，但马来西亚经济并未获得大的起色。当时两国最大的区别在于，新加坡有一个高效的政府，推行的是明智的经济政策，而马来西亚却为不稳定的政局和不良的经济政策所困。
新加坡上世纪末成为发达国家
因此，其实使新加坡获得经济发展的是成功的政治经济政策，并不是所谓的文化。最简单的证据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马来西亚照搬了新加坡模式，经济也获得了很大成功，成为四小虎之一。
综上所述，任何国家经济所获得的发展或失败，都会促使人们本能地去考察国家发展成功或失败的原因。而人们在考察成功或失败的原因是，总是不满足于或不相信一些比较易于采取行动、或能够直接发挥作用的因素，而更愿意相信一些更复杂、看起来更为深刻的理由，而文化传统就是这样的因素。
这首先是因为文化传统是长期历史积累形成的，人们本能地认为它对政治、经济、社会具有根本性影响；其次，文化传统又是非常复杂的因素，我们任何人都可以从中找到支持某种观点所需要的东西。（不是这样吗？今天，我们在讲到几乎任何现代技术、现代思想时，我们总能在我们的文化中找到某些似是而非的历史渊源，来证明我们的先人早已想到或做到类似的事情）
文化推动经济发展？
文化决定论，即从文化传统或文明角度出发分析国家政治经济发展、民族的强盛与衰落，并不是从李光耀开始的。一个世纪前，在东亚还处在似乎是根深蒂固、无法改变的贫困之中时，许多学者（最著名的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就认为，是儒家文化抑制了资本主义获得成功所需要的一切属性。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里，韦伯认为，文化精神至关重要。韦伯认为北欧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功与新教主义道德精神密切相关，预言天主教的南欧将难以发展起来，他还把拉美国家经济落后的原因归咎于不稳定的拉丁性格和凡事指望将来会变好的观念。
马克斯·韦伯
韦伯的预言和分析很快为历史发展的活生生事实所击破。真正的事实是，自二战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天主教的南欧发展速度比欧洲新教国家更快。拉美国家中固然存在经济发展成就不明显的国家，但是如何解释智利的情况呢？智利的经济发展并不亚于任何一个亚洲小虎，而且发展得比亚洲小虎更为稳定。当然，最典型的例子还是亚洲国家：过去的四小龙、四小虎以及今天的中国、印度，这些国家的例子都证明了韦伯所谓亚洲文化传统抑制或阻碍经济发展的观点是错误的。
智利近年来成为南美经济表现最好的国家之一
但可笑的是，历史发展的活生生事实本来将韦伯所提出的文化决定论早已推翻，但当上述国家经济发展取得成功时，人们仍然沿着韦伯的文化决定论思路进行分析。比如，当智利取得成功后，人们又把智利的成功归因于另外一套拉丁价值观念：即纽带牢固的家庭、宗教观念和坚强的意志力。当亚洲四小龙、四小虎、中国取得经济发展业绩时，人们又把它归因于这些固有的文化传统：儒家价值观，继续沿着文化决定论的思路前行。
历史如此充满反讽！上世纪90年代东亚经济蓬勃发展，正当人们纷纷根据文化决定论认为儒家文化传统实际上非常有利于推动经济运动的时候，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了，东亚发展势头遭到严重遏制。本来因亚洲经济的迅速发展而担心失去经济中心地位的西方政府和媒体，趁机借东亚正在盛行的经济发展文化决定论对亚洲国家经济体制进行文化贬损（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把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归结为文化缺陷，并更加得意洋洋地宣传西方文化价值在发展中国家经济、政治、社会发展中的普适性。在经济发展挫折面前，一贯的强人李光耀软弱的一面暴露无遗，他不得不承认，儒家文化也有弱点，如任人唯亲、徇私舞弊等，这些因素仍然对经济发展有着强大的不利影响。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
李光耀的自我反省和勇于承认错误似乎值得称道，可惜他仍未走出文化决定论的思路，仍把经济发展归因于看似更具根本性的文化传统问题，仍未能走出韦伯所制造的误区，仍然在无用的反省中重复着同一个错误。
真正的答案是，文化传统固然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具有长期的、基础性的影响，但一个国家进步发展的更为直接、更为强大的动力却来自于合理的政策和有效的行动。正如文化程度对一个人的发展具有基础性的影响，但一个人所取得的成就却来自于决心、策略、行动、机遇等更为具体的因素上。
