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對宋江的評價，很大程度與詔安有關係。
不少人認為，是宋江力主的“詔安路線”，斷送了梁山的美好前途。
比如，明末清初的大才子金聖嘆，就明確表示，梁山他最瞧不起兩個人：小偷時遷和黑三宋江，這倆都是“下下人”，猥瑣得很。
再比如，後世有一位老人家，就說《水滸傳》是一本“反面教材”，好就好在投降，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就這樣，850多年前的虛擬人物宋三郎，被勒緊褲腰帶的全國人民痛批得體無完膚。
您看看，詔安這事兒影響多大。今兒我們還真的說道說道。
01
詔安血淚史
說實話，詔安之後，梁山走向一條自我毀滅之路。
朝廷遲遲不兌現“必當重用”（皇帝親口說的）的諾言。108好漢不給編制，也沒有辦公室，幾萬士兵沒有固定營地。為了贏得皇上的信任，宋江等人不得不以南征北戰來突顯自身價值。好漢們熱乎乎的臉，貼向了道君皇帝趙佶肥碩的冷屁股。
髒活累活都甩給他們幹。打遼國，還有那麼一點民族大義；徵方臘（一百二十回本還有徵田虎、王慶），則完全淪為朝廷剷除異己勢力的打手。
而更為悲慘的是，朝廷來了個“以毒攻毒”，在剿滅方臘的同時，順手也把梁山這支人馬給消耗掉了。
出征方臘前，梁山出動了103人（公孫勝回山，金大堅、皇甫端、蕭讓、樂和4人被留在朝廷）。
結束後，死亡69人（戰死59人、病死10人），佔梁山好漢的64%。
隨後，魯智深坐化，武松出家，李俊帶著童威、童猛出海，燕青出走。又少6人。
回到皇城接受封賞的人只有28人（包括安道全，他中途被召回去給皇帝看病），佔26%。
這28人中，後來，宋江、盧俊義、李逵被毒死，吳用、花榮自盡。宋盧吳的死亡，意味著梁山決策層完全覆滅。
剩下的23人中，又有12人返鄉創業做新農人，2人出家當道士。
最後剩下9人為官，再加上金大堅等被朝廷留下的4人，共13人。
這13人分別是：金大堅、皇甫端、蕭讓、樂和、安道全、關勝、黃信、孫立、孫新、顧大嫂、凌振、呼延灼、朱仝。
也就是說，只有這13人勉強實現了宋江的理想“博得個封妻廕子，久後青史上留一個好名”。
這就是詔安的結局。
徵方臘戰死（共59人）
潤州3人:宋萬、焦挺、陶宗旺
常州2人:韓滔、彭玘
宣州3人:鄭天壽、曹正、王定六
蘇州1人:宣贊
常熟1人:施恩
崑山1人:孔亮
杭州:9人郝思文、徐寧、張順、索超、鄧飛、劉唐、鮑旭、侯健、段景住
獨松關3人:周通、張清、董平
德清2人:龔旺、雷橫
烏龍嶺8人:阮小二、孟康、解珍、解寶、馬麟、燕順、郭盛、呂方
睦州4人:王英、扈三娘、李袞、項充
昱嶺關6人:史進、石秀、陳達、李忠、楊春、薛永
歙州7人:歐鵬、張青、丁得孫、單廷珪、魏定國、李雲、石勇
清溪9人:秦明、鬱保四、 孫二孃、鄒淵、杜遷、李立、湯隆、蔡福、阮小五
徵方臘病逝（共10人）楊志、張橫、穆弘、孔明、朱貴、白勝、朱富、林沖、楊雄、時遷
毒斃（共3人） 盧俊義、宋江、李逵
自縊（共2人）吳用、花榮
出家（共4人）：公孫勝、朱武、樊瑞、武松
坐化（共1人）：魯智深
返鄉（共12人）：楊林、裴宣、宋清、穆春、戴宗、阮小七、柴進、李應、杜興、鄒潤、蔡慶、蔣敬
出走（共4人）：燕青、李俊、童威、童猛
朝廷任用（共13人）：金大堅、皇甫端、蕭讓、樂和、安道全、關勝、黃信、孫立、孫新、顧大嫂、凌振、呼延灼(後抗金陣亡)、朱仝
02
假如不被詔安
這個結局，好漢們慘不忍睹，吃瓜群眾痛不欲生。
那麼，如果不詔安，梁山還有多少路可以走？
梁山從王倫，到晁蓋，再到宋江，三代天王，三次創業。從守株待兔、打家劫舍，到攻城略地、兼併山頭，直至對抗中央政府，逐漸成為一股朝廷忌憚的軍事力量。宋江集團是與淮西的王慶、河北的田虎、江南的方臘被列為“四大寇”。
但是，需要說明的是，在四大軍事集團中，宋江是最弱小的一支。
梁山水泊號稱方圓八百里。從王倫，到晁蓋，到宋江，都沒有擴大這塊地盤。從兵馬來說，鼎盛時的梁山不過幾萬人。
而其他三人，田虎佔據五州五十六縣，王慶達到八州八十六縣，方臘佔了八州二十五縣。方臘兵力就達三十萬，戰將不下百人。
不僅如此，其他三人死心塌地要為王為帝，對抗趙家朝廷，制度建設也比較完善。
