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12月2日 觀察者網
曾經推動中日關係進入蜜月期的那位日本首相去世了。
根據《朝日新聞》29日報道，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於當天早晨去世，享年101歲。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當天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我接到訃告的時候，感到萬分悲痛。我與全體國民一道衷心哀悼。”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則給予了中曾根高度的評價，“為推動中日關係發展做出重要貢獻，我們謹對他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向他的家屬表達誠摯慰問。”對於今天的中國年輕人來說，“中曾根康弘”可能是個有些陌生的名字，但對於經歷了上世紀80年代中日蜜月期的人來說，他是一個重要的符號。
中曾根康弘於1918年5月出生在日本群馬縣的一個富裕的木材家庭，母親姓中村，是一個基督教會學校培養出來的知識女性，對他有很大的影響。1941年，中曾根從東京大學法學部畢業，進入日本內務省工作。日本戰敗投降後，中曾根於1947年當選眾議院議員，由此開啟了長達56年7個月的眾議院議員生涯。1959年，中曾根作為岸信介政權的科學技術廳長官首次進入內閣，此後又先後擔任過運輸大臣、防衛廳長官、通產大臣等職務。1982年11月，時任首相鈴木幸善下臺後，時年64歲的中曾根成為第71屆日本首相，並且還成為了戰後日本任期第5長的首相，共1806天。
年輕時候的中曾根康弘（圖/時事通訊社）
值得注意的是，中曾根與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同年同月生，兩人都是平民出生，並最終問鼎首相寶座。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夕，正是當時中曾根的積極鼓勵才使得田中堅定了與中國復交的決心。然而，按照《戰後 日本的首相》一書作者中野明的話說，中曾根與田中既不是犬猿之仲，但也絕非魚水之交，反而更多的是相互利用。比如，在1972年田中角榮與福田赳夫競爭自民黨總裁的時候，中曾根就沒有支持同為群馬縣出身的福田，而是選擇支持田中。1982年，中曾根能夠成為日本首相，也是得益於田中角榮派系的大力支持，也難怪當時的民眾揶揄其為“田中曾根內閣”。
正是由於中曾根康弘的政治立場經常搖擺不定，所以在日本政壇中也有著“風見雞”（即牆頭草）的外號。比如，在佐藤榮作（1901-1975）擔任首相期間，中曾根曾是自民黨內“反佐藤”勢力急先鋒，但令人愕然的是，中曾根卻先後在佐藤政權內擔任運輸大臣和防衛廳長官。不過，對於這樣的外號，中曾根本人倒是不介意，他經常說“知道風向是駕駛艦船的第一步”，而這樣的實用主義原則在日後的中曾根外交中有著充分的體現。
中曾根康弘在擔任首相期間（1982-1987），在內政和外交領域均有建樹，且對此後的日本政壇有著不小的影響，但更被後人關注討論的顯然還是其在外交領域的成果，特別是中曾根政權時期的日美關係和中日關係均保持穩定，這是比較難得的。
在內政方面，中曾根積極主張修改《日本國憲法》，在保留憲法第9條的同時，主張把國防軍寫入憲法中。今天，安倍晉三的修憲思路其實與中曾根有幾分相似。在中曾根擔任首相的1980年代，正是“日本第一”響徹西方世界的時代（傅高義的《日本第一》出版於1979年，此後引起西方世界對日本的更廣泛關注），經濟的崛起使得日本開始謀求成為世界政治大國，所以其上臺後的就率先解除了日本對美國的武器技術供給限制，此後又取消了日本防衛預算佔GNP1%的限制，而時下日本每年都有所上漲的防衛預算可以說源自中曾根政權時期。中曾根還是戰後日本第一位參拜靖國神社的首相，此後參拜過靖國神社的小泉純一郎和安倍晉三，或多或少受到了中曾根的行為影響。
在外交方面，中曾根政權時期的日美關係並不能完全稱之為“蜜月期”。在1982年11月成為首相後，中曾根於翌年1月18-19日訪問美國，並與時任美國總統里根舉行日美首腦會談。在此次訪美期間，中曾根向里根表示，“日美兩國是命運共同體，日本列島可以起到不沉的航母的作用，日本積極支持和配合美國在亞洲的戰略部署。”儘管中曾根的“不沉的航母”言論在日本國內引來巨大爭議，但卻拉近了他與里根之間的關係。根據當時擔任中曾根秘書長的長谷川和年回憶，1月19日早晨，在里根總統夫婦款待中曾根的早餐會上，里根對中曾根說，“從此以後，請叫我Ronald，而我叫你康吧”。這就是在日美政界成為佳話的“中里根”關係的由來。後來，在里根訪問日本期間，中曾根還曾邀請里根夫婦前往他的私人別墅，由此可見兩位領導人的關係之親密。