当然，上述观点并不是说文化因素可以忽略不计，相反，文化的作用非常重要。文化体现了一个民族的历史经验，它蕴含在制度之中，决定了这个民族对世界的态度和期望。但是，如前所述，文化传统是非常复杂的因素，在其中可以找到你所需要的任何东西。如果你想在儒家文化中寻找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特征，那是现存的。如果你想寻找盲目服从、任人唯亲的倾向，你同样不会失望。而且，只要仔细观察，大多数文化都具有这些特征。所以，国家发展的任何成就或失败，都可以在文化中寻找到合适的依据或借口，但这种相互矛盾、难以区别的依据和借口是无法解决国家发展面临的真正问题的。
文化的影响是复杂多重的
更为重要的是，文化传统是会变的。德国在1939年的文化内涵与1959年相比，虽然仅隔了20年，却有很大的不同。欧洲曾经是民族主义的中心，现在却到了后民族主义时代，许多国家都愿意把权力交给超国家的机构，这种行为是现阶段的中国、美国等国难以想象的。美国曾经是个信奉孤立主义思想的共和国，非常怀疑常备军的作用，如今却是个驻军布满全球的世界霸主。汉唐时期中国并没有女子缠脚的传统，但宋明以后女子缠脚却被认为是天经地义。清朝以前中国人谁愿在头上拖着长长的辫子？但辛亥革命后倡导剪辫子却有很多人舍不得。30年前中国人还都是落后的农民，现在却成了精明的商人…（例子太多，不再详列）。所以，经济危机、战争、政策甚至领导风格——这些都是改变文化甚至决定文化走向的因素，而不是相反，由文化决定前述一切。
文化也是不断演变的
不能否认，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所提出的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进行文化根源的创新分析为我们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思路，其因此而获得的巨大学术名望恰如其分。但是，这种研究思路，实际上也为某些势力提供了政治利用价值。比如，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它可以根据文化决定论提出其经济富裕和发达源于其特有的文化价值传统，从而为其掩盖早期血腥的殖民掠夺提供有力的借口；而对落后国家的统治者来说，文化决定论又使其可以把国家的经济贫困、社会停滞归结为文化传统的影响，甚至将文化传统作为其对经济无能、社会僵化而不思改变的挡箭牌。
在西方发达国家，时不时捡起文化决定论为政治真实意图掩护更是政治家及战略家们的拿手好戏。最为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它把国际政治斗争和冲突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文明的差异，并试图把美苏冷战对抗由阶级利益、国家利益的斗争模糊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可惜，很多中国学者在批驳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同时，却在自身的学术研究中，不自觉地又重新拿起了文化决定论这个工具，从而变相地为文明冲突论提供佐证。
鼓吹“文化决定”“文明冲突”的亨廷顿
今天，西方发达世界的文化决定论仍在延续，这种理论和实践已在欧美国家对非西方国家的各种歧视政策中得到充分体现。
但是，我相信，假以时日，历史会象上次一样，再次把各种文化决定论的新版本驳得体无完肤。
最后，可能有人会问，既然文化决定论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危险的，那么，分析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与进步，真正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呢？或者说从什么角度出发展开对国家、社会发展的研究和分析呢？个人认为，还得回到马克思所倡导的生产力、经济基础这个观点上来。即研究经济发展的根本或决定性因素在于政策对生产力的制约或解放，研究政治进步的根本或决定性因素在于政策对于利益的维护或调整，这才是根本，才是决定性的因素。
马克思：解放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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