所以，梁山與其他“三大寇”相比，不是一個重量級的，是世界500強與新三板掛牌的區別。其他三個是政權性質的王國，而梁山自始至終都是一個山寨。
如果當初不以詔安為目標，而是繼續佔山為王。可能會有幾個後果。
一是被周邊軍事勢力消滅或者兼併。
梁山在不同時期，實力不同。王倫時代有七八百人。（柴進在向林沖介紹梁山時說：“三個好漢聚集著七八百小嘍羅。”）略大於桃花山、清風山。
晁蓋主政時期，有三五千人。（宋江在清風寨介紹梁山的時候說：“晁天王聚集著三五千兵馬”。）
宋江入夥以後，不斷擴充，最強盛時大約有幾萬兵馬（有人計算，是七八萬）。
表面光鮮的梁山，實際上一直都面臨著一個嚴峻的問題——錢糧不足。
梁山好漢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大秤分金銀，好像過得很滋潤。但是，員工哪知道老闆的心思，宋老闆寶寶心裡苦。
三打祝家莊，宋江是硬著頭皮做的決策。當時真沒把握。他衝的就是祝家、扈家和李家三莊的錢糧。
甚至，直到盧俊義上山的後期，這個問題仍然存在。108位好漢聚齊，宋江和盧俊義比賽攻打東昌府和東平府，其中有一個原因也是糧草不足。
梁山隊伍越來越大，僅僅靠打劫過往行人和商隊，解決不了吃飯問題。而且他們只抓革命，不搞生產，種田、打魚之類的事情，山寨沒做過。那麼，只能去打劫富裕的村莊，甚至是官府的糧倉。那麼，與周圍各種強勢集團的衝突在所難免。
梁山周圍一直都有強勁的對手。比如祝家莊、曾頭市這樣的宗族武裝，芒碭山這樣的山寨，以及州縣駐軍和地方武裝。三打祝家莊、兩打曾頭市，雖然勝利了，其實都有很大的偶然性。
第二，被朝廷殲滅。
梁山為了營救柴進，攻打高唐州，殺了高太尉的弟弟。這一戰直接引起了中央政府的警覺，招致朝廷的5次大規模圍剿。軍馬之強，頻率之高，前所未有。
呼延灼帶領馬步兵8000；關勝統領15000人；單廷圭、魏定國水火二將帶的人數不明，應該不少於10000人；童貫帶兵10萬人；高俅帶13萬。五次圍剿，滅頂之災。
儘管梁山最後都是贏家，但是，梁山已經成為中央政府眼中的“大患”。若不接受詔安，將來勢必定會遭受更猛烈的軍事打擊。
第三，自封為王或者自立為帝。這一條路大概是很多水滸粉最嚮往的。
如果宋江他們以王慶、田虎、方臘為榜樣，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權。進可以改朝換代，退可以搞獨立王國。各位好漢都為王為侯，豈不是皆大歡喜？用李逵的話，叫做“哥哥便做皇帝，教盧員外做丞相，我們都做大官，殺去東京，奪了鳥位！卻不強似在這裡鳥亂！”。
但是，問題在於，比梁山更強大的田虎、王慶、方臘最終都覆滅了，宋江又拿什麼對抗朝廷。當然，這仨都是梁山剿滅的。可現實是，即便不是宋江，朝廷也會派其他人滅掉他們。
朝廷有這樣的實力。
歷史上，北宋軍隊由禁軍、廂兵、鄉兵和蕃兵組成，以禁兵為主體構成一種中央軍和地方軍、正規軍和非正規軍相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有學者統計，北宋最強大時軍隊達140萬人。
按照小說的說法，禁軍就有80萬，再加上駐在各州縣的軍隊，至少有百萬人。那麼，梁山區區幾萬人，如何與朝廷對抗？
不僅如此，“造反”是殺頭死罪，千百年來都為官方主導的主流文化所不容。如果不是到了極度黑暗、民不聊生的地步，絕大部分老百姓是斷然不會造反的。那些起來“鬧革命”的極少數人最終也會被湮滅。梁山內部有多少人樂意造反，這個還真不好說。
歷史事實也證明，宋徽宗時宋朝還沒到了要滅亡的地步。後來，雖然享國167年的北宋被金國所滅，南宋又存活了152年。南宋也不是滅於老百姓造反，而是蒙古政權。老百姓，只是一個沉默的存在。
所以，梁山其實是沒有多少出路的。即便排除內鬥導致的分裂或者自我滅亡的情況，在規模不大的時候，容易被其他山頭、地方武裝消滅；規模越大，越會招致朝廷軍隊的圍剿；如果要搞獨立，那麼必然會引來中央政府的滅頂之災。
當然，也不排除一種可能性——在規模適度的情況下，既可以對抗周圍各種武裝力量，又不至於招來中央軍隊的圍剿。好漢們持續佔山為王，打家劫舍，危害四鄰，吃肉喝酒。如果幸運的話，大概可以終老在梁山。
然後呢？沒有然後了。
03
詔安路線的意義
下面我們再說一說詔安。
作為一名稱職的領袖，不管是誰做梁山泊主，都必須考慮兄弟們的前途。