中曾根康弘與里根（圖/首相官邸網站）
正是基於“不沉的航母”表態，以及中曾根在對美武器技術出口、擴大防衛預算方面的舉措，再加上其與里根良好的私人關係，使得中曾根政權時期的日美軍事同盟關係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作為硬幣的另一面，中曾根政權時期，也是日美經貿摩擦最為激烈、美國輿論對日本最為負面的時期。
上世紀80年代前期，日美之間最大的貿易問題就是汽車貿易摩擦。由於當時美國汽車耗油量多、車體大，所以使得日本節能小型汽車在美國市場急速擴張，這也就導致美國汽車行業發展陷入了困境。1980年6月，全美汽車工會向國際貿易委員會提起訴訟，要求對日本汽車的進口進行限制。雖然國際貿易委員會撤銷了全美汽車工會的訴訟，但事態還是發展成了牽扯美國國會的政治問題，這也就使得奉行自由貿易政策的里根政權也不得不採取措施。
除了日本汽車進口外，當時美國對日本的進口市場也不滿意，要求日本放寬對美國商品的准入門檻。從1985年1月開始，美國政府在通信設備、電子技術、木材和醫療器械這4個方面與日本進行談判，要求日本開放國內市場。與此同時，美國還在輿論層面對日本施壓，將美國商品難以進入日本通信設備等作為日本封閉市場的證據進行抨擊。
1985年，日本與美國等簽署《廣場協議》，當時日方代表是中曾根內閣財務大臣竹下登（右一）。在中曾根下臺後，竹下登成為首相。（圖/日本經濟新聞社）
此外，對日本經濟產生重要影響的“廣場協定”也正是在中曾根政權時期簽署的。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美國財政赤字急劇擴大，對外貿易逆差大幅增長。當時，里根政府希望通過美元貶值來增加出口競爭力，以此改善美國國際收支不平衡狀況。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中曾根政權被迫與美國簽署了著名的“廣場協定”，通過日元升值的方式來誘導美元貶值，以解決美國鉅額貿易赤字問題。後來的結果想必大家都十分清楚，日本經濟因“廣場協議”迎來了短暫的泡沫繁榮，隨後由於房地產經濟的破滅造成日本經濟長期停滯。因此，在筆者看來，中曾根政權時期的日美關係，並不是完整的蜜月關係，日美兩國在軍事安保領域確實穩定，但與此同時在經貿領域，日本則不得不做出讓步，並承受著美國巨大的壓力。
中日關係之所以能在上世紀80年代進入蜜月期，這與中曾根康弘的個人推動是分不開的。儘管當時中日關係曾因歷史教科書問題和靖國神社問題而一度遇冷，但中曾根卻能夠從大局出發，避免了中日關係走低遇冷的風險。比如，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以首相身份參拜靖國神社後，立刻引來了中韓等亞洲國家的抗議。在接到胡耀邦的抗議信後，中曾根感到非常懊悔，並親筆寫信給胡耀邦，就參拜問題進行解釋、致歉，並表示不會再去參拜靖國神社。這可以說體現了中曾根作為政治家的成熟，以及他對發展中日關係的重視程度。2001年，中曾根在《正論》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我中止參拜靖國神社的理由》文章，他在文中寫道“我與胡耀邦是好朋友，我不能給他添麻煩。”
1986年，胡耀邦在北京會見中曾根康弘。（圖/共同社）
1984年，中曾根康弘在訪華期間宣佈向中國提供4700億日元的低息貸款。這為中國的現代化事業提供了有力的資金支持。也正是在此次訪華期間，中日兩國達成了3000名日本青年訪華事宜，這為此後的中日關係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當年參加訪華的日本青年中，已經有很多人成為兩國關係的棟樑了。因此，在戰後中日關係史上，中曾根政權可以說發揮了重要作用。
今時今日，中日關係改善勢頭不斷向好，但能否重現上世紀80年代的蜜月期顯然還需要雙方的共同努力。在上世紀80年代中曾根政權結束後，中日關係起起落落，特別是千禧年之後，甚至一度出現擦槍走火的風險。這其中自然有各種因素的影響，但日方領導人能否正確看待中國的發展，能否從大局角度來看待中日關係，顯然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期待日本政治家能夠重溫中曾根康弘的精神，推動新時代中日關係行穩致遠。
本文刊載於12月2日 觀察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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