當然，如果是王倫這種小肚雞腸、小富即安的小作坊老闆，就不會有轟轟烈烈的水滸故事。我們這些人也就用不著為古人操碎心。王倫的死也告訴我們，山寨越小，越容易被人吃掉。
而宋江是一個具有憂患意識和大格局的人。他對局勢有著清醒的認識。
在他看來，當強盜不是長久之計，更不能是好漢們的夢想。
實際上，當強盜是一件令自己和家族蒙羞的事情。
宋江第一次準備入夥梁山的時候，父親宋太公就把他騙回了家。理由是：“怕你一時被人攛掇落草去了，做個不忠不孝的人”。
雷橫代表宋江邀請落難的朱仝落草，朱仝把老同事雷橫一頓訓斥：“你是甚麼言語！你不想，我為你母老家寒上放了你去，今日你到來陷為不義！”
落草，這種非制度化生存方式，與君不忠、與父不孝、與友不義。當事人面臨的不僅僅是官府的制裁，還有輿論壓力和內心道德的拷問。
提起這話頭，宋公明的心拔涼拔涼滴。
與落草相對的，則是主流社會所推崇的價值觀，用宋江的話，就是生時封妻廕子，死後青史留名。這就是數千年儒家正統思想的“家國天下”情懷，是中國人理想的人生晉級軌跡。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這是一代代中國人的奮鬥理想。
這種價值觀對每個人都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即便是李逵這樣的粗俗莽夫，不也開小差跑到壽張縣，過了一把縣太爺癮。
落草以後，宋江、吳用等人窺見一種可能性，那就是用梁山當籌碼，與朝廷做交易，換取重新回到主流社會並實現“封妻廕子、青史留名”的機會。那就是“詔安”。
應該說，詔安是一面具有極大號召力和正能量的旗幟。
在敵我雙方，詔安是軟化劑和潤滑劑，給雙方一種雙贏的可能性。對於梁山，有望避免來自朝廷的致命打擊。
在隊伍內部，它不僅給大家一種改邪歸正的道義力量，還給大家出人頭地的想象空間。
如果不是以詔安為目標，那麼，呼延灼、關勝、徐寧、索超等一大批降將和他們的投降的正規部隊會不會為梁山賣命，繼續對抗朝廷，也很難說。這些將領和士兵，是梁山鼎盛時期的頂樑柱。如果沒有這些人的支持，梁山能否渡過這5次大劫，都是個問號。
因此，詔安在梁山具備良好的群眾基礎，符合絕大部分人的期望。否則就無法解釋，為什麼除了李逵、武松和魯智深，沒有人公開反對詔安。
而在接受詔安之後，108位頭領齊齊到東京接受皇帝檢閱，沒有一個人離開。甚至在受到朝廷歧視之後，除了公孫勝因為預先約定而離開以外，剩下的人又南征北戰，血灑疆場。
還有一點需要說明，宋江對詔安的理解，並不能簡單等同於“當官發財”。
在上梁山之前，宋江第二次與武松分手的時候，武松提出先落草、再被詔安的設想，宋江表示贊同。宋江對“詔安”的意義做了闡述，原話是：“博得個封妻廕子，久後青史上留一個好名”。
宋江對當官有著明確的價值導向：“久後青史上留一個好名”。那就是說，不但要當好官，還要做出一番事業。只要這樣才可能“青史留名”。
這與高俅、童貫之流貪腐集團有本質的差異。
但是，我們不清楚，宋江是否明白，他們這種帶有儒家理想主義情懷的人，是不會被骯髒黑暗的官場所接受和容納。
在宋江他們看來，國家應該是一個溫暖的大家庭。父慈子孝，兄良弟梯，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大家在一起歡樂地玩耍。
可在皇帝眼裡，他們家是牧主，百姓是牛羊。作為羊倌，你的屁股是坐在我的大腿上。你動不動就天下蒼生，替天行道，是什麼意思？
是時代的悲劇，造就了宋江的悲劇。
施耐庵把整個過程看得一清二楚，但是，也無可奈何。於是，他讓宋江臨死前，一廂情願而又不失悲壯地說了一句：“朝廷虐我千百遍，我待朝廷如初戀”（“今日朝廷賜死無辜，寧可朝廷負我，我忠心不負朝廷。”）
無可奈何，又於心不甘。
於是，施耐庵以“出世”的態度，先是安排柴進等12人棄官返鄉，雖然沒有去找“桃花源”，也總算離開了官場旋渦。
接著，又讓魯智深坐化、武松出家。這一點比陶淵明走得還遠。
招安不濟事（魯智深語），不詔安卻沒機會。這個被皇權綁架的世界，是無助的，無聊的，無解的。不如看破紅塵，永遠離開，徹底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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